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

天监元年（502），刘绘死。二年，范云死。七年，任昉死。十二年（513），沈约死。至此，永明文学最主要代表作家相继谢世。这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段落的结束。[1]与此同时，梁代后期一些重要作家还未登上文坛。沈约死时，庾信刚好来到人世，徐陵三岁。他们的父辈在文坛虽已崭露头角，但庾肩吾、徐摛在文坛真正产生影响实际在梁代后期，也就是在中大通三年（531）萧纲被立为太子，他们成为萧纲文人集团的骨干之后。从天监十二年到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死，其间十有八年，实际是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独擅文坛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作者颇众，创作亦丰，号称“晋宋以来所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不过从现存作品来看，他们的创作成就不仅不能与元嘉三大家即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相媲美，而且也没有达到永明三大家即沈约、谢朓、王融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与梁代后期一些重要作家如庾信、徐陵等人的艺术成就相比，他们在许多方面也显得颇为逊色。平心而论，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在前后两个文学高潮之间呈现出平缓发展的态势，成就平平，还没有出现一个足以彪炳文坛的作家。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文人集团毕竟给后世留下一部影响极为久远的《文选》，毕竟较早发现了陶渊明的真正价值，毕竟创作了一些为数不能算少的文学作品。仅此而言，这个文人集团就很值得深入探讨。

一

一个文学集团的形成，起码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相当的作家群体；二是近似的创作倾向；三是相通的文学主张。《南史·王锡传》载：

十三为国子生，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再迁太子洗马。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

屈守元先生《昭明太子十学士说》[2]据此推断说：“王锡十四岁为天监十一年，这时萧统十二岁。十学士的设置，这一年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推测，我觉得不能成立。《梁书·王锡传》：

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与范阳张伯绪齐名，俱为太子舍人。丁父忧，居丧尽礼。服阕，除太子洗马。时昭明尚幼，未与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马王锡、秘书郎张缵，亲表英华，朝中髦俊，可以师友事之。”

说明王锡十四岁时与张伯绪同为太子舍人，与张缵共同侍奉昭明太子是在王锡丁父忧、服阕之后。王锡父王琳，史传未载其卒年，但据王锡弟王佥传记可以考知。《王佥传》载，佥“八岁丁父忧”。王佥太清二年（548）底卒，时年四十五岁。据此而知，王佥父卒于天监十一年。这年王锡十四岁，除秘书郎，时间很短，即丁父忧。其“服阕，除太子洗马”至少在天监十四年（515）以后。[3]又据《南史·张缵传》：

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秘书郎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不数十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书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可言优仕矣。”如此三载，方迁太子舍人，转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缵与琅邪王锡齐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刘善明通和，求识缵与锡。缵时年二十三，善明见而嗟服。

按：张缵太清三年（549）被杀，时年五十一，其十七岁为天监十四年（515），又任秘书郎三载。就是说，张缵为太子舍人当在天监十七年（518）。上文载张缵与王锡共见刘善明，亦见《王锡传》。《通鉴》系此事在普通元年末。若依张缵年二十三而推，当是普通二年。史传称“普通初”当亦不错。据《梁书·庾於陵传》：“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稍事补充说明的是，所谓甲族，大多指渡江甲族。像王规，为东晋开国重臣王导之后；谢举为刘宋谢庄之后。两人均起家秘书郎，随即迁太子舍人。《梁书·王规传》：“父忧去职，服阕，袭封南昌县侯，除中书黄门侍郎，敕与陈郡殷钧、琅邪王锡、范阳张缅同侍东宫，俱为昭明太子所礼。”王规父王骞卒于普通三年（522），这在《梁书·太宗王太妃传》中有明确记载，说明王规亦在普通年间从游东宫。十人中，唯有张率、陆倕、到洽有些例外。张、陆为东南豪族子弟，到氏门第不如其他渡江士族高，其所以出入东宫，亦非偶然。陆倕为梁武帝西邸旧友，张率被梁武帝誉为“东南才子”，到洽门第虽低，却以“清言”驰名一时。[4]张率先任秘书丞。萧衍说：“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天监八年（509）随晋安王萧纲，“在府十年”，天监十七年（518）“还除太子仆”，“俄迁太子家令，与中庶子陆倕、仆刘孝绰时掌东宫管记”。十学士中，到洽和陆倕最早侍奉昭明太子。据《梁书·到洽传》载，天监七年（508），到洽“迁太子中舍人，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俄为侍读。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洽复充其选”。“十四年入为太子家令”，“十六年迁太子中庶子”。普通五年“复为太子中庶子”。从这些材料看，十学士之游东宫，早自天监七年（508），晚至普通初，方聚齐。再从王锡、张缵、张率的行迹推测，十学士并聚集在东宫，主要在天监末到普通七年陆倕死前这七八年间。

