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历程

1.家学渊源扎根基

我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一个享誉当地的中医世家。柴氏医家，医传四世，崇尚医德，精研医术，泽被乡里，影响广远，在山西中医界素有“南柴”之誉。

我的祖父柴继羔，学识渊博，酷嗜岐黄之术。虽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历任太原、临汾、长治、运城等地中学校长（山西名胜隰县“小西天”题额即其遗墨），但从教之余，耽于医典，手不释卷，热心仁术，常为人诊治。退职后，与当地伤寒名家谢荩伯、温病名家周紫薇等交往密切，切磋医道，专心于医。每遇疑难病症者求治，辄能应手取效，其学问与医道至今为人称颂。

父亲柴浩然，主任医师，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对中医经典熟诵如流，临床上善用经方，融通百家，对各种外感热病及内、妇科疑难杂症，造诣独到，学验倶丰。著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柴浩然》《柴浩然医论医案集》《柴浩然墨迹》等书传世，在晋及河东深受广大患者尊崇。

表兄李致重，主任医师、教授，全国著名中医软科学研究专家，原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医药学报》常务副主编，曾受聘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现任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著有《中医复兴论》《中医形上识》《医医——告别中医西化》《医理求真——中医形上特性还原》等。

家兄柴瑞霭，主任医师，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师承指导工作指导老师，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山西省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山西省运城市中医医院院长，中医药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柴瑞霭》《全国名老中医柴瑞霭临床经验集萃》等。

家弟柴瑞震，主任医师，曾任《中华名医论坛》杂志社总编辑，擅长针灸。编著出版了30本医学书籍，撰写了200余篇学术论文，著有《伤寒论心悟》等。

家姊柴瑞雪，主治医师，早年师承父亲学习中医，深得中医妇科真传。一直工作在基层，为百姓治病。

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埋首临床，刻苦钻研，著书立说，硕果累累。柴氏医家第四代已有五人毕业于中医院校或在攻读硕士学位，有的已从事中医临床。

从我记事起，每天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患者川流不息地慕名来请父亲诊治。那时在乡村也不分什么医疗场所，即便是下班回到家里，登门求治的患者仍是接踵而来，络绎不绝。父亲从不厌烦，热心、耐心、静心、精心地为每一个患者诊治，常常耽误休息和吃饭。

因为父亲是中医名家，所以我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就很特殊。眼里看到的都是人们对中医的尊重和信任，耳朵里听到的都是患者对中医独特疗效的感受、感悟和赞誉，还经常看到患者痊愈后到家里致谢，说没想到多年的病父亲一副药或几副药就给治好了等。所有这些零零星星在脑子里不断积累，自己便渐渐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医能治病，中医能治好病，中医确确实实是对老百姓的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时，根据国家“中医带徒弟工作试行办法”的政策，当地卫生主管部门举办“中医学徒班”，一个班三十名学生，父亲直接带教十七个徒弟，包括我大姐、大哥、表兄等。徒弟们对老师的那份虔诚和尊重，对中医学习的那种求知若渴的态度，以及他们时常传递着在跟师期间看到的一些奇特疗效和独特感悟，再加上患者看病时敬仰渴求的特定情景，这些儿时身临其境、深刻而强烈的感受和记忆，不断地重复，在我的脑海里逐步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原来父亲的医术是这样的令人敬仰，中医疗效这么好，中医的地位这么高！

