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湖南区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何先生着手之前也是非常薄弱的。相关的论文甚为寥寥，专门的著作更是未能出现，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都还不曾引入讨论。从1980年开始，何先生为此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其成就之巨引人注目。

何先生的这些学术成就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这是何先生关注最早、历时最长且用功最勤的一个课题。个中包含有两个专题，一是湖南珍稀动物的变迁，上文已经述及。何先生就此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后来融汇为《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一书，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全国范围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另一专题是湖南森林的历史变迁。他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除与人合作发表了《湘江下游森林的变迁》（《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澧水流域的森林变迁》（《湖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3年第2期）等论文之外，还撰有一部5万余字的《湖南森林的变迁》。该文作为林业部组织编写的《湖南森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的第二章，对森林的植被类型、演替过程、演替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扎实而深入的探讨。以笔者之寡闻，这种研究目前在湖南是唯一，在全国也还是不多见的。附带一提，何先生自1989年离休以后，再没有获得任何科研经费，为出版中国珍稀动物变迁研究的相关专著，他先后补贴了5万多元费用，这些钱都是他亲自点滴筹措而来。念及学术之外的种种艰辛，除了对何先生弥增敬佩，也不能不令人黯然神伤。

其二，湖南历史时期的农业发展。这一问题是与环境变迁息息相关的。何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单篇的学术论文，集中地表现为他主持完成的两份研究报告，即收录在《湖南省农业区划》第1辑中的《洞庭湖区环境变迁与农业发展概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和第6辑中的《湖南省农业发展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前者以洞庭湖区为空间范围，系统地阐述了该地区自然条件（气候、水文、泥沙）的演变，农业社会经济条件（人口和劳动力、居民点和城镇、交通运输业）的变迁以及农业生产的历史发展。后者则本着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对湖南全省各个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全面的阐述，包括农业发展的临界条件、水利设施、耕作技术、产业结构、生产水平以及其地域差异。这两项研究在湖南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尽管其中牵涉到的某些问题后来已有进一步的研究，但它们在总体上至今仍不失学术价值，尤其是前者，后来发表的某些相关文章甚至还没有达到它的水平。而且，由于这两项研究都是配合当时湖南省的农业区划工作进行的，它们的完成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参考。正因为具有这种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它们分别获得湖南省优秀科研成果的三等奖和一等奖。

其三，湖南的历史人口状况。这一问题与环境和农业都有异常紧密的联系，何先生对此十分关切。他曾在大型丛书《中国人口（湖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中写过一章湖南历史人口状况，为湖南历史时期人口的数量发展及地理分布做了通代的研究。这也是湖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首次。这一研究不仅复原了湖南人口的数量演变史，由此可以看出湖南历代的人口地理格局；而且还结合全国的背景，对这一格局及其嬗递过程做出了解释，将讨论推进到了相当的深度。该书曾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二等奖。笔者此前在探讨湖南文化发展过程的时候，社会经济方面的背景便主要参考了何先生的这一成果。除此之外，何先生就洞庭湖周围的历史人口迁移问题，与人合作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如《益阳历史人口的迁移》（《人口探索》1984年第2期），还指导过一篇以该地区历史移民为选题的硕士论文。这些研究发掘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见解，为湖南区域史的有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上述三个方面，从自然到经济，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讨论的又都是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它们虽然是立足于湖南一个区域而进行的研究，但无疑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因为全国正是由湖南这样一个一个的区域组合而成的，而每个区域的研究都须有条件相似或不同的区域以资比较才得以深入。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何先生的工作对于全国的区域性历史地理研究所具有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