其时，不止上述十学士从游东宫。到溉、殷钧、殷芸、陆襄、何思澄、刘杳、刘勰等亦为东宫重要学士。《梁书·殷芸传》：天监十年（511）“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梁书·何思澄传》：天监十五年（516）为徐勉荐举与刘杳等五人撰《华林遍略》，“久之迁秣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说明这些人多是在天监后期侍从昭明太子的，与十学士不相先后。可以说，这些人是昭明太子文人集团最主要的骨干力量。

与这个文人集团先后辉映的，前有沈约、任昉于天监初年奖掖后进，围绕他们而形成的作家群体，后有以萧纲、萧绎兄弟为首的文人集团。把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的人员构成和流向与前后两个文人集团作些比较，是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萧纲曾组织编纂《法宝联璧》，中大通六年（534），萧绎为该书作序，末尾罗列了三十八位编者的姓名、官职。可以这样认为，这些是萧纲文人集团的中坚人物。有趣的是，昭明太子十学士中，只有王规一人入选。王规与萧纲的关系非同一般。萧纲的宠妃王灵嫔是王规的姐姐。其余的学士，除陆倕、张率、到洽、张缅、王锡等卒于此年前外，都还活跃一时，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但这时都未曾进入萧纲文人集团。刘孝绰可能“母忧去职”，姑且不论。王筠在昭明太子死后，曾著《昭明太子哀册文》，颇见称赏，但并未留居京城，而是“出为贞威将军，临海太守，在郡被讼，不调累年”。（《梁书·王筠传》）张缵大约正在吴兴太守任上，直到大同二年（536）才被征回。[5]谢举任侍中，亦不从萧纲游。《梁书·刘杳传》载：“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后一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这说明萧纲有意不用昭明太子的旧部，不是偶然的现象。除了文学主张不同外，恐怕还有政治的因素。[6]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昭明太子的许多侍从来自永明作家任昉、沈约门下。陆倕不必说，本来就是竟陵八友之一，是永明重要作家。其他如《南史·到溉传》：

梁天监初，昉出为义兴太守，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

《南史·陆倕传》称此为“龙门之游”。《梁书·到洽传》也载：“乐安任昉有知人之鉴，与洽兄沼、溉并善，尝访洽于田舍，见之叹曰：‘此子日下无比。’”据《姓解》等文献所称，到洽、到溉、张缵、张率、张缅、刘孝绰、刘苞、刘显、刘孺、陆倕并称为兰台十学士。其中有六人后来进入东宫。六人中，除陆倕外，与永明作家关系最紧密的要算刘孝绰了。其父刘绘是永明重要作家。孝绰幼年就深得“父党”沈约、范云、王融、任昉等人的赏识，被目为神童。其他作家，如殷钧、殷芸、到溉、谢举、王筠、刘勰、何思澄等亦先为永明文学的追随者，嗣后成为东宫重要学士。殷钧“善隶书，为当时楷法，南乡范云、乐安任昉并称赏之”（《梁书·殷钧传》）。谢举十四岁“赠沈约五言诗，为约称赏”（《梁书·谢举传》）。张率在齐末造访沈约、任昉，被沈约称为“南金”（《梁书·张率传》）。王筠以“晚来名家”被沈约称为“后来独步”（《梁书·王筠传》）。刘勰《文心雕龙》为沈约“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文学·刘勰传》）。何思澄作《游庐山诗》，沈约称赏“自以为弗逮”，并请人书于郊居别墅的墙壁上（《梁书·文学·何思澄传》）。东宫学士与永明作家不只彼此揄扬，还每每投诗赠赋，来往唱和。陆倕有《感知己赋赠任昉》《赠任昉诗》，到洽有《赠任昉》，到溉有《饷任新安班竹杖因赠诗》，刘孝绰有《归沐呈任中丞昉诗》等，任昉有回赠《答陆倕感知己赋》《寄到溉诗》《答刘孝绰诗》等。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与永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个文人集团的形成，最初胎息于永明文学的滋补，而与萧纲文人集团迥然有别。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耐人寻味的特异现象。