对于子女和徒弟们，父亲有着一套严格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即使现在看来也不无启迪和借鉴意义。父亲的弟子、全国首批中医研究生李致重教授曾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柴浩然老师。”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经典医著须‘猛火煮’‘慢火炖’”学术演讲中，真实地描述了当年跟柴浩然先生学习时的情景。他说自己是从“师带徒”（师即柴浩然先生）的途径走进中医学殿堂的。读研究生之前，他没有上过中医药大学。“在‘师带徒’之初，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熟背中医入门的基础读本，比如《药性歌括四百味》《药性赋》《针灸经穴分寸歌》《经络循行路线歌》《濒湖脉学》及《四言举要》《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等。一年半之后开始背经典医著，主要有李士材的《内经知要》，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全部，叶天士的《外感温热篇》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那时候老师诊务繁忙，没有机会逐条进行讲解，让我们结合参考书自学、自背。比如《伤寒论》的参考书有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柯琴的《伤寒来苏集》，当时南京中医学院出版的《伤寒论译释》及第二版《伤寒论讲义》等。在大体了解经典文意的前提下，要求学生逐条熟读熟记。用老师的话讲：‘必须在嘴皮子上练好机械功，张口成诵。’考核时，老师要求我们把《伤寒论》手抄本放在他面前，他半闭着眼睛听我们背诵，从第一条背到三百九十七条。中间遇到不熟练处，他的提示不超过三处，三处提示之后再遇到不熟练处，就得从头再读、再记、再背，然后再考核验收。”“经历了那一阶段的学习之后，在上述课目上基本上做到了‘使其言如出于吾之口’。这为后来的继续深造和一生从事中医临床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临床上才能“使其意如出于吾之心”（引朱熹语）。

柴氏家族有崇德尚文的传统，大多从事医疗或教育职业，没有一个从商的，被乡亲们誉为“世代书香门第”“礼仪之家”。逢年过节，走亲串门，聚在一起喜欢谈论的都是中医临证或治学等专业方面的话题。夏天在院子里乘凉时，父亲经常谈论他跟师学习的过程及跟师对他的影响。如谢荩伯先生治伤寒之学、周紫薇先生治温病之学，还有牛吉六先生治疗疑难杂症的一些特点等。我那时还小，父亲有时跟其他人闲谈，有时跟徒弟或致重兄他们讲述，有时回答我姐、我大哥的一些疑问，在各种轻松的场合里与他们随意聊天，我常在一旁好奇地默默聆听。父亲还讲他过去走访江南，到北京、上海拜师学习的经历。从他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当地的、省里的，甚至全国他所接触过的名医的一些特点、特长，如陆渊雷、张赞臣、叶橘泉、承淡安、陆瘦燕、蒲辅周等，父亲这些讲述，很多是在不经意之间，在平时闲聊之中，但却渗透和传递着那样一种中医的正能量。特别是讲他治疗一些疑难病症取得特效的过程，如当时是怎样与一般看法不同而准确辨证？如何巧妙地化裁和运用方药？几个大夫在讨论过程中，有的认为是这样，有的认为是那样，相互探讨，他如何据证析理，归纳病机，最后达成认识一致，后来果然取得预期疗效。这对我启迪很大，感受很深。

父亲力主在青少年时期，精力充沛，记忆力强，要尽量多背一些书，除了浅显的入门读物外，对“看家”的经典著作如《内经选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叶天士外感温热篇》《温病条辨》等必须熟诵如流，所谓“熟能生巧，巧则寓妙”，临证才会“起点高”“悟有翅”，机活法圆，左右逢源，终身受益不尽。他曾严厉地对徒弟说：“你们谁学不好中医经典著作，这辈子就别想端起中医这饭碗！”

当年，正值“文革”期间，我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未来的路究竟在哪里？这成了我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一个苦恼的现实问题。自幼家庭氛围的熏陶，又有父亲这个活生生的“中医榜样”，加上前来看病的乡里乡亲见了我都鼓励说要好好继承父亲的医术，这些因素潜移默化、渗透浇铸、濡养滋润，中医的种子慢慢扎根在了我的心灵深处，中医的基因慢慢融化在了我的血脉之中。我决定立志做一名像父亲一样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中医，救死扶伤，服务百姓，亦可为己安身立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其实也是我唯一能走的人生之路了。

人生目标既已确定，我便付诸行动。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我白天下地干农活，回家吃饭或晚上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中医。父亲对失去升学资格和机遇的子女们，做了一个学习中医的成长规划。在当地的小天地里，几个子女都要以从事中医为生，应该有个分工或主攻。当时，就确定我大姐学妇科，我大哥以学内科为主，我以针灸为主。每个人都要全面学习，但各有侧重。父亲把他跟前学习针灸的书籍和资料都给了我，并给我布置每天的学习内容，严格要求，从针灸歌赋开始，十四经络经穴总歌、分寸歌、标幽赋、百症赋、玉龙歌等自然要求背诵，然后再背药性赋和汤头歌诀。记得那时还有陈修园的《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每天勤读默记，专心致志，不论寒暑，从不间断。那时我学习的主动性很强，因为我深知未来只有这一条出路了。即使下地参加劳动，也要往手背上、胳膊上写几首方歌或几段经典条文，有空就背，干着念着，在汗水浸没字迹之前，我就已经熟诵于心了。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又进一步背诵《内经选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外感温热篇》《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扎下了厚实的理论根基。

