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忠义思想的纵向考察
一
《水浒传》冠以“忠义”二字，是元末明初小说作者所为。明高儒的《百川书志》、晁瑮的《宝文堂目》均著录《忠义水浒传》。原郑振铎先生藏明嘉靖间刊残本题《忠义水浒传》，明容与堂刻本题《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明袁无涯刻本题《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上海图书馆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两张《水浒》残页，中缝标明是《京本忠义传》。从明代早期著录和重要刻本来看，《水浒传》全名应为《忠义水浒传》，忠义思想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重要思想。明末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说：“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1]似乎“忠义”二字系后人所加，而他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从书名中删去“忠义”二字而说原名曰《水浒》，和他将小说斩掉数十回而称贯华堂藏古本仅七十回一样，是金圣叹为反对《水浒》忠义说而伪造的。
忠义思想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便多次论及，不过他是将忠、义作为两个概念来使用的。他所说的忠有两层含义，一是“与人忠”之忠，指人与人之间应遵守的道德。“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3]二是“臣事君以忠”之忠，指臣对君应遵守的道德。“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第二层含义显然是从第一层衍生出来的，也可以包含在第一层中。在孔子看来，君臣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制约的关系。“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5]“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6]臣应该为君服务，但要有一定的原则，不能绝对服从，如果君违背原则，臣可以犯颜直谏。
孟子也是主张忠君的，他说：“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7]他指责杨墨学派：“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8]但他在“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支配下。并不赞成盲目忠君，而是更加强调君臣关系的相对性，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9]
秦汉以后，原来比较宽泛的忠的概念演变成表示臣对君的道德的专用名词，君臣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演变成绝对服从的关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便出现了“三纲”之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为善。”[10]《白虎通》则对“三纲”作了具体解释：“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1]在君臣关系中，君处于主导地位，臣处于服从地位。这种臣服从君的思想，在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朱熹《孟子集注》引李侗语：“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尽事亲之道，其为子职，不见父母之非而已。昔罗仲素语此曰：只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了翁闻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12]罗仲素提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陈瓘（即了翁）据此推衍出，臣也不应见其君有不是处。据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载：“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延平此语全从天性之爱发出……潜室套着说天下无不是底君，则于理一分殊之旨全不分明。”[13]潜室即朱熹的弟子陈埴，他直接道出了“天下无不是底君”。君即真理，臣只能绝对服从。南宋时期还将这种君权思想视为“天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4]“忠者，天理。”[15]秦汉以后，历代皇帝都将忠君思想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工具。
“义”在训诂学上有两个最基本的义项。《说文解字》云：“義，己之威仪也。从我羊。臣铉等曰：此与善同意，故从羊，宜寄切。”[16]《辞源》释“义”从《说文》，亦列有两个基本义项：“一，礼仪，容止。”“二，宜，适宜。合理、适宜的事称义。”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义是指人类行为的道德原则，一个人的行为是合理的、正义的，我们便称之为义。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17]朱熹说：“义者，天理之所宜也。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为，不顾己私。”[18]孟子和朱熹释“义”，强调“正路”和“道理”，就是指人类行为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这一道德原则，有几条最基本的要求：第一，强调精神需要，轻视物质利益，即所谓重义轻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9]首次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这样答梁惠王问：“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20]董仲舒也主张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人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21]程颢也强调义利之辨：“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22]第二，强调尊重他人，包括贤人和兄长。