二

得到永明文学沾溉，昭明太子也不例外。下文还要谈到，天监时期的文坛，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仍是永明文风的延续。可以说，萧统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永明文风的沐浴下度过的。这就使得他的文学思想、他的艺术创作不能不受到永明文学的重要影响。

永明文学创作以游历、叙别与咏物这三类题材最具特色。[7]总的来看，昭明太子文人集团的创作大致也是这样。就题材内容而言，描绘征旅游历以寄托感情的作品，张缵《秋雨赋》《南征赋》可为代表；抒写生离死别之情的作品，昭明太子的《与晋安王令》《与张缅弟缵书》等悼念明山宾、到洽、张率、张缅等，写得沉痛迫肠，比较真挚感人。不过这两类作品与永明文学相比，所表达的思想情绪还是淡薄多了，永明代表作家毕竟经历过较为动荡的生活，政治方面的磨难遭际也较梁代中期这些作家为多，这些都是昭明太子文人集团中代表作家所不能比拟的，所以他们的游历伤别之作，其感人程度不能与永明文学同日而语。也许由于平静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咏物诗相比较来说存世较多，还可以与永明咏物诗争衡媲美。此外，昭明太子《大言诗》《细言诗》写得比较有趣，前者极尽夸大之能事，后者则尽量缩小所写物象，王锡、王规、张缵、殷钧等并有奉和，说明是一时所作。[8]

在文学思想方面，我曾比较过沈约与刘勰文学思想的异同，发现他们在某些具体主张上尽管存在差异，但在倡导平易自然的审美理想、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和谐以及崇尚清新遒丽的艺术风格这两个方面还是一致的，实际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永明文学的成就。[9]这些主张，有的被昭明太子文人集团通盘接受，有些则有保留地接受，有些则摈弃不取。

倡导平易自然的审美理想，这与昭明太子的文艺思想、生活情趣颇为相近。《梁书·昭明太子传》本传说他：“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也说：

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雪千里，睹纷霏而兴咏。

《答晋安王书》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情趣：

知少行游，不动亦静，不出户庭，触地丘壑，天游不能隐，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镜，一见何必胜于传闻；松坞杏林，知之恐有逾吾就。

正是具有这样热爱自然、崇尚山水的情怀，他才能超越时人，从人品和诗品两个方面发现了陶渊明的价值。尽管陶渊明谢世已近百年，而他读陶诗时仍强烈地感受到“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纯真自然，绝少雕饰，这与“任真自得”（《陶渊明传》）的诗人形象彼此辉映。为了表示崇敬之情，不仅在《文选》中选录八首诗和《归去来兮辞》，还亲自为陶渊明编辑作品集。对于这种真淳浑朴的审美理想的追求当然不止限于昭明太子。张缵亦“性爱山泉，颇乐闲旷，虽复伏膺尧门，情存魏阙，至于—丘一壑，自谓出处无辨，常愿卜居幽僻，屏避喧尘，傍山临流，面郊负郭。依林结宇，憩桃李之夏荫；对径开轩，采桔柚之秋实”（张缵《谢东宫赉园启》）。曾侍奉东宫、深为昭明太子礼重的徐勉，在其《为书诫子崧》中也曾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感情。