2.艰辛曲折升学路

1972年，或许是父亲救治无数，德泽深厚，或许是我立志学医，精诚所至，无论怎样，命运之门意外地为我开启了一条缝隙，透出一丝光亮，给了我一次升学的机会！

那时正值“文革”军管时期，运城地区、万荣县的领导都敬佩父亲的高超医术，经常请他看病。万荣武装部政委宋某曾介绍一位回乡的部队首长家属找父亲看病，共看了三四诊，疗效显著。该首长家属很是感慨，叮嘱父亲一定要把自己高超的医术传承下去。有一次复诊调方，正好碰见我从村林业队干活回家，当她了解到我一边在农村下地干活，一边业余学习中医，因为家庭出身不能正常上学的情况后，回县城后就立即建议县里按照政策，推荐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学。

当时运城卫校正在招生，竞争相当激烈。如果能上卫校，那时的心情不亚于现在考上大学。推荐只是有了资格，要真正上学，还须经过简单的文化课考试和政治审核，然后择优录取，但最后还是因名额比例太少而未被录取。

后来山西省中医学校又到运城招生，只有十几个名额，而我能争取的名额比例仅占0.5%。由于个人出色的表现和对中医深深的热爱，加上山西省中医学校来运城招生的负责人杨精华、白彩琴老师了解到我是当地有影响的名医子弟后，反复向学校请示、说明，最终被山西省中医学校录取。

山西省中医学校当时与中药材学校合在一起，学制两年。因为我有前边近两年在家庭的学习经历，在学校我尽可能多的学习掌握中医知识。渴望学习的不易，学习机遇的难得，客观环境决定了我再没有任何路可走，只有这一条路：就是当个中医大夫！啥也不想。在学校里，我非常努力，勤奋学习，吃苦在先。一次，在双塔东街挖防空洞劳动中，我忘我地闯在前边，不怕苦不怕累，干活最积极最卖力，两三天干下来，厚厚的棉裤两膝盖处都被磨破了，我用自己的汗水赢得了师生的一致赞誉。1973年，入学一年后，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先进青年，心里感到特别欣慰！那年纪念毛主席6.26“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学校还组织我们在文水县刘胡兰纪念碑前宣了誓。

由此，我正式踏上了不断求索的中医之路。

3.初涉临床露头角

197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津县（现河津市）医院中医科工作。当时，中医科连我在内只有三名中医。一位是老中医吕雍斋先生，当时已经67岁了；还有一位是出身于河津中医世家的丁光祖医生，当时50多岁，其父丁振铎与施今墨有交往，在河津名气比较大，医术也好。与两位老先生对面而坐，各自接诊，虽然坐冷板凳是免不了的，但也跟二位前辈学到了不少临床经验。门诊患者少，我就主动进病房，观察患者，寻找中医诊治的机会。那时，医院下乡任务特别多，许多人因种种客观原因，都不愿意下乡，我总是主动要求，积极争取参加下乡。在乡下，中医的天地非常广阔，可以很容易接触到许多渴求救治的患者，内外妇儿各种各样的病证都能见到，让我能学有所用，得到更多的临床实践的机会。老百姓知道我是中医大夫，这个让看，那个让看，看了都要开方。我凭着从小家庭耳濡目染和两年学校专业教育的基础，在那里大显身手，赢得了一批患者的称赞和信赖。与此同时，我按照父亲的指点，从经典入手，坚持学习提高，继续夯实中医基础。每天都要背《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选读》《外感温热篇》《温病条辨》等。下班没事，或早上上班前，就拿着书在医院后边的半坡上狠劲去读去背，到乡下一有空闲就见缝插针，手不释卷，沉浸其中。偶尔回家便趁机向父亲请教在学习和临床中遇到的问题或疑惑，老父亲的指导常常是要言不烦，启发点拨式的，每每使我有豁然贯通的感觉。这样，我凭着一点点地努力和一种“把冷板凳坐热”的决心，很快就在门诊上打开了局面，每天点名找我看病的患者渐渐就有了十多个人。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能在两位老前辈面前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还是举几个当年的病例为证吧。

