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
在《文选》流传过程中，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尤袤刻本占有重要地位。元、明、清三代所刻李注《文选》都以尤本为底本。但是，尤本所依据的祖本是否为李善注的单行本，向来有争议。《四库全书总目》评尤刻时说：“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济曰’各一条，殆因六臣注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此说多为学者信从，以为今传李善注本均系从六臣注中摘出，重新编排而成。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选序》称：“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为六臣，而善注反微矣。淳熙中尤廷之在贵池仓使，取善注雠校锓版，阙后单行之本，咸从之出。”言下之意，李善注单行本是尤袤始从六臣注中辑出的。但是，根据《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目录记载，北宋初年就有李善注本，并一直与五臣注并行不悖，而这几部书目并未记载六臣注本，因此，至少在北宋初年，李善注本就不是从六臣注中辑出的。程毅中、白化文先生《略谈李善注的尤刻本》[1]认为，现存尤本系善注单行本，非从六臣注中辑出。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先生又根据日本所藏《文选集注》作《〈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2]，也赞同这种观点。
现存李善注是从六臣注中辑出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被视为定论，而今异说并起，这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这篇小文，只是想以《洛神赋》李善注为例，就此问题发表肤浅的看法。
一 由“感甄说”谈起
尤刻《文选》卷十九曹子建《洛神赋》下有善注曰：
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渡
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玉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这段记载，现存几部最重要的《文选》早期刻本，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北宋天圣七年刻李善注《文选》残卷、南宋初年明州刻六臣注（北图藏残卷，日本藏有全本）、赣州刻六臣注（北图藏有全帙）、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六臣注〈文选〉》等均付阙如。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清代以来有很多学者作了详细的辨析，一致予以否定。20世纪30年代初期，沈达材著有《曹植与〈洛神赋〉传说》专书，可以说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里没有必要再赘述。关键的问题是，这段记载到底是什么时候加进去的呢？又是何人所加？考订《文选》版本，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避。
对于这段记载可能有几种解释，或者是李善原注，或者是李善后人妄附，或者干脆就是尤袤所加。丁晏《曹集诠评》卷二辨析说：“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又说：“感甄妄说，本于李善。注引《记》曰云云，盖当时记事媒蘖之词，如郭颁《魏晋世语》、刘延明《三国略记》之类小说短书。善本书簏无识，而妄引之耳。五臣注不引《感甄》，视李注为胜。”依照丁说，这是李善的原注。那为什么其他有李善注版本未载？丁晏没有解释。胡克家《文选考异》说：“此二百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二本是也。此因世传小说有《感甄记》，或以载于简中而尤延之误取之耳。何尝驳此说之妄。今据袁、茶陵本考之，盖实非善注。又案：后注中‘此言微感甄后之情’，当亦有误字也。”说这段记载为尤袤所加，似乎言而有据，但是，如果我们与现存几部宋版《文选》详细校核，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尽然。
确实，在《洛神赋》题下，除尤本外，都没有“记曰”一段解题，但是在“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下，现存各本均有“此言微感甄后之情”的注解。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绍兴年间所刻，早于尤本数十年，赣州本六臣注《文选》亦与尤本不相先后，如果确是尤袤所加的“感甄说”，此两本不应有这段注解。特别是北宋本残卷也有这句注解，问题就更加明朗了。在北宋刻本后有劳健的题跋：“宋讳缺笔，至桢，止通字，亦为字不成。天圣元年，章太后临朝称制，令天下讳其父名。明道二年，后崩，遂不讳字，知此书乃天圣明道间所刻，与上虞罗氏所印日本高山寺所藏北宋本《齐民要术》字体绝相似，彼书通字亦缺末笔，或同时同地所刻，亦未可知也。”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记载：“（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李善《文选》校勘毕，先令刻板，又命官复勘。未几宫城火，二书皆烬。”又载：“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据屈守元先生考证，北图所藏北宋《文选》残卷就是天圣七年国子监刊本[3]。可见这个北宋《文选》残卷要早于尤本一百五十多年。“感甄”之说既然已经见于此本，胡克家据何而断定是尤袤所加呢？