文章由质朴趋于藻饰，所谓“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这是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这一点，昭明太子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因此，他对于文章形式方面的一些问题，诸如体裁的分类、辞藻的考究等是比较重视的。在这方面，他与永明文学思想中偏重形式完美的一些主张有某些近似之处，但又有很明显的不同。永明文学比较重视艺术形式方面的新变，比如运用声律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永明诗体。对此，昭明太子似乎不以为然。沈约《郊居赋》重视声律调配的和谐，在当时传诵一时（详见《梁书·王筠传》《刘杳传》），而《文选》不收。就诗而言，永明以后，句式渐短，以四句、八句为多。以竟陵八友诗为例，在《玉台新咏》中，四句诗有48首，八句诗有32首，均超过其他句式诗。而《文选》四句无一首，八句则四首，较多的是十句、二十句诗。其他如律句、如押韵，《玉台新咏》所收诗歌大多比《文选》所收在声律方面更为考究。[10]这说明昭明太子对于永明诗人沾沾自喜的声病说是不十分重视的。尽管《文选》收录了专从声病角度评述历代作家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但主要是从史论着眼，因为六朝人十分重视史论的缘故。

至于倡导什么样的文风，昭明太子与永明作家的见解则相去甚远。永明代表作家沈约、谢朓、王融等倡导清丽诗风，并在创作过程中身体力行之；由清及丽，甚至出现了最初的艳体诗的萌芽[11]。对这类作品，昭明太子编《文选》都剔除不录，而偏重他们抒写羁旅愁思之作。这与《玉台新咏》专收绮丽轻靡之音很不相同。竟陵八友的作品，昭明太子似更偏爱于任昉、陆倕之作。任昉作品收录在《文选》中有21篇，高于沈约。陆倕《石阙铭》被萧衍誉为“辞义典雅”、《新漏刻铭》见重一时，均入《文选》。由任、陆而上溯，他更重视太康潘、陆，元嘉颜、谢之作。江淹擅长古体，所以亦受重视。前人所说“古体之选，莫昭明若矣”（翁嵩年《采菽堂古诗选序》），是符合实际的。这里所说的“古体”是指晋宋盛行的典雅繁富的文体，是与永明以后流行的“新体”相对而言的。尽管昭明太子本人及其门下深受永明诗风影响，但对于永明作家所倡导的清丽文风及其所造成的余波流蕴是有所不满的，所以倡言古体，恢复太康、元嘉之风，以纠正永明诗风的偏颇。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看来，他是把“丽而不浮，典而不野”作为最完美的审美理想来追求的。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以为昭明太子的创作已臻此境界：

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伯喈笑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昭明太子的文章能否享此殊荣，这里姑且不论，他们所共同倡导的这种非古、非今、非典、非丽的折中理论却是显而易见的。推终原始，这种观点实本于儒家正统的美学观。我们还可以从昭明太子的其他论述中得到些旁证。《与何胤书》称：“每钻阅六经，泛滥百氏。”《答晋安王书》称：“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由此可以推想，昭明太子组织班子编选历代诗文选集，似乎不外有两个目的：一是借此“研寻物理”[12]，即推寻历代“孝友忠贞之迹”，“治乱骄奢之事”；二是借以“顾略清言”，向世人展示历代文章体裁之美。前者重在政治方面的教化意义，而后者则具有明显的指导现实文学创作的导向作用。

三

由此看来，《文选》的编定，似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昭明太子为学士“肴核坟史、渔猎词林”（萧统《与何胤书》）而编的总集。事实上，它是一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形成，是皇太子萧统具体贯彻乃父萧衍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

梁武帝萧衍本出身于文人，为竟陵八友之一，是永明时重要作家。代齐称帝后，西邸旧友如沈约、任昉、范云都还很活跃，所以就天监前期，具体说天监十二年以前而言，当时文坛主要还笼罩在永明文风之下。梁初郊庙歌辞皆沈约所撰，一反常规，不以五经为本，而是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梁书·萧子云传》）。梁武帝萧衍本人在梁初亦以文义相标榜，广求儒雅。《梁书·文学·刘苞传》：