有一次，我在河津县清涧公社下乡，有个黄疸性肝炎患者，人们怕传染都不愿意接触，我就主动前去诊治。经过认真辨证，我辨证为湿热黄疸，就开了栀子柏皮汤加茵陈，或叫茵陈栀子柏皮汤。药味很少，组方简洁。先后吃了十几付药后就好了，当时化验黄疸指数和肝功都正常了。患者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便宜的药方治好了我的大病！”

我在河津县樊村公社东光德村下乡时，房东是个老太太，七十多岁，经常胃疼。她说从二十五岁开始一直疼了几十年，隔三岔五，疼起来非常厉害。一次，正好碰上老太太病犯了，就请求我给治一治。经过四诊辨证，我认为病程几十年，久病入络、久病致瘀的病机是存在的，当时开的处方是丹参饮加味。丹参饮有砂仁、檀香，还加了香橼、佛手，心胃同治。老太太吃了几剂中药后，疼痛很快缓解，以后竟然再没疼过。老太太整天喜不自禁地坐在门口，见人就夸赞我的医术高，把她几十年的老毛病治好了。那时，正值夏收期间，每天在村里找我看病的就有二十多个人，领导就安排我专门在村里看病，不用去地里参加收麦子了。

不孕不育症，大多按照冲任失调、肝肾不足常规调理治疗。“活血种子，祛瘀安胎”的特殊治法，牵涉中医对妊娠病治疗的禁忌，一般很少有人敢用。我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大一部分不孕症患者属于瘀血阻胞。有些患者前医久用补益法，补得人都变形了，还是不能怀孕。1976年，在河津太阳村下乡时，我曾治过一个习惯性流产患者，每次怀孕一两个月就自行堕胎。这户人家在村里条件很好，就是媳妇怀一个掉一个，全家为此十分苦恼。我当时接诊时，患者已经怀孕一月余，阴道开始轻微见红两天，我立刻予以保胎治疗，用了类似泰山磐石饮之类，结果还是下血不止。见此情景，我预料胎已难保，就把底话给患者说了，建议她赶快去清宫。患者苦楚着脸说，提起清宫她是怕怕的了，就请我用中药给打下来吧。我给当时担任计划生育工作队队长的武院长（任公社医院院长）说明情况，请求合作。如果出现大出血，就请他做清宫手术。于是，我大胆使用“祛瘀安胎”之法，方用桂枝茯苓丸改汤加味，再做最后一次保胎争取，出人意料的是活血祛瘀药用下后，患者的出血止住了，胎也保住了。《金匮要略》上桂枝茯苓丸，丸药如兔屎大，最后一句说“以知为度”，这句话就是说主治医生要善于“觉察”，用药得度，也就是《内经》上说的“有故无殒，亦无殒也”。通过这个例子，我对桂枝茯苓丸，对妊娠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这些宝贵的经验只有在乡下那样的客观环境下才有可能获得。要是放到现在，没有这样的行医环境，大夫也不敢去冒此风险，也就不能取得这样的经验。

