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动物地理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分支领域。在何先生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尽管其学科地位从理论上不难得到认可，但实际上还很难看清它的存在，以至于到反映80年代初期我国历史地理学总体水平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的自然地理要素，便有一个是动物。

个中的原因无疑很多，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其形成的历史还很短，发展的程度还比较有限，因而有不少领域还没有来得及开拓。其二是来自现代地理学观念的影响。在现代地理的研究当中，动物地理并非显学，职是之故，历史时期的动物地理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当然与前一点有关，但值得在此特别指出。因为近期的研究进展已足以表明，历史地理学并不是现代地理学的历史翻版，它在很多方面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此，过去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

其三则是受到历史动物地理本身研究难度的制约。这一难度首先表现为对研究资料的要求很高，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共同特点。因为历史地理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求复原事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求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两个维度须同时满足，比起过去地学中重空间而忽视时间，或者史学中重时间而忽略空间的研究路数，对资料的要求大为提高，非穷尽史籍不能保证其研究精度。再则，在极为庞杂的史料当中，有关野生动物的记载非常混乱。其他姑置无论，仅命名就很不规范，以致珍稀动物大多拥有若干的异名。例如，大熊猫在古籍中称为貘、貊、貔，金丝猴则被称为猓然、金丝狨、狨、猱，等等，极为繁杂，随时间和地区而异，为史料的判读带来了不少的障碍。当然麻烦远不止于此，如果只是有些异名问题还比较单纯，真正令人头痛的是，很多珍稀动物的名称往往很容易混淆。对此，陈桥驿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在这些（旧）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共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序）。这就深切地道出了个中甘苦。志书尚且如此，其他史籍犹有过之，即此可以概见研究历史动物地理的难度。

然而这种种的困难在何先生的眼里都成了等闲。他首先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广泛地搜集资料，从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到当代的调查研究报告，力求全面占有。其中的大头是各地的方志，何先生查阅过的近8000种。也许有人不太明白这是多么了得的功夫，须知这些方志的收藏散布于全国各大城市的多家图书馆，其中相当一部分数量已属于珍本、善本之列，偏偏不少图书馆又有其自己独特的服务规矩，何先生为此付出的辛勤，大概只有天涯同命人庶几能够体会。他以古稀的高龄，还多次到武汉、南京、上海、北京、西安、兰州等地收集资料，前后积累了两万余张卡片。

图十五 何先生读过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何先生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专著。最先出版的是《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这是以湖南一省的空间为限，内容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之后他分门别类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其中《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包括了大熊猫、金丝猴、长臂猿、亚洲象、野生犀牛、麋鹿、白鳍豚等32种国家一级保护兽类，《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论述了6种虎和4种熊，《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讨论了猕猴、穿山甲、小熊猫、水獭、野麝等3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兽类，《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探讨了褐马鸡、黑鹳、绿孔雀、丹顶鹤等31种珍稀鸟类，《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复原了马来鳄、扬子鳄、鳄蜥、蟒蛇、玳瑁、鼋、大鲵、中华鲟、文昌鱼等55种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这6本专著字数共计逾百万，绘制有121幅动物分布地图，汇成了一套蔚为壮观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研究系列。

图十六 何先生系列著作书影

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而展开的。这是该研究领域中最基础，因之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珍稀动物之所以成其为珍稀，是由于其种群数量特别少，生态关系特别脆弱。就是说，其对于环境因子特别敏感，具有一种指示生态环境的作用。以此而展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生态群落本身的变化，而且可以反映整个自然环境的变迁，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核心内容。

珍稀动物的地理分布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迁。有些珍稀动物在历史上分布相当广泛，后来逐渐至于绝迹，诸如野生犀牛和麋鹿。而目前在我国尚有分布的珍稀动物，其历史上的分布变迁也十分剧烈，何先生著作中述之甚详，在此无须举例。过去曾有人注意到其中的某些片段，如徐中舒先生在1930年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但珍稀动物分布变迁的完整面貌，则通过何先生的工作才得以揭示出来。他一共论述了165种珍稀动物，包括一些在我国境内已经绝迹灭种的以及现存的一、二级保护动物，时间从史前一直通到现在，这一工作足以使历史动物地理成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门类。

地理分布的变迁，只是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一个专题，但毫无疑问，它是最为基础，也是工程量最为浩大的一个专题。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复原历史时期动物群落的工作。如果这一专题搞不清楚，其他一切的专题研究，诸如分析历史时期的生态系统、复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乃至于探讨动物生态幅度的变化，都无异于空中楼阁。何先生深谙此中道理，倾其主要精力于此，为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奠定了一层深厚的基础。

在复原地理分布的过程中，何先生进而探索了导致分布变迁的原因。这一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的演变，二是人类活动的影响。何先生在其论著中，从动物的具体习性出发，多处对此进行了分析。两者相较，后者无疑更其显著。由于珍稀动物具有很高的经济、药用和观赏价值，人类从认识到这些价值开始，便注定要成为它们的最大天敌。人类不仅毫无节制地对它们捕捉猎取，使得其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而且还盲目地破坏森林、污染环境，从根本上摧毁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犀牛、麋鹿从我国绝迹的主要原因是如此，其他珍稀动物分布变迁的原因也莫有例外。在全世界都关注环境、灾害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何先生的工作真切地披露了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吸取的惨痛教训，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何先生亦在论著中三致意焉。

与人类活动加剧的同时，生态环境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对于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无疑有着不可小觑的直接作用。由于迄今对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程度还比较有限，现在正好可以反过来，从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去推测生态环境本身的演变。这方面的工作在何先生的论著中已经含有一定的分量，目前他仍在做进一步的探索，不久可以看到他的新作陆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