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

学术思想是一个医家对医学的根本性认识，是对医学的整体把握，也可以说是他系统性的医学观，是渗透和体现在他的医学实践和医学研究全过程中的一种理念，是临证中依循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也是一个医家成熟的标志。我的学术思想除了来源于“家学”的传承外，更多地来源于自己的医疗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德术一体

医乃仁术，是历代医家的共识。我从父亲的身上看到，医德和医术是有机统一在一起，不可分离，相得益彰的。医德修养的纯粹与否，直接关系到医术的高下优劣。我常常告诫徒弟和学生：如果没有高尚的医德修养作为前提基础，没有一种敬重生命、呵护人格的胸襟情怀，你在临床上的思路就打不开，老师给你的经验或点拨，你也接不住，因为你被名缰利锁所羁绊，难以承载济世活人这样一种大气而神圣的职业。可以说，一个人的医德修养直接影响着他医术水平的高度。正如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所说：“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说到底，医德其实是一种道德的心理稳态，如果没有这种心理的稳态，心灵就不会纯净，思维就不会伶俐，医术就不可能精湛，思辨的利斧就难以劈开临床上盘根错节的疑难顽症。心不旁骛，才能业专术精。

几十年来，我始终恪守家风，将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作为座右铭，无论是做一个普通大夫，还是在领导岗位，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身之本，以专心于临床要求自己，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尽职尽责地为患者服务，不论贵贱贫富，一视同仁。为了满足患者的需求，耽误吃饭，带病出诊，推迟下班，已经习以为常。我的门诊量超出规定人数的好几倍，一日门诊量常达一百余人之多。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许多经验都是从患者身上获得的，患者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在医术上精益求精，来回报患者的信赖。我的患者群呈现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平民化，老百姓多，农民多，穷苦人多，本院职工或同行多，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处方方小药精，价廉有效；二是家族性或同地域性，一个家庭中有一个人的病看好后，家庭成员甚至邻里亲戚就都来求治，这些人取得疗效后，又会辐射到更广远的区域，有的从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国外专程赶回运城来请我诊治；三是持久性，大部分患者都是在久治不效的情况下请我诊治的，取得疗效后，便信赖有加，视我为其生命的“保护神”，有许多患者几十年来只要遇有疾患，都是首先请我诊治，一些慢性疑难病症患者更是如此。患者群体的这些特点，其实是有医德和医术作为支撑的。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济世活人的中医学尤其是这样，绝不能允许保守自密，仅在家族中传承。因为这些宝贵经验的获得，本身就是吸收了无数前贤和同行的智慧，所以它不是柴家一家之私学，而是国学，是民族的，是人类的，甚至是世界的。我们有责任将它不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为百姓的健康造福。我的第一个徒弟就收外姓人为徒，对于所带的研究生我也倾心传教，毫无保留。

2.崇尚经典

中医经典是古代医家在长期反复的临床实践中，不断地积累总结而形成的治病心法和临证精华，是指导临床的圭臬，言简意赅，理奥趣深，启悟后人。大凡在中医史上有独到成就的医家，莫不从经典中汲取智慧，而成一家之言，立一家之说。

在学术上，我受父亲柴浩然先生的影响甚深，崇尚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把对经典医著的掌握和运用视作一个中医最基本的“看家本领”。经典医著的学习是一个中医终生不辍的“基本功”，首先要做到熟诵如流，理解记忆。《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三字经》《针灸歌赋等》“四小经典”当然不在话下，《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四大经典”的条文，更要烂熟于心，反刍消化，时时温习。为医者若不从经典入手，则学无根底，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临床施治，绝难取效。受家父的督导，我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经典基础，养成了纯正的中医思维，在以后的长期临床实践和学术研究中，面对纷纭繁杂的各家学说，总能扬长避短，取舍得当，避免盲从，陷于一偏。

对中医经典的学习固然极其重要，但关键在于不能死搬书本，将经典条文当成僵化的教条，胶柱鼓瑟，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移的就矢，而是要在理解经典条文内在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在临床上根据具体病证灵活运用，得其心法而活用其方。现在“经方热”所倡导的“方证对应”，不失为学习经方的便捷法门，是柯琴和日本汉方医诸家所倡导的一种临床运用经方的方法，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和背景，对初学者非常有用。但容易导致“于谱对弈”的弊端，只看到疾病的阶段，而忽略整个疾病的过程，只讲战术，不讲战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造成临床思维的固化或僵化。疾病是复杂多变的，“方证对应”须在六经辨证的框架下，立足经方，据证化裁，方能与实际病机丝丝入扣，若合符契，取得预期疗效，真正发挥出经方的生命力。

徐灵胎说：“经方之治病，视其人学问之高下，以为效验。”（《医学源流论》）中医经典中，单就《伤寒论》而言，千百年来注家就多达数百家之众，形成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化学说，还有六部说、地面说、阶段说，以及现代的病理层次说、三部六病说、系统论说等，百家争鸣，各擅其长，但也常使初学者目迷五色，无所适从。我认为，在初步理解《伤寒论》条文意义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白文”的诵读和理解，自己动手对《伤寒论》下一番类证、类法、类方、类药的功夫，会受益终生，从根本上把握《伤寒论》的真正含义，然后随着临床阅历的增加，选择一二有代表性的注家学习，验之于临床，养成自家见识，再去博采众家之说，就会心有所得，悟透大经大法的内涵，不会为众说所迷。

3.临床为根

朱熹诗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临床实践可以说是一切医学理论的源头活水，从最古老的中医经典创立，到后来中医史上的各家学说兴起，再到现代中医临床研究的新说和成果的出现，以及一个医家独到经验的获得，无不是来源于长期艰辛的临床实践。