1977年，有个患者祁某，是北京知青，在河津石油公司开车。因重症黄疸，住河津医院内科。入院后，西医常规保肝治疗，也没别的药，就用中药退黄。那时各医院西医大夫都学些中医，祁某的主治大夫也是“西学中”，用的就是大剂利湿退黄的中药，一是剂量大，二是药味多。当时流行的理论就是以黄退黄，用的都是黄连、黄芩、黄柏，甚至大黄，栀子虽然没有“黄”字，但颜色也是黄的，还有茵陈等。用了一段时间后，黄疸指数不降反高，越用越黄，越用越重，患者恶心地都不能吃饭了，便溏一天好几次。而且黄到了深黄程度，有点像橘皮色，巩膜和全身皮肤都发黄。宋主任查房见到这情况，说西医用中药不一定“地道”，就让我给看看。宋主任虽然是西医，但相信中医，也很赏识我。我一切脉属于迟脉，每分钟六十次左右，舌淡苔白腻。进一步了解到患者本来就是脾胃阳虚体质，又加上司机职业饮食不规律，才造成黄疸。入院以来之所以病情加重，皆由不加辨证、过用寒凉之故。我当下果断辨证为阴黄，属寒湿黄疸。提出要用茵陈术附汤。主治大夫很不客气地说：“小柴，你这都是中医世家出身，一天还学得那样刻苦，你学的是个啥嘛？！你就不看那黄色深如橘皮色，那不就是阳黄吗？脉迟是因为血中胆红素过高以后，反射性地引起迷走神经兴奋出现的心动过缓。你也是科班出身，怎么就能看下个这呢？你重新换个方。”我说：“从中医辨证上看，当属阴黄，你要觉得合适就用，不合适就别用，我也不会再重开方子了！”主治大夫后来就没要我再开处方。可患者追着问柴大夫看了病，怎么不开方子呢？宋主任得知此情后，坚持让我重新开方。这时，我倒有点慎重了，要是万一病情再加重怎么办？为稳妥起见，也是对患者负责，我先开了三付茵陈五苓散改汤，做个试探。结果患者喝完后就跑过来找我，说肠胃马上就觉得舒服多了，黄疸明显地好了一些。那时患者还有手足不温的症状，我接着就大胆开了六付茵陈术附汤，药喝下去黄疸就开始退开了，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少，一直坚持用我开的中药，病就很快好了。黄疸退了以后，我用参苓白术、六君之类调理脾胃，后来就彻底痊愈了。主治大夫在临床事实面前也改口说：“还是人家小柴这中医地道、专业，开的方子就是好！”后来，我看到《福建中医药》杂志主编俞长荣写黄疸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灿灿金黄色，并非属阳黄”，于是就把这次诊治黄疸的心得体会予以整理，写成“黄疸辨证一得”，寄给《福建中医药》杂志后很快就发表了。

黄疸一证临床上敢用附子的人确实不多，尤其是年轻人，不人云亦云，且敢于坚持，并取得显著疗效，得到同行由衷称赞，这让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中医辨证论治的巨大威力。

4.广师名家开视野

1979年，转眼我在河津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已经六个年头了。这一年山西筹备成立山西中医学院，因师资短缺，省卫生厅决定专门设立一个中医师资班，从全省在职中医药人员中招30名学员，学制2年，带薪学习，入学考试主要考中医经典和医古文。我看准了这是一个提升自己的绝好的学习机会，一边在门诊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备考。

1980年5月，我如愿以偿考入山西省中医师资班。该班课程设置以经典为主，配有医古文、哲学等，不学普通课程。任课老师大都是在省内外有一定声望的名家。如贾得道讲《内经》、李茂如讲《中医各家学说》、朱进忠讲《伤寒论》、王淑恒讲《金匮要略》等。期间，我初步将自己在中医临床与学术上的研究方向定位在方剂学上。

1982年7月，我利用师资班临床实习的时间，又想方设法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方剂学师资班为期一年的学习。该班由全国方剂学名家王绵之教授主讲100余学时。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如饥似渴地学习，点点滴滴地领悟。因为有六年的临床实践做基础，加上王绵之教授启发点拨式的教学，我的学习不是被动的囫囵吞枣般地接受，而是研究式碰撞、思考、共鸣、质疑，听课过程中，思维活跃，认真笔记，体会深刻，收获很大。在北京期间，我不忍错过每一个求知的良机，还聆听了全国著名中医大家刘渡舟“伤寒论”、赵绍琴的“温病学”、任应秋“内经”、钱超尘的“医古文”，以及王渭川、程士德等教授的专业课程，一有机会就到这些名家的门诊临床实习。一年的学习，使我学术视野大大拓展，理论水平明显提高，临床见识得以深化。