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不殊。

萧衍自己亦“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使就”，在天监十二年前已编辑成集。沈约《武帝集序》：

至于春风秋月，送别望归，皇王高宴，心期促赏，莫不超挺睿兴，浚发神衷。及登庸历试，辞翰繁蔚，笺记风动，表议云飞，雕虫小艺，无累大道。

萧衍现存诗歌较有价值的多属当时“新声”的乐府歌辞。《乐府诗集》所收《襄阳白铜鞮歌》，《古今乐录》说是萧衍从襄阳领兵西下而作。又《江南弄》七首，《古今乐录》记载作于天监十一年（512），沈约也有四首同题之作，当亦作于同时。由此来看，这些清新可诵的乐府歌辞，大约多数作于天监前期，永明诗味较浓。

但此时的萧衍，身份毕竟与永明作家完全不同了。作为开国君主，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致使社会风尚亦随之开始发生变化。

在思想文化领域，萧衍集诸家之长，明确标举“三教同源”，于儒、释、道兼收并蓄，但在具体政策制定方面，他更偏重于儒学。天监四年（505）发布《置五经博士诏》《定选格诏》，规定：“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九年（510）作《令皇太子王侯之子入学诏》。十一年（512），持续修撰几达二十年的五礼最终完成。普通初，徐勉表上，萧衍下诏说：“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案以遵行，勿有失坠。”在《敕何胤》中他明确表露自己倡导儒术，目的在于移风易俗：

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搢绅，鲜闻好事。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当扆兴言为叹。

终其一生，弘扬儒术，原因在此。

在生活作风方面，崇尚节俭，不贪声色。他说自己不近女色，杜绝淫逸，三十年始终如一。平生不饮酒，不好音乐，“朝中曲宴，未尝奏乐”。“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他说这些“人所共知”，“群贤之所观见”（《敕责贺琛》），我想去事实亦不会太远。萧统的母亲丁贵嫔亦“不好华饰”，追随武帝“屏绝滋腴，长进蔬膳”（《梁书·高祖丁贵嫔传》）。当然，他们所以这样做，直接的原因是，他们舍道事佛，立誓断绝酒肉，摒绝声色，所以没必要评价过高。但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可以推想一二的，至少，萧统受此影响就比较深。崇尚节俭，历代欲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如此标榜。南齐武帝自始至终都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常挂在嘴边。但实际上“后宫百余人”（《南史·豫章王嶷传》），上行下效，皇室成员多以奢侈相尚，声色是求。相比较而言，梁武帝还算是言行一致的，特别是在他当政的前期，这些问题处理得比较好[13]。

在文学创作方面，倡导典雅古朴之风。譬如他后来对沈约所撰郊庙歌辞就很不满，下令萧子云重修：“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重视典雅，所以他对“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的裴子野褒奖有加。《梁书·裴子野传》：

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高祖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

裴子野的古体创作，萧衍以为“甚壮”。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更偏重文章的实用价值，“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钟嵘《诗品序》）。因此之故，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体派在梁代中期影响很大。刘之遴、刘显、阮孝绪、顾协、韦棱以及昭明太子门下的殷芸、张缵等与裴子野“深相赏好”，“每讨论坟籍，咸折中于子野焉”。“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梁书·裴子野传》）。其风流所及，直至梁代中后期。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后，作《与湘东王书》[14]，对裴子野颇多微词：

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

这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兴盛。

萧统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思想性格、文学创作，无不染上浓重的时代色彩。再从萧统的个人生活经历来看，他的青少年时期，身边围绕着的多是名流硕学。《梁书·徐勉传》载：

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太子礼之甚重，每事询谋，尝于殿内讲《孝经》，临川靖惠王、尚书令沈约备二傅，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王莹、张稷、柳憕、王暕为侍讲。时选极亲贤，妙尽时誉。

