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与本研究相关的学科涉及文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与社会心理学等学科领域，涉及《格萨尔》总体研究、《格萨尔》艺人研究及《格萨尔》内容研究等主要问题，现就相关问题进行学术综述。

（一）《格萨尔》总体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史诗的研究早于国内学者，并逐渐形成了西方与东方两大学派。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格萨尔》史诗的发掘整理与保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格萨尔》史诗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其中降边嘉措、杨恩洪、王兴先、角巴东主等先生的成果尤为突出，《格萨尔论》（降边嘉措）、《〈格萨尔〉艺人研究》（杨恩洪）、《〈格萨尔〉学论要》（王兴先）等论著先后出版，此外丹珠昂奔与诺布旺丹等学者也在格学的相关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彻底改变了“史诗在国内，研究在国外”的尴尬局面。

当前，格学界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格学研究涉及的学科范围越来越广，研究越来越深入，由最初的文本研究发展到现在史学、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传播学、产业经济学等领域，越来越多的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大大推动了史诗的跨学科研究。有些学者的研究专业化倾向越来越强，南开大学的王宏印教授从翻译学的视角探讨《格萨尔》的外译问题，并发表论文《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藏蒙史诗〈格萨尔〉的翻译与传播研究》，他认为，以往我国翻译史的书写对民族口头文学着墨不多，对《格萨尔》的英译研究有助于重写中国翻译史；此外，我们关注的不是对《格萨尔》英译文本单一维度的扫描与静态摹写，而是将其置身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下，对不同交际时空内的译本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这类探讨既扩大了研究领域，也扩展了史诗的传播空间。

其次，老一辈学者以田野工作与史诗的抢救、整理作为工作重点并进行了相关研究，为后学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与理论背景。比如，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教授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国内著名格学家降边嘉措先生的《格萨尔论》等一批经典著作先后问世，并且成为标志性研究成果，在藏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这些都属于史诗的传统研究。此外，一些后起之秀也建树颇丰，一些年轻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现代理论多视角地阐释古代经典。河南大学的年轻学者王银辉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东西方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写就《格萨尔王与耶稣之人物形象研究》一文，并认为不同民族塑造出来的神性人物包含着各自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则从深层次反映了不同民族迥异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有的年轻一代学者则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史诗中的音乐传播问题进行探讨，仓央拉姆的论文《试论藏族史诗〈格萨尔〉说唱音乐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即属此类。为格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体现了格学发展新动向，尽管略显粗糙，但不乏探索精神。格萨尔学发展史正是由老一代学者与新生代力量共同构建而成。

再次，近年来，对当代《格萨尔》文化新事物的研究越来越多，这是当代格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主要表现在对阿来《格萨尔王》小说的文学批评及对格萨尔文化产业的研究上。梁海在《神话重述在历史的终点——论阿来的〈格萨尔王〉》如是评论道，阿来在重述神话中，让我们回溯历史的轨迹，走在“编年体”之外的另一个空间去触摸藏民族民间文化的印记，并用现代性来观照、反思人性的复杂。坚赞才让在《格萨尔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思路》一文中指出，对史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要共同进行，在开发（以）格萨尔文化为主体的旅游业时，我们应统筹考虑，有效整合格萨尔文化资源。这些学者对史诗在当代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事象进行了关注。史诗在当代的发展既面临困境，也存在机遇，青年学者既兴奋，又忧虑。如何使传统文化适应当代社会，使其找准在时下社会发展与精神建构中的准确位置，是这些学者所关心的。他们还尝试性地给出了“良方”，这也体现了新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感。

总之，《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总体特点表现为：在研究对象上，由艺人、文本到文化现象；在研究领域上，由宽泛到精深；在研究路径上，由描述性研究到探索性研究。历代学人的努力终将格学研究推动成为世界“显学”。

（二）格萨尔艺人研究

艺人研究一直是格学研究的重点，然而该研究从时间上来看却晚于史诗文本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艺人与百姓具有相同的生活经验，艺人的特殊性研究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史诗文本从一开始就成为格萨尔学研究的重点。虽说后来也有一些文章发表，但也多属于描述性研究的范畴，虽说精深不够，但也为以后学者的研究做了铺垫。直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石泰安教授写就了鸿篇巨著《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这部作品既是《格萨尔》艺人研究的开创之作，也是格学西方学派的扛鼎之作。书中涉及艺人的来源、类型、服饰、道具及史诗的社会功能等方面，资料详尽，而且提出了一些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刺激并开启了我国格学研究的新时代。