1983年8月，省中医师资班毕业后，由于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我调入运城市卫生学校，开始从事方剂学教学。这一年，我亲自出面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赵绍琴教授及其研究生谢路，莅临运城地区温病学习班主讲“温病学”100个学时。尤其是赵绍琴教授主讲的七天，我前后陪同，请益问难，在思想和学术上都进行了深度交流，启迪良多。赵绍琴教授知悉我的处境后，爱护有加，给我详细讲述了其父由普通御医升为院判的曲折经历，并在一个笔记本上给我题写赠言“但行善事，莫问前程”。这句话成了我人生和从医路上的精神明灯，不断指引和激励着我，也养成了“只管攀登不问高”的性格特征。

在卫校任教一年后，我得知南京中医学院要举办一个学期半年的全国方剂学师资班，招收30名学员。南京中医学院是我心目中仰慕已久的中医高等学府，那里云集着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中医名家，也是方剂学研究的一个学术重镇，求知的渴望再次撞击着我的心扉！通过了书面入学考试后，我就积极说服校领导，争取到了这次学习的机会，1984年9月我得以顺利入学。

入学后，除了规定课程学习外，我主要跟随李飞教授开展方剂配伍方法的专题研究。李飞教授对我非常赏识，给我下任务、压担子，每周还请我到他家里聚餐交流，平时偶尔还亲自到学员宿舍送水果之类看望我，对我关爱有加，结下一段难忘的师生情谊和学术之缘。此后一直到离开学校的五年时间内，我与李飞教授书信往还，切磋学术。在他的指导下，我在专业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方剂配伍方法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收入了李飞教授与我合著的《方剂的配伍方法》一书。这本书被学术界誉为填补了方剂学研究的“空白”，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多次再版，并在台湾发行，还被译为英文、西班牙文等多种版本。后来，我还应李飞教授之约，参加了《中医历代方论选》一书的编著，担任编委。

方剂学教材中有三分之一是经方。在南京中医学院学习期间，为了深入研究方剂学，我想方设法合理调配时间，学习了同期举办的由陈亦人教授主讲的伤寒师资班课程，并利用晚上的时间将陈亦人教授作为研究生教材的《伤寒求是》油印讲义认真工整地抄写了一遍，珍藏学习，受益匪浅。

5.教学临床发新论

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其实只有几步。由于自己受客观环境限制，所以没有非分之想，不存分外之思。因为你想做什么都没有可能，剩下的就只有努力学技术、学本领、练内功，作为生存之道、立身之本。几次遇到了良好的进修机遇，也恰恰正是因为啥也不能想，啥也不敢想，才会让自己静下心来，抓住机遇，心无旁骛地成就一番事业。

在运城卫生学校的教师岗位上，我虽然主讲方剂学，但期间因其他课程任课老师请假，我主动承担，曾阶段性地兼任过“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课程。每周我都要到父亲所在中医院的门诊去襄诊，在临床上摸爬滚打，强化和提升自己辨证施治的功力，这是我在中医学术和临床上全面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临床实践的磨砺感悟，教学实践的理论思索，使我对许多理论和临床问题，渐渐有了自己的见解。每当夜幕降临，万籁俱静，我伏于灯下，将所思所感，撰写成文。从1986年至1995年，我在全国各大中医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学术论文（见本书后“年谱”中的编年文部分）。这一大批学术论文，内容从中医经典的诠释到各家学说的评析，从方剂配伍的新悟到本草名实的厘正，从临床病机的精研到治法方药的拓展，均为自己在临床或教学上遇到的疑难困惑，通过写作，使自己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认识。

6.师承传心悟真谛

1990年10月，我有幸被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柴浩然的学术经验继承人，在运城地区中医院正式按照要求，跟师临床，开展继承工作。其实，自从我踏入中医学的门径，父亲在医德医术上的悉心传承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师承的三年机遇，让我得以更专注地投入到对父亲临床经验系统全面的继承和整理工作之中。