“感甄说”非尤袤所加，不只有版本作依据，就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文选学”在唐代不仅立于官学，在乡学也曾立有专科。《选》学代代相承，余绪不绝。直至南宋初年，与尤袤同时代的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还记载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可见《文选》影响之大。而《洛神赋》又是《文选》中的名篇，如果尤袤随意增添新解而托之善注，这在当时是很难叫人想象的事。事实上，由于有了北宋残卷，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北宋初年流行的善注《文选》中已有“感甄”之说。是否唐代以来的善注即如此，也未可知。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诗：“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李商隐《东阿王》诗：“君王不得为天子，半是当时赋《洛神》。”又《无题》：“宓妃留枕魏王才。”又罗虬《比红儿诗》：“拔得芙蓉出水新，魏家公子信才人。若叫瞥见红儿貌，不肯留情付洛神。”这个故事不仅为唐朝诗人采作诗料，而且还成为唐传奇的素材。薛莹有《洛神传》至今流传。这个事实说明，至少在中唐以后，曹植的《洛神赋》是为“感甄”而作，已成为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这个传说是由于李善注《文选》的称引而在其后广为流传呢，还是在李善身后才出现而由后人加进善注，现在已经难以确考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考定：胡克家说“感甄说”是尤袤所加，这个论断不能成立。他在《〈文选〉考异》中每云“尤校改”“尤删”“尤增”等，其实颇有武断之嫌。实际上，他所根据的校本主要是袁本和茶陵本。而这两本是否即由李善注定本系统而来，这还是个问题。唐代以来，李善注本的流传不止一种，在没有充分的版本根据以前，以甲本否定乙本，甚至以晚出本否定古本，是难以叫人信服的。
二 李善注《文选》在唐代的流传
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亦以诗赋名家，所以《文选》日益风行。唐太宗时，曹宪、李善等人讲授《文选》，当时有所谓“文选学”之称。《旧唐书·儒学·曹宪传》载：
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又《新唐书·李邕传》载：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恰，表上之。……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
由此可见，唐代“《文选》学”至李善而集其大成。萧统编《文选》原为三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李善析为六十卷。唯《新唐书》说李邕又有补益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不可信：“今本事义兼释，似为邕所改定。然传称善注《文选》在显庆中，与今本所载进表题为显庆三年（658）者合。而《旧唐书·（李）邕传》称天宝五载（746）坐柳
事杖杀，年七十余，上距显庆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时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注书之事？且自天宝五载上推七十余年，当在高宗总章咸亨年间，而《旧（唐）书》称善《文选》之学受之曹宪，计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时，当七十余岁，亦决无伏生之寿，待其长而著书。考李匡乂《资暇录》曰：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义兼释，不由于邕。匡乂唐人，时代相近，其言当必有征。”
李邕是否补益过善注《文选》，除《四库提要》外，现在学术界仍有论争（参见王令《李邕补益〈文选〉注说志疑》，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这里暂且略而不论。我们从上述引证中可以注意到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即《新唐书》及李济翁《资暇录》并提到李善注《文选》在唐代不只有一种版本流传。由于有初注、二注乃至三注、四注之别，在唐代流传的诸本善注《文选》，所据不一定都是善注定本，所以，异文一定不在少数。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到了盛唐时期，“选学”更受重视，杜甫就曾告诫过他的儿子要“精熟文选理”。《朝野佥载》还曾记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朝野佥载》的作者张鷟卒于开元年间。可知张简“为乡学讲《文选》”当是“文选学”兴盛后的高宗以至玄宗年间的事。这段记载说明，在唐朝，《文选》不只为上层士大夫所必读，就连乡学亦立有专科。“选学”在唐朝的普及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李善注《文选》详于典章制度及名物训诂的考释，字句的疏通可能有所不及。因此，当时学术界自然会提出对于新注本的要求。《大唐新语》卷九载：“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院中学士向廷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但是，另一新注本，即吕延济、刘良、吕向、张铣、李周翰等五臣注本却保留下来了。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评价李善注说：“往有李善，时谓宿儒，推而传之，成六十卷，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入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臣惩其若是，志为训释。”从此以后，五臣注与李善注并行。在宋代以前，不管是李善注，还是五臣注，都只有抄本传承，在传抄过程中，无意抄错或有意增删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试看红学界关于脂砚斋不同抄本的研究，就可以理解。以后例先，当出同理。由此甚至可以推想，李善注和五臣注在抄本流传过程中，相互混易的现象在唐代恐怕就已经出现了。