我国研究《格萨尔》艺人的学者当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恩洪研究员，她的著作《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论述了说唱艺人在史诗产生、发展、传播及变异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已知的百余位艺人进行了分类研究，对其中的托梦神授现象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方法论从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剖析，说明在藏族传统文化社会全民信教的氛围中，生活在史诗传播环境中的人们，用大脑记忆长篇史诗（并世代口头传承）的可能性。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口传史诗向书面史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与世界其他史诗一样，《格萨尔王传》的口头传播方式终将被书面形式所替代，从而说明艺人存在的价值和抢救史诗及艺人的重要意义。

近些年，又出现了一些年轻艺人，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于对这些说唱艺人进行描述性研究，更为深层次的探讨较为缺乏，但相关田野资料还是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总之，前辈学者的艺人研究依然遵循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并结合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探讨，达到了很高的研究水平，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格萨尔》史诗的传播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涉及多个传播环节，艺人研究只是史诗传播研究的一个领域，为了能够对史诗的传播有更为全面的认识，自然也应该对传播过程中的其他环节进行研究。因此，将《格萨尔》史诗的传统说唱活动作为一种普通的传播活动置入现代传播理论的视域下进行探讨，将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这种探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模式，前者突出了史诗说唱活动的一般性，而后者则有意识凸显《格萨尔》传播活动的特殊性。

以往的艺人研究普遍是从艺人的角度来研究艺人自身，缺乏对其所受到的各种控制因素的考察，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即艺人拥有传播的决定权，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为了扭转这一认识，学者们从多角度、多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三）《格萨尔》内容研究

内容是史诗传播的核心部分，史诗的内容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早。探寻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的“原型”是内容研究的最早切入点，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既往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历史人物说，主要以王沂暖、任乃强等先生为代表。王沂暖先生认为格萨尔是宋初居于青海东部之唃厮啰，上官剑壁同志则认为“岭·格萨尔”就是“林·格萨尔”，是四川德格林葱土司的祖先，而任乃强先生则认为格萨尔王兼具上述两种身份。第二，外族说，主要以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为代表。石泰安教授认为格萨尔王就是西方的凯撒大帝，还有的学者论证格萨尔王就是成吉思汗或是汉族的关圣帝。第三，先有模特儿后有文学形象说，降边嘉措与黄灏等学者主张此说。目前，关于格萨尔“原型”的探讨还在继续。

早期学者并没有对史诗的主题思想有什么特别关注，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界人士主要是僧人，他们对史诗进行的“改造”也是在“悄悄”进行的，他们也无意将自己的“隐秘行为”披露出来。学者们真正关注史诗的主题，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下，一些学者对史诗的主题做了各种解读。有的学者就认为史诗的主题是“为了正义，为了除暴安民，他的矛头不是针对人民，而是直接指向一切敢于残民以逞的社会反动统治者及其万恶的化身——妖魔鬼怪”。这种评价还是客观公允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史诗也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指责为“封建毒草”。“文化大革命”以后，史诗的发展再次迎来了春天，对其主题的评价也越来越多元化。王兴先先生认为“抑强扶弱、为民除害”是史诗全部思想内涵的基础，崛起奋发的民族精神是史诗的思想灵魂，爱国统一的思想是史诗的主旋律，“抑苯扬佛”是史诗的宗教思想倾向。降边嘉措先生则认为史诗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人的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实际上对史诗的认识一直受到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史诗的主题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形态。

还有些学者对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探讨。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当属吴伟先生的著作《〈格萨尔〉人物研究》，她从人物的系统结构、性格、原型与十几个人物入手，从专论纵横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新的视角的、深入的综合研究。杨恩洪先生认为史诗塑造了一批从语言、活动到性格均有鲜明特征的正、反面人物，毫无雷同化、模式化的感觉。因此，这些史诗人物的事迹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千古不朽的形象。

此外还有学者对史诗的情节结构、创作方法与艺术特点也进行了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内容分析是史诗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探讨都普遍忽视了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技巧研究，对于内容进行主题学的探索也略欠火候。受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这也无可厚非，但不可否认的是前辈们的早期探索为我们如今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之，既往的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看似几无遗漏，然而如果将史诗放置于传播学的系统理论范式下观察，就会发现还有一些“盲点”值得深入探究。