由于理论功底和临床基础较为扎实，师承的起点就比较高。父亲不仅是中医临床名家，而且非常善于带教，要求严格，因材施教，释疑解惑常常是点悟式的，但遇到关键问题，他也常针对一点旁征博引，说理透辟，举一反三，示人以圆机活法。父亲说：“跟师临床，要从点滴做起，门诊所遇到的病证，是不分科，不分系统的，不要急于整理完整的资料，随着时间的延长，集腋成裘，便可见其端倪。治病有常有变，常病用常法，似乎无多大的整理必要，若能从变入手，往往才能得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当然，一般的、有规律性的东西比较好掌握，总结起来也容易些，而一些非常法常方的案例，虽然不易总结，但往往用处很大，这是继承工作的重点。随着时间的延长，自然就能掌握其中的规律。我当年跟随谢荩伯、周紫薇先生学习，也是渐得其方法的。师承协议上规定的内容要完成，但远远不够，临床学习的内容要不受协议规定内容的限制，如还有一些内容并不完全是我的经验，也有我从其他方面学习来的，临床用起来同样有效，这方面你也应该学习。以后无论是谁，只要确实是临床经验有得之说，都应该学习。只要是‘菜’捡到篮子里，总归是有用处的。”我谨遵父训，在每周跟师临床的三天里，不放过每一个请教问惑的机会，将父亲的点滴点拨详为记录，反复体会，务求消化吸收，并能掌握运用。在每周独立临床的两天里，又自觉地将所学用于临床实践，对父亲的临床经验理解和体会更加深刻，切实感到临床能力和水平在全面提高，面对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自信和底气。尤其是父亲在临床上对经典条文的融会贯通，游刃有余地对经方的化裁运用，在临床上一切以疗效为旨归，毫无门户之见，博采兼纳的胸襟气度，渐渐融入了我的学术血脉之中。诊余我没有任何消遣娱乐，惜时如金，加班加点及时整理当天的临床感悟和收获，三年来共写下十余本临床笔记。

与此同时，在父亲的指导下，我根据临床病案的积累，分类整理成文，在全国中医专业学术报刊杂志发表了一大批经验独到、可师可法、切合实用的临床研究论文。如“柴浩然运用麻黄附子汤治疗重症风水的经验”“柴浩然老中医治吐血验案四则”“柴浩然经方治下利验案举隅”“柴浩然经方治吐验案二则”“柴浩然运用经方治风水验案3则”“柴浩然治疗宫外孕验案二则”“柴浩然治疗急性肾炎的经验”“柴浩然治疗高血压病的经验”“柴浩然辨治高血压‘反跳’的经验”“柴浩然治疗高血压变法六则”“柴浩然治疗肾盂肾炎的经验”“柴浩然对慢性肾炎蛋白尿的辨治体会”“柴浩然运用三物黄芩汤验案举隅”“柴浩然治疗前列腺肥大合并尿潴留的经验”“柴浩然对慢性肾炎水肿的辨治体会”“柴浩然眼科验案二则”“柴浩然特技绝招”等。由于这些论文不发空论，总结的全是父亲多年临床反复验证的“干货”，至今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深受好评。其中，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医大夫，多年在临床上使用三物黄芩汤治疗一些疑难病，很有效验和心得，欲撰写一文发表，当他看到“柴浩然运用三物黄芩汤验案举隅”一文后，赞叹道：“柴浩然先生才是真正善用三物黄芩汤的大师！”并在网络上转发推广。

整理父亲经验的过程，就是最好的师承途径。在认真全面继承父亲的宝贵经验的同时，父亲进一步要求我跟师最重要的是要学到“圆机活法”，学活用活才能发扬光大，临床上才能应变无穷，这才是师承的真正目的。此外，我还将父亲的治学经验撰写成“柴浩然老中医治学一得”，参加了全国中医师承征文评奖活动，荣获一等奖。该文已收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名医治学经验录》。

跟师临床后，我在辨证上更加精准细腻，在用药上亦觉心中有数，大胆得度。早在当代“火神派”热出现之前的1987年，我在临床上使用附子曾有一剂药最大量用到120～150g的记录。当然，这只是从一个侧面而言，其实在临床上遣方用药宜灵活，一切以辨证和病机为依据，把握虚实，轻灵为法，顺势而为，亦为大法之一。下面两个案例可以反映我临床辨证施治的一个侧面。

