论《三国志演义》的儒家伦理思想
《三国志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长篇章回小说，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到清初毛评本《三国志演义》，其故事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演变过程，其思想倾向的形成，则是在南宋以后，这可以从尊蜀汉为三国之正统得以证明。明人《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云：“《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厥后司马文正公修《通鉴》，以曹魏嗣汉为正统，以蜀、吴为僭国，是非颇谬。迨紫阳朱夫子出，作《通鉴纲目》，继《春秋》绝笔，始进蜀汉为正统，吴、魏为僭国，于人心正而大道明，则昭烈绍汉之意，始暴白于天下矣。”[1]毛宗岗完全接受了明人的观点，他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2]两人都提到朱熹的《通鉴纲目》，他对三国故事思想倾向的影响极大。朱熹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建构了庞大的理学体系，强化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其代表性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则为科举考试的钦定标准。三国故事的讲述与三国戏的演出主要盛行于宋、元、明三朝，自然受到朱熹思想的影响。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就是在史书、戏曲和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罗贯中不仅借鉴了三国戏和讲史话本的精彩故事，同时也接受了故事中所蕴含的儒家伦理思想。
庸愚子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从孔夫子作《春秋》说起，“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者，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3]称赞《春秋》的社会功能。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有相同的社会效应：“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茅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4]庸愚子所说的刘备之仁、孔明之忠、关张之义，实际上指出了《三国志演义》人物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伦常观念。
小说主要靠形象说话，它的思想观念往往是通过它精心塑造的正面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三国志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学界尚有争论，这种争论主要反映在对曹操形象的评价上，而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关羽、张飞、诸葛亮等是小说精心塑造的理想的正面人物，大家意见基本一致。而刘备集团的这些正面人物，几乎都是某种道德的化身。
小说开卷第一回便是刘、关、张桃园结义，提出了朋友相处的道德准则即义。义是什么？刘、关、张结义的誓词可以看作对义的通俗的诠释：“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戳！”[5]誓同生死，绝不背叛，是其义的核心。
刘备将兄弟之义看得高于一切。张飞因酗酒而丢了徐州，刘备的家眷也困在府中，张飞见到刘备，拔剑欲刎，刘备一把抱住，说了这样一番话：“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第十五回）兄弟之义重于夫妻之情。后来为关羽报仇，绝不因为糜夫人、孙夫人的关系而原谅其兄弟糜芳和孙权。毛宗岗对此发过一番感慨：“不以殉难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岂肯以不告而归之孙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夺其兄弟之情；而爱兄弟之情，每不如其爱妻子之情。观于先主亦可以风矣。”[6]毛宗岗对刘备的义是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予以肯定的。
刘备的兄弟之义不仅重于夫妻之情，而且高于君臣关系，乃至于西蜀的利益。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占据了益州，形成了与魏、吴鼎立之势。当时的形势是任何两方交战，都会消耗实力，只能有利于第三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东吴为取荆州，杀害了关羽，刘备不顾联吴抗魏的既定战略，决意要为关羽报仇。尤其是在张飞急于为兄长报仇，怒鞭末将范疆、张达，结果为范、张所害，首级献往东吴之后，刘备将二弟之仇均算在东吴身上，复仇之心更切。东吴杀害关羽之后，害怕西蜀兴师问罪，因而将首级献给曹魏，以此来转嫁灾难。曹魏也清楚东吴的用心，于是将关羽的首级以大臣之礼葬之。只等蜀、吴交战，坐收渔翁之利。诸葛亮非常清醒，他这样劝告刘备：“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第七十八回）一向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刘备，为了兄弟之义，执意要出兵。赵云晓之以公私之别：“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第八十一回）忠于献帝的皇叔也不顾汉朝的公仇，亲自率领七十五万大军伐吴复仇，结果被东吴名将陆逊火烧七百里营地，几近全军覆没，随后在忧愤中染病身亡，履行了他誓同生死的诺言。刘备伐吴显然是一次错误的行动，不仅葬送了七十万军队，而且成为西蜀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小说并没有从西蜀得失的角度来谴责刘备，而是从伦理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刘备的义气。