二 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第一，本研究为《格萨尔》史诗的传播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试图改变以往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研究范式，将史诗的传播研究从人类学、史学的领域中解脱出来，将其真正置于属于自己的理论范式与领域中来，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第二，本研究借助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格萨尔》史诗的传播活动进行系统梳理，该研究借助现代传播学理论来诠释传统口头经典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以往少有人涉及，因此该研究对于丰富学科内容、优化学科结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以往有些格学研究者往往出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意识突出《格萨尔》史诗的特殊性与民族性特征，然而史诗的伟大之处绝不是个别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而是要以公认的标准“衡量”出来的，只有这样，对史诗的评价才能相对客观公允，本研究即是一次借助现代理论从微观处着手的有益尝试。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以拉斯韦尔所提出的“5W”传播模式中所涉及的五大要素作为主题构架，据此，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者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四大内容，具体分为六章来论述。

第一章《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者研究。本章主要涉及史诗的普通传播者研究、职业传播者研究及职业艺人所受到的内在与外在的制约因素。

（一）早期巫师、普通农牧民与“疯僧”构成了史诗的普通传播者，他们主导了史诗的早期传播过程。

（二）职业传播者是从普通传播者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随着史诗发展的日趋成熟，普通传播者逐渐退居幕后，主要以受众群体的角色出现，而艺人成为传播活动的真正主导者，自此，史诗传播终于走上了职业化道路。一个成功的职业传播者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首先，他们的说唱内容与形式契合了人民大众的审美诉求；其次，说唱过程是自主性与规约性的结合；再次，必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职业说唱艺人担负了收集与加工信息、传递信息、反馈信息及依据反馈修正自己行为的任务，“把关人”的影子出现在每个环节中。

（三）艺人的说唱活动受到来自政治、经济与宗教的控制，其自身对行业规范及传统的尊重也会影响艺人的传播活动。

第二章《格萨尔》的内容研究。本章涉及史诗内容的传播学特征、故事情节的变异及人物形象刻画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格萨尔》史诗的内容是由一个庞大的信息库构成的，因而也就具有了作为信息的共同属性，然而又有自己的独有特征。信息综合性、价值共享性与信息系统的开放性是信息的一般属性，而通俗性与娱乐性则是史诗内容的独有特征。

（二）以发展阶段与版本类型不同的三个史诗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史诗情节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情况。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人文背景的不同，相同情节在不同版本中也具有了不同的表现方式。

（三）为了吸引受众，艺人总会极力塑造诗中人物的形象。由于本研究遵循的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式，因而仅选择了核心人物格萨尔作为典型进行剖析，以便对此有个总体了解。史诗发展越成熟，人物性格整体越趋于立体化。

第三章《格萨尔》主题传播变异研究。本章涉及《格萨尔》史诗中主题研究现状及史诗中的四大主题：一是抑强扶弱主题；二是佛、苯宗教主题；三是汉、藏关系主题；四是爱国主义主题。史诗的主题具有层次性，不能一概而论。《格萨尔》史诗具有什么样的主题，应该视本子不同而对史诗主题单独表述。借助主题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史诗的主题层次如下：降妖伏魔、为民除害→抑强扶弱→反抗侵略与爱国主义→汉、藏友好关系。不同层次的主题与《格萨尔》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同构性，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提高与升华，每一次主题的升华都是史诗现实主义的凸显。史诗主题层次的发展即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也是现实的需要。

第四章《格萨尔》受众研究。本章主要涉及史诗的受众类型及特征、受众动机与对说唱活动的选择性接受。

（一）普通百姓与普通僧人构成了史诗最为庞大的受众群体，他们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解说活动；而那些贵族、官僚及高级僧侣由于特殊的政治身份与雄厚的经济条件，能够随意左右说唱活动，甚至可以长期“垄断”一位艺人。受众群体具有共同的主要特征：广泛性、阶级性、宗教性、分散性、流动性与传受者位置的互换性。

（二）受众往往会出于消遣娱乐、满足信息需求、满足心理需求与人际交往的需要而主动参与史诗的传播活动。在传统口头活动中，受众群体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接受信息的反馈上，又进而影响艺人的编创与传播活动。受众群体具有选择说唱部本的自由，还能对内容进行选择性解释与选择性记忆。