引用这些人所熟悉的材料，是想说明在北宋初年第一个李善注本刊刻之前，各种善注《文选》传本在体例、内容等方面不一定完全相同；就是刻本出现以后，他本也不一定全废，不能否认其他善注传本在北宋以至南宋初年流传的可能。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记载：“苏子瞻尝读善注而嘉之，故近世复行。”说明李善注《文选》在北宋前期依然流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并著录有李善所注《文选》六十卷，他们并没有注明所依据的善注是国子监刻本还是其他传本。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确定北宋流行的善注就一定都是官方刻本。
三 尤刻当别有所据
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就有必要对北宋国子监刻本、尤袤刻本及六臣注本做些比较，大体考察一下这几种版本的渊源关系。这样，有些问题（比如“感甄说”等）也就比较容易得到一些合乎情理的解释。
北宋国子监刻本原为六十卷，国家图书馆收藏二十四卷（包括残卷）。幸而《洛神赋》完整保存，为我们提供了足资比较的文献资料。
下面仅举数例，尝鼎一脔，窥豹一斑，弥足珍贵。
1.“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
尤本：“黄初，文帝年号。京师，洛阳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济，渡也。”
国子监本、明州本、赣州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以下简称中华本）均无此注。
2.“腰如约素”
尤本作“约”。赣本、中华本并于“约”下有注：“善本作束。”检国子监本正作“束”。李善注曰：“《登徒子好色赋》曰：腰如束素。束素，约素，谓圆也。”知“束”字为正字。
3.“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
尤本：“璀粲，衣声。《山海经》曰：沃人之国，爰有璿瑰。瑶碧，郭璞曰：名玉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瑶碧。……”
国子监本、赣州本、中华本：“善曰：璀粲，衣声。《山海经》曰：和山其上多瑶碧。……”并无“沃人之国”云云。
4.“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尤本：“《尔雅》曰：岸上曰浒。郭璞曰：厓上地也。《毛诗》曰：在河之浒。毛苌曰：浒，水厓也。《〈汉书〉音义》应劭曰：濑，水流沙上也。傅瓒曰：濑，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
国子监本：“《毛诗》曰：在河之浒。……”
赣州本、中华本：“善曰：《毛诗》曰：在河之浒。毛苌曰：浒，水涯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注释为略。
5.“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
尤本：“《神仙传》曰：切仙一出游于江滨，逢郑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与之。交甫行数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尔雅》曰：……”
国子监本：“交甫已见《江赋》。《尔雅》曰：……”
赣州本、中华本：“善曰：《韩诗外传》曰：郑交甫尊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亡矣。《尔雅》曰：犹如……”
6.“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
尤本：“北海鱼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尔雅》曰：水中渚曰沚。孔安国《尚书注》曰：山脊曰冈。《毛诗》曰：领如蝤蛴。又曰：有美一人，清阳婉兮。”
国子监本：“北海鱼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毛诗》曰：领如蝤蛴。又曰：有美一人，清阳晚兮。”
赣州本、中华本：“善曰：北海鱼非洛川所有……”下同国子监本。
7.“顾望怀愁”
尤本作“愁”字，赣州本、中华本在“愁”字下注：“善本作怨。”而国子监本正作“怨”字。
8.“揽
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尤本：“《说文》曰：
，骖驾也。毛苌《诗传》曰：
，行不止之貌。《广雅》曰：盘桓，不进也。”
国子监本、赣州本、中华本在此处均无善注。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尤本善注大多比国子监本及现存六臣注本要详尽。不仅《洛神赋》如此，其他篇目也是这样。比如陆机《文赋》序题解，尤本：“臧荣绪《晋书》曰：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少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年二十而吴亡。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旧相识以文，华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而明州本、赣州本、中华本则很简单：“善曰：臧荣绪《晋书》曰：陆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作《文赋》。”又，“窃有以得其用心”，尤本善注：“作，谓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于文。《庄子》尧曰：此吾所用心。”而明州、赣州及中华六臣注本仅引“《庄子》曰”云云。又，“妍蚩好恶可得而言”下尤本善注有“文之好恶可得而言论也”。“每自属文尤见其情”下尤本善注又有“士衡自言，每属文，甚见为文之情”。又，“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下尤本善注有“利害由好恶”。又，“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下尤本善注有“言既作此《文赋》，它日而观之，近谓委曲尽文之妙理”。又，“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下尤本善注有“此喻见古人之法不远……。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长短，近取法于柯，谓不远也”。又，“若夫随手之变”下尤本善注有“文之随手变改，则不可以辞逮也”。又，“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下尤本善注有“盖所言文之体者，具此赋之言”。又，“伫中区以玄览”句下尤本善注有“《〈汉书〉音义》张晏曰：伫，久俟待也。中区，区中也。《字书》曰：玄，幽远也”。又，“遵四时以叹逝”二句下尤本善注有“遵，循也，循四时而叹其逝往之事，览视万物盛衰而思虑纷纭也”。又，“悲落叶于劲秋”二句下尤本善注有“秋暮衰落，故悲；春条敷畅，故喜也”。如此等等，其例甚夥，不胜枚举。这些善注在明州本、赣州本、中华本中均付之阙如。这一事实至少说明，尤袤刻本不是从现存的六臣注本辑出的，否则不会相差这么多。[4]