关羽以义著称，被毛宗岗称为一绝。关羽降曹是有违结义初衷的，可小说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使降曹一事不仅无损关羽之义，而且使之成为表现关羽重义如山的重要情节。关羽投降之前有三约：“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第二十五回）毛宗岗于三约有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严男女之别。第三明兄弟之义。”[7]关羽降后，曹操送绫锦及金银器皿，关羽转送二嫂收贮。曹操送美女十人，关羽令伏待二嫂。曹操送异锦战袍，关羽穿于衣底，用旧袍罩之。只有曹操以赤兔马相送，关羽才再拜称谢：“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曹操也不得不承认：“真义士也。”（第二十五回）毛宗岗说：“关羽受袍则内之，受马则拜之，一举一动，处处不忘兄长，何其恩义之笃耶！”[8]后来关羽得知刘备在袁绍军中，立刻写书辞谢曹操，挂印封金，带着二嫂，过五关斩六将，前去与刘备聚会。
刘、关、张结义，并非无原则的生死与共，谁要是背信弃义，则是你死我活。张飞只知关羽降了曹操，不知其中详情，当关羽来古城相聚时，张飞是披挂持矛上马，直奔关羽，挥矛便搠。原因很简单：“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拼个你死我活！”（第二十八回）直到二嫂详述关羽经历的事情，张飞才哭拜关羽，认了兄长。
为了表现刘、关、张的义，小说还谴责了亲兄弟同室操戈的不义行为。袁绍之子袁谭、袁尚，为争夺继承权而闹内讧，均为曹操所败。曹操之子曹丕逼死弟弟曹熊，不容弟弟曹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毛宗岗评曰：“玄德以异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则痛义弟之死，而不顾其养子之恩；一则欲亲弟之亡，而不顾其生母之爱。君子于此，有天伦之感焉。”[9]确如毛氏所言，这些同胞兄弟与刘、关、张结义兄弟形成了鲜明对照。
“义”是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多次出现，其内涵也比较丰富复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尊贤敬长。《中庸》云：“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孟子曰：“敬长，义也。”（《尽心上》）“义之实，从兄是也。”（《离娄上》）后来演化为朋友之间相处的道德标准，即所谓义友。《三国志演义》中刘、关、张结义，实际上体现了这种伦理观念。
刘备与关羽、张飞的结义，可以说是兄弟、朋友关系的楷模，刘备与诸葛亮的相知，则是君臣关系的典范。
刘备是《三国志演义》着力塑造的仁君的典型，小说通过各种人物之口盛赞刘备的仁德，“仁慈之主”、“仁义布于四海”之类的赞语俯拾即是。
“仁”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曾作过多种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0]“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篇第六》）用儒家仁人的标准来衡量刘备，刘备堪称理想的仁君形象。
刘备几千人马，被曹操十万大军跟踪追击，不得不从新野转移樊城，从樊城逃往江陵，身边带着十几万新野百姓，一天只行十余里，情况十分危急。诸葛亮与众将领多次劝告刘备暂弃百姓，快速前进。刘备宁死不从：“举大业必以仁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第四十一回）结果被曹兵追上，杀得只剩百余骑逃生。可谓“爱人”。
刘备得到一匹“的卢”马，据说骑则妨主，原主人张武便为骑此马而亡。徐庶教刘备一种禳法：“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将此马赐之，待妨过了此人，然后乘之，自然无事。”刘备闻言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第三十五回）可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曹操为了得到刘备的谋士徐庶，派人将徐母赚到许昌，招徐归顺。徐庶乃天下奇才，又知刘备军中虚实。孙乾劝刘备苦留徐庶，让曹操斩其母，徐必定报仇攻操。刘备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第三十六回）可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小说为了表现刘备的仁慈，不惜以牺牲其真实性为代价。陶谦三让徐州，刘备三次推辞，在陶死之后才同意权领徐州之事。刘表病危托孤，让刘备入主荆州，刘备不愿夺同宗之地，婉言谢绝。刘备入西川，部下要除掉刘璋，让刘备取而代之，几次机会，均被刘备错过。后来兵临城下，刘璋出城投降，刘备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六十五回）全然不像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军事家，倒像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高人。鲁迅先生批评《三国志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11]是完全正确的。
刘备对诸葛亮是以诚相待，言听计从。为了请诸葛亮出山，刘备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第三次到隆中，还“命卜者揲蓍，选择吉日，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卧龙岗谒孔明。”（第三十七回）毛宗岗于此有批：“斋戒薰沐，昭烈亦以敬神之道敬孔明。”[12]诸葛亮出山后，“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三十八回）以致使结义兄弟为之忌妒。而刘备却说：“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
刘备临终之前，将西蜀大业托付给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八十五回）无论今人怎样揣测刘备当时的真实心理，小说本身还是认为这是刘备告知孔明的“心腹之言”。三顾茅庐与白帝托孤二事，使诸葛亮感激不尽，永志不忘。
