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欧苏文之渊源

胡怀琛[16]

辑校按语

《韩柳欧苏文之渊源》，署名“胡怀琛”，原刊《小说世界》[17]1927年第15卷第16期第1—6页。该文收录于彭黎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

唐宋八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之位置，实则八家之中亦只韩、柳、欧、大苏为重要，其余王、曾及二苏不能与四人并称也。

就四家而论其渊源派别各不相同。前人论文，多就本文而论，而不一探其文之来源。如魏叔子《论文日录》云：“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灵怪。子厚如幽岩怪壑，鸟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远，春谷倩丽，园亭林沼，悉可图画。东坡如长江大河，时或疏为清渠，潴为池沼。”李耆卿《文章精义》云：“韩如海，柳如渊泉，欧如澜，苏如潮。”就文论文，自以此二人之言为最切当。然韩、柳、欧、苏之文之所以能如此者，未有一言道及，他人虽有言之者，然亦不能详且尽也。余窃以为四人文境之不同，乃根于其人之思想及所受哲学之影响之不同。

韩退之文出于儒家，如其《原道》《论佛骨表》诸篇，极端反抗异于儒家之说。然无充足之理由，不过一例以邪说异端视之。又其《答李翊书》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可见其于儒家以外之学说，未尝涉猎。从一方面言，可谓纯粹，从又一方言，可谓狭陋，此可见退之思想，不出儒家范围以外。至其行文，则笔力雄厚可称为“力透纸背”，且拟古而能变化，不存古人面目，此其所以为后人所称也。

柳子厚虽与退之齐名，而其渊源则截然两道。柳文一部分乃出于诸子，又一部分游山水小记，则出于《山海经》及《水经注》。如《三戒》《蝜蝂传》等文，全是庄生之寓言。即著名之《郭橐驼传》一文，以种树喻治民，亦全是老子学说。且子厚又有考证诸子之文多篇，可见其研究诸子之功深矣。子厚小记，千古独绝，凡读柳文者，无不知之。而不知其此种小记，乃由《山海经》及《水经注》脱胎而来。然子厚学古人未能化尽摹仿[18]痕迹，如：

有鸟，赤首鸟翼，大如鹄，方东向立。（《游黄溪记》）

朱子即谓其有小疵，盖《山海》所记异物，有云“东西向者，盖以其有图画在前故也”。子厚不知而效之，殊无谓也。

又《水经注》中写山水之景，颇多精鍊峭拔之语，实为柳子厚小记之所自出。摘录数语，以与柳文比较，可以知矣。

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嵚崟，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甚分明者，须眉[19]皆具，因名曰人滩也。（《江水·人滩》）

自黄牛峡[20]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里许，山水纡曲，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江水·西陵峡》）

柳子厚小记云：

遂命仆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能遯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始得西山宴游记》）

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袁家渴记》）

然柳子厚文出于《老》《庄》诸子，则尝自言及焉，出于《山海经》《水经注》，子厚未尝自承认。其《答韦中立书》云：“参之《榖梁》以厉其气，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而其《报袁君陈书》亦云：“《左传》《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榖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自叙其得力之处于《老》《庄》，但云“参之以肆其端”，但云“稍采取之”，于《山海经》《水经注》则一言不及，此子厚深讳之。故虽其自述之言，不足信也。

然吾所云云，乃就大部分而言，实则子厚所自述“参之《榖梁》以厉其气，参之《离骚》以致其幽”，亦非虚言。其于《榖梁》文盖性情相近，于《离骚》则境遇相同也。

就思想而论，柳文实胜于韩文；就文而论，柳文不及韩文规模宏大，且不及韩文变化莫测。姚姬传云：“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状，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古文辞类纂序目》）此言虽甚确当，然究非探源之论，盖只论其形貌，不能言及其思想也。

欧阳永叔，文人皆谓其出于《史记》。刘融斋云：“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魏叔子云：“欧文之妙，只在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史迁加以超忽不羁，故其文特雄。”方望溪云：“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传其风神。”诸人皆言其出于《史记》，余亦云然。论永叔之思想，则甚纯粹；论永叔之性情，则甚和易；论永叔之时代，则甚太平；论永叔之境遇，则甚安乐，合此四者，而成永叔之文。宜乎不能雄也，宜乎不能超忽不羁也！而能“传史迁之风神”，能“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者，则其为人富于感情故也。欧文之所以能成一家者，惟深于情耳。夫岂惟自成一家？且就纯文学而言，韩、柳、三苏之文，皆不能传文之正统。能之者，太史公后，则欧阳永叔耳；永叔而后，则归震川耳。欧文之最佳者，以《释惟俨文集序》《苏氏文集序》《江邻几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释秘演诗集序》《送杨寘序》《岘山亭记》《真州东园记》《泷冈阡表》《曼卿墓表》《祭苏子美文》《祭石曼卿文》诸篇为最，是皆父子朋友死生离合之际，发于真性情之文也。

苏东坡与其父洵弟辙游京师，一时士大夫无不倾倒，独王介甫见其文曰：“此战国之文耳。”此言极有见地。盖东坡擅长[21]辩论，有苏张纵横之习，其文出于《国策》，千古无容有异议。

然东坡行文，虽出《国策》而绝非仅仅学《国策》者所可比也。如清初魏叔子之文，亦学《国策》，比诸东坡，相差远矣。东坡尝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东坡又多方外友，故文中往往有禅理。其自言行文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然东坡之言犹未及清人刘熙载所言为透澈。刘氏所著《文概》云：“东坡最善于没要紧的题，说没要紧的话，未曾有的题，说未曾有的话。”又云：“东坡多微妙语，其论曰快，曰达，曰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微阐妙也。”又云：“东坡文，只是拈来，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着耳。”总之东坡之文，出于《国策》，参以庄子佛书，而能变化者也。其文只长于议论，“曰快，曰达，曰了”，皆为说理文之标准，而非所语于抒情矣。故吾谓惟欧阳永叔能传文之正统，东坡不足以言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