回过头来再看《洛神赋》尤本题解，“记曰”云云在其他注本中确实没有，但是根据上述例证来推断，它不可能是尤袤所加。如果硬说是尤袤所加，那么上述与六臣注本不同的李善注都是尤袤所加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尤袤刻本确实不值一提了。问题是，证据呢？《四库全书总目》说尤本系从六臣注本辑出，是哪部六臣注呢？四库馆臣并没有拿出论据，从现存的六臣注本中实在得不出这个结论。至于《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汲古阁刻李善注本卷二十五陆云《答兄机诗》《答张士然诗》中有五臣注痕迹，便推断尤本是从六臣注中辑出。但是这里是有问题的。因仅仅根据一部明本来推断尤袤刻本的来源，这在论证方法上至少是不严密的。尽管汲古阁本号称从宋本校正，唯不知所据是何宋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尤袤刻本的早期印本，就没有四库馆臣所说的五臣注的痕迹。退一步说，就是尤刻善注确有五臣注的痕迹，也不能仅仅据此就推断说尤本一定出自六臣注。如上所述，即便在唐五代时也不能排除李善注与五臣注相互混易的可能。还是以曹植《洛神赋》为例，在“曹子建”名下，国子监本无注。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陈八郎五臣注本注：“《魏志》云：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东阿王，后改封雍丘王，死溢曰陈思王。洛神，谓伏羲氏之女，溺于洛水为神也。植有所感托而赋焉。”韩国汉城大学所藏奎章阁本亦同此注。明州本、赣州本、中华本等均有此注，大同小异，而且这三种版本并有“翰曰”二字。说明李周翰所注，这没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明州本在这个注下又有“善注同”三字。明州本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因为五臣注已有，所以略去李善注。问题是，从时间上说，李善注早于五臣，既然已经有李善注，何以五臣依然叠床架屋而又重注呢？这在情理上说不过去。所以我认为，这里的李善注和五臣注早就有所混易。
对于《洛神赋》李善注的校读，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事实，即现存的六臣注《文选》中的李善注与北宋国子监刻本的李善注基本相近，说明它们可能是同一版本系统。而从上文的引证来看，尤袤刻本则与此有所不同。对此，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六郎先生在其长篇论文《文选诸本的研究》[5]有过解释。一方面，他确信四库馆臣的考论，认为“尤本从它所据底本原为六臣注本的注中抽取了李善注，所以令人怀疑到它决非以李善单注本为底本，并加进了尤氏自己的雠校”。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在尤袤的时代“尚存其他善本，尤本曾以它们参校”。这种解释颇有令人费解之处。既然当时还有李善注的单行本在流传，尤袤完全有理由据以校刻，六臣注本可以作为参校本，他何必多此一举，还要从六臣注本中辑出李善注呢？这种解释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矛盾，于是，森野繁夫先生又另辟蹊径。他仔细比较了尤袤刻本和《文选集注》的异同，认为尤袤刻本不是从六臣注本中辑出的，而是“对《集注》本李善注补充订正、加工而成的”[6]。这种解释较之传统的看法确又进了一步，但是仍然对李善注的单行本表示怀疑。这种怀疑当然有理由存在，不过又说尤袤刻本出自《文选集注》，似乎又过于绝对了。《文选》李善注本传世毕竟已有1000多年了，许多资料早已散失，无迹可寻。仅仅根据现存极有限的材料考定排比，用以确定不同版本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说甲一定出于乙，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与其抵牾枘凿地为尤袤刻本寻根探源，还不如笼统地说，尤本当别有所据。至于所据之本，至少不是现存的北宋国子监刻本，不是六臣注本。它应当是唐代以来流传的另一版本系统。
《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1] 《文物》1976年第11期。
[2] 译文发表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 详见《关于北宋刻印李善〈文选〉的问题》，载《文物》1977年第7期。
[4] 黄侃《〈文选〉平点》认为《文选》所收《文赋注》多非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 见《广岛文理大学内斯波博士退官纪念事业会》，1975年。译文收在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外〈文选〉学论集》中，题作《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戴燕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66、870页。
[6] 《关于〈文选〉李善注——〈集注〉本李善注和刊本李善注的关系》，原载日本《中国学会报》31，1979年。段书伟译文收入《中外〈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