《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23]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4]“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25]后来的结义兄弟、朋友义气等均从这里衍生出来。第三，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即所谓不为不义之事。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26]“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27]孟子这段话所说的“义”，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不取不义之财；二是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董仲舒发挥了孟子的这一观点：“《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者爱人，不在爱我，此其法也”。“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28]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义在自身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
儒家代表人物非常重视义，孔子将义与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孟子将义列为“仁义礼智”四德之一。汉代便将义视为五常，《白虎通·情性篇》云：“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为常，仁义礼智信也。”[29]南宋理学家也将义看作“天理”，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30]
忠义思想经过历代儒学家的宣传，上升到“天理”的地位，并为历代皇帝所利用，成为统治思想。其含义也逐渐固定，逐渐简化，在学者笔下内涵丰富的忠义思想，在实际运用中变得简单、明了。忠就是指臣对君的道德准则，即忠君；义就是指兄弟朋友之间的道德准则，即义友。《水浒》作者的忠义观显然是从儒家那里拿来的，它的基本含义也是忠君义友。阮小五唱过这样一首歌：“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31]宋江曾多次声称：“纵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他们所说的忠，就是对赵宋皇帝的忠。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大都是结义兄弟，平生仗义疏财，最讲义气，被人称为义士。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传》第五十五回有一首诗，是对《水浒》忠义观的最好诠释：“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32]这首诗不见于容与堂本，可能是后人增补，但增补者对《水浒》忠义思想的理解是符合实际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作者也是这样理解《水浒》之忠义：“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33]
二
《水浒传》的作者为了表现忠君思想，在招安、征辽、征方腊三大事件上大做文章。历史上宋江受招安一事，自马泰来先生发现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之后，学术界对此再无疑义。[34]但历史上宋江受招安是不得已而为之。据王偁《东都事略·张叔夜传》记载：“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即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35]《宋史》记载大体相同。宋江是在舟焚兵败、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投降。而《水浒》作者认为招安是表现忠君思想的极好材料，对此事的处理煞费苦心。招安之前，作者便大肆渲染。宋江尚未落草之时，便嘱咐武松撺掇鲁达、杨志投降。上山之后，一有机会便讲招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趁着酒兴吟《满江红》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每次活捉官兵将领，宋江总是亲解其缚，以礼待之，然后便表暂居水泊、专等朝廷招安的忠心。甚至在捉到奸臣高俅时，也是对其纳头便拜，乞求怜悯，让朝廷招安。还先后两次走名妓李师师的后门，向宋徽宗转告宋江等待招安之意。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梁山泊义军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主动投降，非常体面地接受招安，实现了“尽忠”的心愿。
在描述征辽事件时，作者为了表现忠君思想，虚构了一个重要情节。辽兵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也施展招安伎俩，派欧阳侍郎劝说宋江等人投降，并许高官厚禄，连军师吴用也有点动心，宋江说：“军师差矣。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题。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36]这一情节显然是用来与宋朝招安进行对照的。尽管宋朝奸臣专权，皇帝昏庸，宋江等人受招安之后，并未受到重用，而辽人是以高官厚禄来诱惑，宋江还是绝不背叛宋朝，以此来说明宋江受招安是出于忠君思想，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作者对征方腊事件的描写，与史实出入是很大的。据《东都事略·侯蒙传》记载，侯蒙曾上书陈制贼计：“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37]仅为一纸奏书，并未见实施的记载。据《宋史》记载：宣和三年四月，“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七月，“童贯等俘方腊以献。”[38]并无宋江征方腊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宋江曾参与童贯指挥的征方腊行动，即使这一记载属实，宋江也不是征方腊的主力。《水浒》将征方腊一事全系于宋江名下，并且用长达十回的篇幅详尽展示了征剿的全过程，数十位梁山将领在作战时捐躯。作者这样处理就是为了让宋江以功赎罪，通过打别的“强盗”来抵消他反叛朝廷的不良影响，完成从“强盗”到忠臣的转化。征辽回京，朝廷加封宋江为保义郎，卢俊义为宣武郎，吴用等三十四员为正将军，朱武等七十二员为偏将军。征方腊回京，阵亡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这些封号的变化，作者是有深意的。《水浒》通过后期的言行来挽回宋江等人前期不忠的影响，书中并不是仅此一例。小说第三十九回写宋江在浔阳楼乘着酒兴题反诗，声称“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39]为此而下在死牢，差点丢了性命。诗中流露的反叛思想是有悖忠义的。于是小说第七十一回写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也是乘着酒兴，填《满江红》词：“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40]这首词不妨看作宋江题反诗的悔过书。两者的对照关系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不难理解的。
