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道人心

中国上古史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经过“帝王之别”，进入夏商周三代。

夏王朝大概是在组织先民抗击水患和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商王朝依靠先进的青铜技术和发达的商业而兴盛。周则依靠农业文明走向强盛。

从目前已见的出土文物来看，商王朝的青铜器十分壮观，甲骨文的藏量也非常丰富。商的粮食拥有量也应该不低，在保证食用的基础上，还有相当的盈余可以用来酿酒。周武王攻下朝歌之后，从纣王的宫苑里搜出了大量的珍宝玉器。几百年来，商王朝东征西讨，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便到了周武王战胜商纣王的时候，在这些方面周与商还是不可匹敌的。

然而周就这样以弱胜强，取而代之了。原因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导致商王朝一朝崩溃的原因，是商有根本性的“四败”。

一败于骄奢淫逸——整个贵族阶层腐化堕落，不思进取，纵情于物质享乐和感官刺激。他们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为长夜之饮，这也是成语“酒池肉林”的来历。纵情享乐带来的就是不思进取，一个王朝到了不思进取的地步，也必然要衰落。

二败于信仰崩溃——整个社会失去了凝聚力。商王朝统治者本来是鬼神信仰，他们宣扬上帝，也就是他们自己死去的先王，宣称君权神授。而到了后期，王权与神权对立，王与神职人员明争暗斗，鬼神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地位，贵族们甚至去偷祭神的供品来享用。到这时候他们再宣扬鬼神和上帝，还有谁会跟着信呢？

三败于族群撕裂——王朝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导致族群撕裂。比如，商纣王的亲叔叔比干和箕子都是王朝的高官，因为意见不同或者是权力斗争，比干被杀害，箕子被囚禁。王室成员和纣王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很多人都直接参与了给王朝掘墓和拆台。

四败于人民反抗——奴隶和下层百姓不堪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商王朝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很多奴隶还要被杀死了殉葬，惨无人道。大批的奴隶都是商王朝四方征战俘获的，这些人对商王朝怀着国仇家恨，视商朝统治者如仇寇，因而反抗和倒戈。

而反观周呢？在我看来，周虽然总体实力不如商，但它却有关键性的“三胜”。

一胜于天道人心——周人看到了天命与人心的关系，认识到了天命其实是由人心来体会和表达的。于是他们提倡“以德配天”“以德治国”，主观上施展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客观上也顺应人心，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比如，周文王向纣王“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自愿向商纣王奉献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纣王废除残酷的炮烙的刑罚。周因此而大得天下人心。此外，针对商纣王招诱其他小国逃亡的奴隶而为其他小国所怨恨，周文王就定出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的法律，明确说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他人藏匿，从而大得天下诸侯之心。

由于周重视天道人心，就使得两个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虽然物质上强而精神上没落；一个虽然物质上稍弱而精神文化上光明。两个文明相比较，让天下人看清了道与无道、仁与不仁，分清了光明与黑暗。因而，周与商之间的斗争，又绝不仅仅是两个世仇政权之间的博弈。周革商命，还有着深层次的道义支撑，是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

二胜于视野宏阔——周人的战略显然长于商。在与商的长期博弈中，周早已开始着眼大局，悄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汉水和汝水三个流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之为南国或召南，逐渐对商王朝形成政治合围之势。文王晚年时，周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到周武王时，又不断地将周的政治中心向东移，逼近商王朝都城朝歌，为最后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三胜于其命维新——周人在哲学思想上也比商人先进。《史记》上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的核心观念就是“变”。周人深刻地认识到：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使得周人既具备了面对困境时的乐观精神，也具备了身处顺境时的忧患意识。而且面对永恒变化的世界，周人给出了积极正确的应变之策，那就是“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这个意思。而周的创新又绝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更是道的层面的创新，是基于对人心和人性的深刻认知与敬畏以及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进行的创新。

一种新的有利于社会和谐，甚至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与制度就这样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