第五章《格萨尔》史诗的效果研究。本章主要论述了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技巧、传播对象、受传者个性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一）史诗中广泛应用了“一面提示”“两面提示”“恐惧诉求”及神圣烘托法等方法来加强传播效果。

（二）受众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可以加强或发起史诗传播活动，受传者个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对于传播效果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讲，群体归属意识强的人更容易接受与之既有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信息。

（三）即使相同的内容，不同的受传者也往往会因为其个性差异对接受活动有着不同的心理倾向。由于文化水平、社会地位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受众群体对说唱地点与环境也有选择性偏好。此外，受传者的“自信心假说”也可解释史诗在藏族地区长期流传的原因。

第六章多维理论视域下的《格萨尔》传播效果研究。本章运用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及培养理论阐释史诗传播效果的内在机制。

（一）躲藏在传播活动背后的宁玛派僧人通过置入史诗佛教内容，有意识提升佛教的正统地位与合法性，本身就是一种“议程设置活动”。宁玛巴通过“议程设置”在受众群体周围塑造了一个拟态的信息环境来左右受众的接受活动。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为我们揭示了佛教是如何借助《格萨尔》传播活动来拥有巨大信众群体的。佛教思想与价值观通过史诗传播逐渐占有了舆论优势，而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就会出于担心陷入“舆论孤立”而“悄悄”附众。而舆论优势的获得也是构建出来的。

（三）史诗由于其自身的优势，被宁玛巴选为承担“培养”社会共识的文化武器，“培养理论”则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揭示了史诗是如何通过塑造社会“共识”积极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

四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来搭建总体结构，由于传统社会中传播媒介比较单一，故没有独设一章，相关内容在其他章节有所涉及。第三章与第四章都属于内容研究，第五章与第六章都属于传播效果研究，出于篇幅大小及内在逻辑关系的考虑，分别设为两章。每一章的内容都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关系，遵循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套路，对传播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本研究以传播学、社会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比较、分析与归纳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努力做到论点清楚，论据有力。

五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第一，理论有所推进。本研究属于基础性研究，将著名史诗《格萨尔》置入传播学的研究视域，试图从微观角度探索史诗传播活动的传播机制及普遍性问题，旨在说明史诗本身并不神秘，其传播活动依循普遍性规律。以往有些学者依据个案及田野资料刻意强调史诗的特殊性，增加了史诗的神秘感，给人们造成了一定误解，这容易导致两种后果：一是过度的神秘性会引起受众的暂时兴趣，但长远来看则不利于史诗的传播。正所谓《荷马史诗》为什么会传遍全世界，就是因为它没有神秘感可言。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固然神秘，然而世人了解者几何！二是过度的神秘性不仅限制了史诗的传播，而且不利于学术研究，降低了他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进入《格萨尔》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发展情况来看，学术传播也是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途径，因而研究者越多，传播力也就越强。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依靠神秘性来实现发展与完善，大凡神秘之物最终都会失去光彩。因此，本研究与以往有些刻意强化民族性与特殊性的研究不同，意在指出《格萨尔》史诗是一部“平凡的”伟大史诗，同时也遵循基本的传播学原理。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说唱活动的各个环节与传播单位，神秘之处只是附加了过多的民族性符号而已，是表象，不是本体。

只有将《格萨尔》史诗拉回到“平凡的世界”，才能彰显其伟大；只有遵循科学的研究范式，才能凸显其巨大价值。

此外，研究《格萨尔》的普遍性也是为了比较的目的，只有将不同史诗放在同一理论起点上进行比较，才能显出客观性，结果也更能令人信服。

第二，方法有所创新。本研究力图摆脱以往研究范式的束缚，遵循传播学的研究脉络，交叉使用了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主题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从微观处着手，深入探讨史诗传播活动的机制及传播效果问题。此外，本研究为了使结论更为全面可信，没有过于依赖针对个案的田野资料，而是把以往文献作为主要资料来源。

第三，内容有所发展。

以往成果较少关注《格萨尔》史诗的普通传播者与特殊接受者，本研究对这两个群体进行了着重探讨。在论及史诗情节变异时，提出了“史诗体”的概念。《格萨尔》史诗体的变异主要涉及史诗的本体，既包括《格萨尔》的章、部的文本形态及版本关系，也包括史诗的篇幅大小与整体情节结构，当然也包括史诗题材的演变。本研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传播技巧、传播对象与受众个性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此外，从群体归属意识与意见领袖等理论维度探讨史诗的传播效果，具有一定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