宋江的最后结局，作者甚至将他写成愚忠的形象。他服了朝廷赐的药酒，危在旦夕，首先想到的是李逵可能重新聚义，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于是将李逵招来，让他也服药酒，临死还在表白忠心：“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41]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将这些俗语加在宋江身上，没有一句不合适。宋江死后，才盖棺论定，皇帝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建祠堂，塑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
从小说对招安、征辽、征方腊三大事件的处理和对宋江形象的修正来看，作者要表现忠君思想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应该说，作者也部分地达到了目的，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云：“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42]忠君思想至少得到了部分人的认可。
《水浒》作者在表现忠君主题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宋江起义，北宋历史上实有其事，农民起义就是要推翻当朝皇帝，即《水浒》所说的“十恶不赦的勾当”，与忠君思想是水火不容的。作者以这一史实作题材，尽管吸收了大量前人的创作，虚构了不少情节，却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影响。要将历史上的“强盗”写成小说中的忠臣，反差太大了。
《水浒传》的写定，采用了历代说话、笔记、杂剧创作的成果，那些生动的情节、鲜明的形象，给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我们仍然能从前代作品中找到《水浒》的本事。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作家在利用这些作品时，也对这些作品产生了依赖性，或者说为这些已有的人物和情节所束缚。《水浒》的短篇小说连缀式的结构便是这种依赖性的痕迹。作者既要采用前代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又要强加进前代作品中所并不存在的忠君思想，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水浒》同一题材的前代作品，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大宋宣和遗事》，二是元代水浒戏。从这些作品来看，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忠君的内容。《大宋宣和遗事》，已具备《水浒》的基本框架，主要事件有杨志卖刀杀人落草；晁盖、吴加亮等人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上梁山泊，被推为首领；呼延绰等收捕宋江战败投降；张叔夜招降宋江等人。这些事件很难与忠君思想挂上钩，简单的投降不能被视为忠君。《遗事》也写了征方腊，但是童贯率人至浙征讨，王禀及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并其妻孥兄弟、伪相王侯。仅一笔提及张叔夜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宋江并不是征方腊的主角。《遗事》中出现了“忠义”二字，玄女娘娘所赐天书有一行文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43]这里所说的“忠义”，不能看作忠君，因作品中并没有忠君事件的描述。“殄灭奸邪”便是“广行忠义”的具体行动，宋江等三十六人团圆之后，“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扬、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44]“义”的内容倒是表现得非常丰富，下文详述。在现存六种元代“水浒戏”中，没有一种是表现忠君思想的。《水浒》作者将这些并无忠君内容的素材写进小说中，便与他所要表现的忠君思想发生了冲突，连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第十八回写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身为押司的宋江，冒着死罪给晁盖报信，对此作者有一首赞美诗：“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45]当晚都头朱仝、雷横来提晁盖，故意将其放走，作者又有一首诗：“捕盗如何与盗通，只因仁义动其衷。都头已自开生路，观察焉能建大功。”[46]作者评宋江、朱仝、雷横私放晁盖，均用“仁义”，而不用小说所要表现的主要思想“忠义”，显然作者是意识到了私放“强盗”与忠君思想是不相容的。金圣叹说：“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47]可谓一针见血。小说中悖逆忠君思想的事件不只是私放晁盖一件事，金圣叹列举了宋江不忠的十大罪状，略而言之，有落草为寇，包纳荒秽，浔阳题诗，网落将领，拒杀王师，私制违禁之物等。因而金圣叹认为：“宋江有过人之才，是即诚然。若言其有忠义之心，心心图报朝廷，此实万万不然之事也。”[48]我们不能因为金圣叹反对《水浒》忠义说动机反动而因人废言，他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宋江并不忠君。不过他连“义”也一同否认则不符合小说实际。