其他如被萧统誉为“儒术该通，志在稽古”的明山宾，天监初年“礼仪损益”多所制定的周捨，被萧衍目为“才识通敏”的孔休源等均为昭明太子启蒙老师。这当然是梁武帝萧衍的有意安排。昭明太子成人后，思想比较开放，或儒或释，出入二教之间，而以儒学为主。他的生活作风，他的文学思想，亦以古质自然为宗，不尚绮丽，倾心典雅。这些与其父何其相似。昭明太子确实没有辜负梁武帝对他的栽培。

一种文风的形成，当权者的倡导固然起到比较重要的决定作用，而文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尤其值得关注。

梁武帝在位的四十余年间，国内外各种尖锐矛盾虽不曾间断，但在前期、中期，社会比较稳定，加之“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隋书·经籍志》），右文之风较之永明时代更加盛行。就当时一般士人心态而言，他们不像永明作家那样热衷于政治，而是更醉心于文学创作，以此相尚，流衍成风。这一现象背后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这里暂且略而不论。从当时创作来看，梁代中期最有成就的作家当首推王筠和刘孝绰。王筠《自序》称：“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可见他们自幼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所以很容易与梁武帝父子相合拍，以他们的文学才能，也自然会备受重视。王筠《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

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王筠自撰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守、太府各为十卷。《梁书·刘孝绰传》亦载：“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这两位作家创作之丰、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尽管他们的作品留存下来的极有限，其中还有一些比较轻艳的作品，但从可以确定为前期的作品来看，格调近于典雅雍容，是典型的梁代中期的风味。他们的创作，推波助澜，对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梁代文学风尚几经变迁：起初继承永明文学的流风余绪，继之以复古思潮的形成，最后是轻艳之风的兴起。每一次变化，当权者的提倡起到了导向作用，士人的心态又直接影响到每种文风的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哲学思潮对文风的流变更是起到远比我们料想要大得多的作用。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形成，儒家学说是其核心。而梁代后期，玄学又勃然兴起。萧纲主讲，“学徒千余”。萧绎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颜氏家训·勉学》）。这使我们想起刘宋大明泰始年间，一些作家变革元嘉诗风，崇尚轻丽恻艳之词，也是以玄学作为先导。那么，梁代后期宫体诗的兴起，是否也与玄风重弹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这只能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探讨了。

《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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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钟嵘《诗品》以沈约为入评的最后一位作家，《昭明文选》也主要收录沈约以前的创作。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认为，这“确实在文学史上标志着一个历史的段落”。

[2] 见《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 两晋丁父忧用王肃说，两年零五月。南朝用郑玄说，两年零三月。至少都在两年以上。

[4] 《梁书·到洽传》载梁武帝问丘迟到洽与溉、沆异同。丘迟说：“正情过于沆，文章不减溉，加以清言，殆将难及。”

[5] 《梁书·张缵传》：大通“三年入为度支尚书，母忧去职，服阕，出为吴兴太守”，“大同二年征为吏部尚书”。

[6] 昭明太子死，立萧纲为皇太子，“废嫡立庶，海内噂誻”。袁昂、周弘正等并提异议，要求立萧统之子为太子。见《南史·袁昂传》《周弘正传》等。萧纲能被立为太子，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不能不考虑到昭明门下旧部的失意不满，所以“立无停者”，以减少麻烦。

[7] 参见刘跃进《永明诗歌平议》，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

[8] 《艺文类聚》卷十九引上述诸作外，最后是沈约两首应令诗，不知是否应昭明太子之令。

[9] 详见刘跃进《士庶天隔·文心相通——沈约刘勰文学思想异同论》，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5期。

[10] 详见刘跃进《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永明诗体辩释》，刊在《中国诗学》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 详见兴膳宏先生《沈约与艳体诗》，载彭恩华编译《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

[12] 见《与何胤书》，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13] 梁代前期，萧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鼓励农桑、减免赋税、选用良吏、广开言路、崇尚节俭等，对政权的巩固起到很大作用。后期，舍身佞佛、任用非人，而又刚愎自用，致使浮华之风泛滥，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贺琛《条奏时务封事》、郭祖琛《舆榇诣阙上封事》等对此提出尖锐批评。

[14] 详见清水凯夫先生《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考》，载《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