临床实践才是获得真知的唯一途径，即使是从先辈名家中获得的辨证思路或用药技巧，也必须经过临床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化为自家血肉。临床实践是中医学赖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生命之根。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我在学术上，对于中医学上争讼不已、悬而未决的问题，从来不发空论，不人云亦云，不随声附和，而是独立思考，验之临床，脚踏实地，做出自己的评判。如当年发表的“论大柴胡汤无大黄”，“《金匮要略》大柴胡汤亦无大黄”，“百合病命名之我见”，“狐惑病命名及成因之我见”，“阳明病成因刍议”，“肝主疏泄纵横谈”，“四物汤补血之我见”，“试论逆流挽舟法”，“越鞠丸君药小议”，“桂枝汤解肌之我见”，“太阳中风营弱卫强病机探讨”，“阴阳易证治管窥”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均是在治学临床中，遇有困惑，有感而发，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旨归，廓清了一些被人忽视、莫衷一是的理论问题。

中医的精华在于临床。因为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许多原汁原味的“活”的心法，许多临证过程中的灵感，在写成经验总结后，就往往丢失了。中医论著包括经典，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到达中医真实彼岸的一个媒介或向导，并非真实的中医，古人讲的“到岸舍筏，见月忽指”就是这个意思。即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仅仅注重书本的研读，而忽视临床上的体会、磨炼，就像一出戏只看书面的剧本，而没有观赏现场的舞台演出，所得所感差距就太大了。只有把读书和临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得到中医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这也许正是院校教育无法取代师承教育的主要因素之一。

临证上的日积月累、不断修炼，是每个中医的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具备中医的临证功夫和道行，就像打太极或练书法一样，如果只是每日沉迷于看拳谱或读法帖，而不去实际操练或临池，是很难达到技艺高境的。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但九九归一最后必须落实到临床上，体现为一种技能，而这种技能的获得，除了在临床上摸爬滚打、不断历练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这也正是现代有一些学者教授，读书盈箧、口辩滔滔，但一到临床却一筹莫展，看不了病，其症结就在于脱离了临床实际，成了一种只善于高头讲章的“空头”中医。

临床实践必须贯穿于一个中医的终生，追求不已，探索不穷，艺无止境，有了量的积累，才会出现质的飞跃。这是中医之根，是每一个中医必须具备的“硬功夫”，来不得半点马虎。

4.融通百家

我在学术上主张各学派之间的“打通”或“贯通”，倡导寒温统一、内伤外感合论，中西汇通，一切以取得实在的临床疗效为核心。不可存门户之见，不可拘泥派别之偏，以求得病证最本质病机为立足点。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著述薪积，这是中医药学得天独厚的临床资源，但也给后来的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困难，其中不乏派别之间，门户森严，各持己见，相互攻讦。正如徐灵胎所说：《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习医者若没有一双慧眼，不能鉴别，胸无定见，必然砆玉难辨，朱紫不分，无所适从。我们应善于结合临床来研读经典和各家学说，在学术上形成自己的一套主张，但又不存丝毫的门户之见，广采博取，为我所用。

我在临床上比较推崇“三张”，即张仲景、张景岳、张锡纯。汉代的张仲景不用说，是中医辨证论治开天辟地的人物，其创立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和传承经方、活用经方的杰出贡献，为后来的中医树立一个“万世轨范”，是临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明代的张景岳敢将自己的著作称为“全书”（即《景岳全书》），本身就表现出一个医家的学术自信和学术气魄。他以《内》《难》为宗，邃于《易》理，补偏救弊，倡导温补。他的著作丰富，说理明晰，叙述圆通，持论公允，富有辩证思维，无论其学问的广度或深度，还是在中医学术上达到的高度，在历代医家中，可以与其比肩者寥寥无几，是中医学史上一座突兀的高峰，对后世影响至巨，被誉为“医门之柱石”。清末民初的张锡纯则是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学术蜕变之际，中西汇通派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关键人物。他不是汲汲于中西医的寸长尺短的口舌之争，而是衷中参西，立足临床，创立新方，勤于著述，表现出一个中医人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的卓越识见和宽阔胸襟。

“三家”奠基之外，由于我的专业主攻是方剂学，所以对于晋代葛洪的《肘后方》，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甚至近代发现的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陶弘景著，张大昌传）等，非常重视，其中保存了许多唐代以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没有收载的古方，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应用于临床。对于金元四大家学说，我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予以研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其他明清医家如王清任的“五逐瘀汤”，王旭高的“治肝三十法”，温病学派“四大家”的名篇，以及中医史上有独到理论或临床见地的医家，我都旁搜远绍，悉心研读，并将他们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有效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5.探本求真

医学关乎性命，医生任重司命，容不得一丝一毫苟且马虎，为医者必念兹在兹，谨言慎行。病证变化多端，须时时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心。我常以岳美中先生“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二语自策自警，并劝勉徒弟和学生。学术研究上，推崇严谨务实、探本求真的学风，反对道听途说，以耳食为尚。

我早年发表的一系列考证论文中，就是本着这种严谨务实、一丝不苟、探本求真的精神而撰写的。如“桂枝古今名实考”“芍药古今名实考”“仲景用人参考”“《金匮要略》‘蒲灰’的本草考证”“马王堆医书文物与仲景若干本草用药的考证”“茵陈蒿与绵茵陈的本草厘定”“仲景用桂枝为今之肉桂考”“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四逆散方证质疑”“桂枝‘去皮’解惑”“重新认识肉桂的解肌发汗作用”等，都是于一般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处发现问题，深入下去，求得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