《水浒》作者称赞梁山英雄“忠义双全”，而实际上小说所提供的材料说明，忠义不能两全，以义伤忠的事比比皆是。上文所述宋江私放晁盖，显然是义而不是忠的行为。还有，官军名将呼延灼被活捉上梁山，宋江重礼陪话，恳求呼延灼入伙，呼延灼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慕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49]明确地将忠与义对立起来，呼延灼为了朋友义气而背叛了朝廷。
我们设想，如果《水浒传》的作者认识到农民起义与忠君思想的矛盾不可调和，认识到传统水浒题材容不下忠君的主题，认识到忠义不可能两全，不去刻意表现忠君思想，将不至于造成小说主题的矛盾和读者理解的混乱。当然，尽管作者给小说留下了一大遗憾，但由于作者基本忠实地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忠君思想表现得并不成功，因而读者看到的主要还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江湖义气等内容。
三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应该包括忠和义两个方面，而学术界往往只注意到它忠君的一面，甚至将忠义当作偏义复词，把忠义与忠君画上等号，对义友的主题忽略不讲。实际上，在我看来，《水浒》对义的表现远比忠要成功。
《水浒》之义主要表现在梁山泊英雄身上，他们几乎无一不是义士，作者重点描写了他们身上的三个鲜明特点：第一，《水浒》英雄个个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每个英雄出场，均以义许之。第十四回晁盖首次露面，作者这样介绍：“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无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50]宋江出场，小说写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51]其他梁山英雄，大多如此。粗心的李逵，甚至将身上的十两银子送给冒他黑旋风大名拦路打劫的李鬼，原因是相信李鬼打劫是因为无钱养活老母。第二，梁山英雄极富正义感，爱打抱不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少英雄为此而犯命案，被迫浪迹江湖直至上梁山。郑屠欺负金翠莲父女，鲁智深为搭救父女俩，三拳将郑屠打死。殷天锡强占柴皇城的花园，李逵原本是陪同柴进去处理此事，当他看到仗势欺人的殷天锡，一怒之下，将其一顿拳脚打死在地。以上两点，明人便以“桓文仗义”来称赞他们，天海藏《题水浒传叙》云：“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虽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52]第三，水浒英雄之义还表现在讲朋友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为救晁盖等人，宋江冒着死罪去报信；为救宋江，李逵孤身跳楼劫法场；为救时迁，宋江打祝家庄；为救卢俊义，宋江打北京城；为给晁盖报仇，宋江打曾头市。可以说前七十回，梁山泊的军事行动，均与结义兄弟的命运相关。众多兄弟的结义，《水浒传》称这为聚义，第十五回“公孙胜应七星聚义”，便是晁盖、吴用、公孙胜等人联合行动智取生辰纲。第四十回“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是指张顺等九人，晁盖等十七人，加上宋江、戴宗、李逵三人，共二十九人入白龙庙聚会。第五十八回“三山聚义打青州”，就是指二龙山、桃花山、梁山的众多英雄联合攻打青州，最后同归水泊。众多英雄好汉，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讨伐不义，抵抗官军，这也是一种正义的、合理的行为。《水浒传》所写的，从两个朋友结义到几个兄弟小聚义直至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单八将大聚义，梁山事业的发展史，便是一部水浒英雄的聚义史。
《水浒传》如此丰富的义的内容，如此成功地表现了义的主题，主要受惠于同一题材的前代作品。《大宋宣和遗事》中便有大量的义友的形象、仗义的故事。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等十二人搬运花石，“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后因杨志杀人犯罪，十二人便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等八人劫了梁师宝为蔡太师上寿的金珠珍宝，事发，押司宋江星夜到石碣村报信，晁盖等人暮夜逃走，最后上了梁山。这些重要情节，后来都被《水浒传》的作者重新加工，写进了小说中。《遗事》写宋江等三十六人团圆之后，宋江题了四句诗：“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53]这既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结义誓言，又可以看作《遗事》对所写水浒故事的主题的概括。元杂剧中有一部优秀的水浒戏，叫《李逵负荆》，写李逵误认为宋江抢了王林的女儿，大闹梁山泊，要杀了这位结义兄长，表现了李逵疾恶如仇的性格。《水浒传》的作者将这一故事写进了第七十三回。容与堂本于该回回评云：“李大哥真是忠义汉子。他听得宋公明做出这件事来，就要杀他，那里再问仔细？”[54]这里的“忠义”实际上就是“义”，与忠君无涉，评点者用以肯定李逵行为的正义性，即使是结义兄弟，如果他违反原则也决不宽恕。这类前人作品，无疑是《水浒传》写义的主要基础与优越条件。
《水浒传》写义，与题材本身有密切关系。《水浒》写的是英雄传奇，这些绿林好汉大多出自历代艺人、作家的虚构，虚构总是以生活为基础的，“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55]我国古代很早便出现了侠客，司马迁《史记》还为游侠作传，并勾勒出其基本特征：“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56]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57]汉以后，游侠不再为史家所重视，但并不等于生活中不再有侠客存在，历代野史及文学作品中关于侠客的描述从未中断。其特征亦未发生质变，唐李德裕《豪侠论》云：“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58]和司马迁一样，李德裕也强调侠之义气。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游侠，浪迹江湖、赴人厄难，讲义气、守承诺，与水浒英雄性格相似。像鲁智深、李逵等人上梁山之前，我们说他们是游侠也未尚不可。社会上的侠义人物，为《水浒传》写义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当然，《水浒传》在表现义的主题方面并非无可挑剔，作者在处理义与忠、孝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宋江药死李逵事件，宋江和李逵是情同手足的结义兄弟，当宋江饮了朝廷赐的毒药之后，他想到：“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59]于是，他让李逵也服毒酒，中毒身亡。宋江为了自己的忠义清名，亲手将李逵毒死，哪还有半点兄弟情义，完全违背了义的精神。《水浒》第三十五回写宋江带领花荣、秦明等一行九人上梁山，途中遇到石勇寄来宋清的书信，谎称宋太公病故，宋江便扔下兄弟九人，独自回家奔丧去了，弄得花荣等人进退两难。宋江是孝义黑三郎，在孝与义发生冲突时，宋江是取孝而舍义。作者这样处理，维护了宋江作为孝子的形象，却损害了义士的性格。