1990年4月，患者武某，男，52岁。因左下肢肿胀疼痛，皮肤颜色渐渐变暗变黑，跛行疼痛，难以行走，被诊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西药输液治疗效不明显，转请我用中药治疗。详细四诊辨证后，我从脾肾阳虚、寒凝血脉入手施治，方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为主，附子从15g开始，逐渐加量，药后患者感觉平适，后来越用附子患者感到越能吃饭，且一点也不上火，假若停几天不用附子，患者反而食欲明显减退。一剂最大量曾用到120g。当时，运城药店附子几乎没人开没人用，患者先后共用附子十几千克，把药店几年库存的附子都用完了。随着附子用量的增加，患者的左下肢肿胀慢慢消退了，皮肤颜色也随之变淡变红了，坚持治疗数月，终于使顽疾获愈。至今，患者的儿子、儿媳及孙子还时常来门诊看病，提起当年治疗其父亲的顽症收到的奇效，总是赞不绝口。

大约是1989年，我的一个学生同村患者薛某，女，58岁，腹水重症，从运城转到西安某大医院，诊断是：卵巢癌广泛转移。西安说没什么好的治疗办法，患者和家属回家路过运城，托该学生找我想从中医上再给看看。诊时，患者躺在车上，腹大如鼓，下肢肿甚，已不能从车上下来，进入衰竭阶段。我认真切脉察舌后，亦觉不抱希望。为了尽心，处以薏苡附子败酱散改汤为基础加了些利水活血之药。因患者相距较远，病情又如此危重，来回不方便，应家属要求一下开了十剂。我对家属说：“如果吃了这个方子，病回头，见轻了，就再来看看。如果喝药后病没有变化，就不要来回折腾了。”结果，药后疗效出乎意外，十天后，患者来了，说喝下我开的药后，腹水大减，小便增多，浑身轻松。后来调治数月，诸症尽失，能吃能睡，还能下地干活了。后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均未见异常，患者感激不尽，坚持给我做了一身当时珍贵的毛料衣服。2014年10月，事隔23年后，我听同村某患者说薛某还健在，已八十六岁高龄，便忙中抽暇专程前去回访看望。

师承的催化和提升使我在临床上有了一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之感。受父亲的影响，善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方精药简，效验彰彰，口碑传颂，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虽门诊量不断增加，慕名求治者仍颇有应接不暇之势，我常采取提前上班或推迟下班的办法，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当时我的年龄才三十七八岁，在运城的医疗界一度出现了“年轻的老中医”的奇特现象。1995年，我被评为“中国百杰青年中医”，并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授奖仪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7.回归中医启征程

1997年9月至2013年6月，我先后担任运城卫生学校校长、运城市中心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但我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即使偶尔因事误了门诊，也要找时间补上。这一阶段在领导和管理岗位上历练，所积淀的精神财富是珍贵的，我获得了在专业之中难以得到的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在中医临床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面对疑难杂症更加游刃有余。退职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医的传承和临床科研当中。

目前，我所带的三名中医临床硕士已先后毕业，现正指导两名硕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作为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专家师承工作指导老师，我还带教两名徒弟，并担任省级科研项目“五子黑豆汤治疗慢性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治疗糖尿病合并肾病的临床研究”的负责人，重新开启了传承和开拓中医临床及学术研究的新征程。

四十年来，我曾获得多项荣誉。1991年被评为“运城地区知识分子拔尖人才”；1992年、1993年两度获得“山西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5年荣获“山西省劳动模范”“中国杰出青年中医”称号；1996年获运城地区特级劳动模范；1996年被山西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山西省第二届优秀专家”；2000年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称号”；2001年运城市委、市政府授予“河东科技英才”称号；2001年7月山西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2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授予“优秀医院院长”称号；2006年获得全国“优秀医院院长”称号；山西省卫生厅授予2005—2006年度省卫生系统有突出贡献人才奖，两度荣获“山西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09年国家卫生部授予“全国医药卫生先进个人”。在担任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院长、党委书记期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胆改革，着眼发展，为新院建设和管理做出了突出贡献，2010年9月中共运城市委、市政府授予“运城建市十周年十大功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