君臣关系是一种相互关系。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第三》）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3]正因为刘备对诸葛亮以礼相待，诸葛亮对刘备则以忠回报。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夺取荆、益，联吴抗曹的战略。并按照这一既定战略，参与指挥了赤壁大战，为刘备筹备了与魏、吴抗衡的实力，又夺取了根据地。彝陵战败，刘备病逝，诸葛亮竭力辅佐刘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六出祁山，北伐中原。最后积劳成疾，死于渭南前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之前，为后主做人事安排，雕木像吓退曹军，定锦囊计除掉魏延，何止“死而后已”，真乃死而不已！
毛宗岗曾将诸葛亮与曹操、司马懿作过一番比较：“曹操、司马懿之为相，与诸葛武侯之为相，其总揽朝政相似也，其独握兵权相似也，其神机妙算，为众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则篡，而或则忠者，一则有私，一则无私；一则为子孙计，一则不为子孙计故也。操之临终，必嘱曹丕；懿之临终，必嘱师、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则托之蒋琬、费祎矣；其行大将军事，则付之姜维矣。而诸葛瞻、诸葛尚，曾不与焉。”[14]忠奸、公私在比较中一目了然。
儒家伦理道德是《三国志演义》臧否人物的主要标准，它所肯定的人物，就是道德的化身，它所否定的人物，则是反伦理的典型。董卓废帝专权，为小说所鄙弃，袁术无君称帝，为小说所不齿。曹操是小说塑造的第一反面角色，集不忠、不仁、不义于一身，在伦理方面无一可取之处。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许田打围，曹操讨献帝的宝雕弓、金锴箭射中一鹿，群臣高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第二十回）毛宗岗云：“曹操无君之罪，至许田射鹿而大章明较著矣。”[15]曹操勒死董贵妃、杖杀伏皇后，更是肆无忌惮地欺凌君主，玩献帝于股掌之上，小说谴责奸臣的倾向非常鲜明。曹操临终将大权移交长子曹丕，曹丕索性废帝自立，追认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这并不是曹丕有多大的能耐，而是曹操生前的安排。
刘备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第六十回）这不妨看作小说对两个主要人物的评价，小说就是将曹操与刘备对照来刻画的。曹操不仅奸邪，而且残暴。早年为报杀父之仇，他大肆杀害徐州百姓。疑心父执吕伯奢要害他，他将吕家全部杀掉。曹操总揽朝廷军政大权后，仍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来维护其统治。为了解决兵多粮少的燃眉之急，曹操命令仓官王垕小斛发粮，士兵嗟怨，曹操借王垕之头安定军心。为了清除耿纪、韦晃的同党，曹操将出门救火的三百多人当作“助贼”者斩之。草菅人命，杀戮无辜，与儒家的仁政相去远矣。
曹操爱才，从他对许褚、徐庶、关羽、庞统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小说的出发点并不是从爱才这一点上来肯定他，而是从他网罗人才的手段方面来谴责他的不义。对徐庶，是扣押其老母；对关羽，是用金钱、美女来收买。与刘备的生死与共、以诚相见形成强烈对比。曹操不仁不义，恩将仇报。陈宫于曹操有活命之恩，在董卓通缉曹操时，陈宫不仅不告发曹操，反而弃官随之而去。曹操杀吕伯奢后，陈宫断定曹为不义之人，本来可以杀曹，想到杀之不义，决定弃之。后来陈宫随了吕布，被曹操抓获杀害。毛宗岗批云：“使操而有良心者，念其昔日活我之恩，则竟释之；释之而不降，则竟纵之；纵之而彼又来图我，而又获之，然后听其自杀。此则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而操非其伦也。”[16]曹操获关羽不杀与陈宫获曹操不杀情况类似，关羽在华容道上，不顾孔明处立下的军令状义释曹操。毛宗岗于此有评：“曹操可以释陈宫而不释，关公可以杀曹操而不杀，是关公之仁异于曹操。”[17]曹操的忘恩负义在与关羽的对比中更显突出。
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历史人物刘备、曹操，他们希望统一中国、建立霸业，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差别。就他们对历史的贡献而言，曹操多于刘备。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曹操的品德不及刘备。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对历史人物不作历史的评价，而作道德的评价，将刘备写成仁君，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写成忠臣、义友，将曹操写成纂逆、残暴、忘恩负义的奸臣，歌颂仁、忠、义，谴责暴、奸、利己，体现出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
（本文原题《论伦理小说〈三国演义〉》，刊于《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全文转载，收入本集作了修改）
[1] 朱一玄等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2] 陈曦钟等辑：《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3] 朱一玄等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第232页。
[4] 同上书，第233页。
[5]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6] 陈曦钟等辑：《三国演义会评本》，第1104页。
[7] 同上书，第303页。
[8] 陈曦钟等辑：《三国演义会评本》，第303—304页。
[9] 同上书，第961页。
[10]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12] 陈曦钟等辑：《三国演义会评本》，第470页。
[13] 《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6页。
[14] 陈曦钟等辑：《三国演义会评本》，第1271页。
[15] 同上书，第243页。
[16] 陈曦钟等辑：《三国演义会评本》，第239页。
[17] 同上书，第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