（原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 金圣叹：《水浒传序二》，《水浒传会评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2]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3] 同上书，第129页。
[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30页。
[5] 同上书，第117页。
[6] 同上书，第153页。
[7]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6页。
[8] 同上书，第155页。
[9] 同上书，第186页。
[10] 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0页。
[11] 转引自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370页。
[12] 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59页。
[13]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1页。
[14]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五，《二程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15] 《二程集》上，第124页。
[16]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7页。
[17]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172页。
[18] 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2页。
[19]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39页。
[20]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1页。
[21] 董仲舒：《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春秋繁露》卷九，第321—322页。
[22] 《二程集》上，第124页。
[23]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本。
[24]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307页。
[25] 同上书，第183页。
[26] 同上书，第316页。
[27] 同上书，第337页。
[28]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春秋繁露》卷八，第306、310、311页。
[29] 班固等撰：《白虎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页。
[30] 朱熹：《答吴斗南》，《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四部丛刊》本。
[3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41页。
[32]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6年版，第694页。
[33] 《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34] 参见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
[35] 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36]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1161页。
[37] 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3页。
[38] 同上书，第33页。
[39]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531页。
[40] 同上书，第983页。
[41] 同上书，第1382页。
[42]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9页。
[43] 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7页。
[44] 同上。
[45]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231页。
[46] 同上书，第236页。
[47] 金圣叹：《水浒传》第十七回回评，《水浒传会评本》上，第325页。
[48] 金圣叹：《水浒传》第五十七回回评，《水浒传会评本》下，第1053页。
[49]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808页。
[50]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174页。
[51] 同上书，第229页。
[52] 天海藏：《题水浒传叙》，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217页。
[53] 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8页。
[54] 《水浒传会评本》上，第1282页。
[55] 《〈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卷首，《水浒传会评本》上，第26页。
[5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1页。
[5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318页。
[58] 李德裕：《豪侠论》，《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
[59]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1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