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的文学批评

李辰冬

辑校按语

《韩柳的文学批评》，署名“李辰冬”，原刊《天津益世报》1930年5月22日。1930年4月21日作于北平。除此文外，署名“李辰冬”的另有《三国水浒与西游》《文学与青年》《新人生观与新文艺》《陶渊明评传》《杜甫作品系念》 《诗经通释》等；译有《巴尔扎克》和《浮士德研究》。

李辰冬，原名李振东，河南省济源县李庄人。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获文学博士后回国。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西北师范学院等高校。中途转战官场，后又因机关生活枯燥乏味，于1948年辞职，奔赴兰州，再度执教育人。受其母魏氏影响痴迷《红楼梦》，著有《红楼梦研究》,1942年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并获1944年教育部学术奖。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评价“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是与王国维先生的红学研究一脉相承的”。

《天津益世报》，民国四年（1915年）10月10日创立于天津，1937年停刊一次，一年后复刊，至1949年完全停刊。该报是比利时雷鸣远神父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日报，设有国内外要闻、京市消息、社会之窗和人间等栏目，是天津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旧社址在当时南京国府路258号，其声名、地位仅次于《大公报》。该报虽是天主教报纸，但雷鸣远却主张传教要关注中国国情，反映民心。1946年10月10日，该报纪念创刊一万号时，周恩来曾为该报亲笔题词：“为和平民主而奋斗。”1921—1922年间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撰写的56篇通讯均在该报连载，后编入《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刊登各地抗日新闻，不断揭露日本的残酷行为而遭到日军打压，报社经理多次遭到恐吓，生宝堂经理被日军迫害致死。抗战胜利后，又经常刊登抨击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梁实秋、田汉、钱端升、范长江、张恨水、邓广铭等学者曾积极撰稿。

一

文质之争，换言之，就是形式与内容之争，不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永未能解决的问题，就是西洋的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从未解决的。尤其是十九世纪的美学史上，争执的更为剧烈。中国当秦汉的时代，本无所谓文与质，文学就是文章博学，包[22]括一切的著述。班固著《汉书》的时候，他特别列出一类叫诗赋略，似乎知道了有情感的文字与其他文字的不同。到了晋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里，又有文笔之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较前为更进一步。然从外表去分别，解释的又不十分清楚。再到梁元帝的《金楼子·立言篇》里，才把文与笔详细地区分，文主于情，笔主于智，和现在的纯文学与杂文学完全相同，这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但是，在理论方面我们固然可以庆祝，可是谈到那时候文学的作品，不能不叫我们失望。我们知道形式与内容，在文学作品中都是同等的重要。没有无形式的内容，然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文学，我们也不能称之为伟大的作品。可是六朝时代的文人，大都注意到辞藻的美丽，声音的铿锵，对于思想，究竟谈不到。文学既走到一种歧路，所以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才大声疾呼地主张文学要有内容。

谈到中国的文学批评，从历史上看来，与西洋的文学批评显然有一不同之点。前者的批评史，是一部文学革命史，大都为文学作家不满意于当时的文学作品，或自己的作品被人家攻击后辩护的理论，没有哲学上的根据，并且没有专门从事于文学批评者；后者的批评史，虽也有以上的情形，然批评的学说，大都有哲学渊原[23]，我们把西洋的文学批评史与他的哲学史二者对照来看，则其思想潮流的来踪去迹，为出一辙。自法国批评大师圣保甫以后，更其显著。现代法国又有所谓哲学的文学批评，先从人生里找一条哲学的根据，然后再建设他的批评学说。而中国的可说是与哲学无关，都是对症下药的疗治法。韩柳的批评学说，当然不是例外。

在韩柳的文学革命论尚未提出以前，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已竟[24]看出那时的文学走到了一种歧路，于是就主张“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只要有意思，就有话说，勿须乎专门在形式上去讲求。但一方面因为当时的俪文之风正盛，而他又没有显明的主张，所以到韩柳的时候，才得改革成功。韩愈在他的《答尉迟生书》说的，“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与刘勰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柳宗元也说“今世贵辞而矜于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都是对症下药之谈，因为那时的文人太偏重于形式了，不得不提倡内容。

二

韩柳改革文学的唯一标语，就是“复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便是他们的口号。但是韩愈在《答李秀才书》里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刘正夫》的书里也说：“师其意，不思[25]其辞”。柳宗元也有同样的话说道，“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他们所要复古的，不是“辞”，而是“道”，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他们更进一步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26]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韩愈《送陈秀才彤序》）“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煮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柳宗元《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从这里看来，我们知过韩柳的目的，并不是拿文学以终其身，是要行其道，对于国家事业要有所建设；然要不能行其道的时候，这才著书立说，传之于后世，但是言之不文，则不能行远，所以对于文辞也得加以讲求。

我们再把韩愈的《答李翊书》来研究一下，更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韩愈把他自己的作文所用的工夫，分成四个步骤。第一步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当自己书写的时候，“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步很难的工夫，为有人非笑你的话，则可置之不理。第二步是，要像这样地努力下去，有几年的工夫就可“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这个时候要是著作，就比以前较为容易，如有人机笑[27]你的时候，你反以为喜，人家称誉的时候，你反以为忧，因为“尤有人之说者存也”。第三步是，继续再努力几年，写文章就更容易了。第四步是，虽说可以下笔千言，不能自休，但这时候最易犯的毛病，就是杂乱无章，所以得详细地考察自己的文章是否醇洁。以上的四步都做到以后，还有一步最重要的，而且是终身行之的，就是修养。但是怎样修养呢？他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韩愈又给我们一个比喻说“气”好比是水，“言”好比是漂浮的东西，水要是大，则不论大小漂浮的东西都浮起来了。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气要是盛的话，则言之短长以及声之高下，没有不适当的，也就是“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的意思。结果，还得先求其实。甚而至于他说“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的话，可见他是不注重形式，而全注意到内容，如果内容好，没有形式不好的道理。

三

前边我们说过，韩柳的目的，最先是要行其道，如果不能行其道于当时的话，这样从事著作，以传于后世；但是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所以也得注意文辞。然文辞如何才能好呢？其方法也是学古。韩愈在他的《进学解》里自己吹自己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也有同样的意思说道：“本之《书》以求质，本之《诗》以求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动。”中国的学者要对于社会有所改革的话，照例是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如孔子想行自己的学说，然又怕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假托到三皇五帝。现在韩柳想改革那一时代的文学，于是又复古到孔子，他们既以孔子为标的，那末[28]，作文当然也要根据孔子的五经。

文宗五经的主张，本发之于扬雄《吾子篇》的“说经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扬雄的主张，后来刘勰著《文心雕龙》的时候，又大为解释，在他的《宗经篇》里说的最为透澈，“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生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刘勰把《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的性质解释清楚以后，又得一个结论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原。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傅铭檄，则《春秋》为根”。他把一切的文章，说是都出于五经。后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说的“文章者原出于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之说，也是由扬雄的主张而来。我所以引证以上几段话的意思，是想示出韩柳论文的渊源，并可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尊孔派，而扬雄开其先路。所以从扬雄而后，中国的模拟与复古之风大开。

我以为韩柳文学批评的渊源，受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影响为最大，虽说他们不尝提到他，所受扬雄的影响，恐怕只是复古的思想。然而韩柳的复古，决不能与扬雄的复古相提并论，因为韩柳想藉复古的名义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是一种手段。并且韩愈在《答刘正夫书》里还说“能者无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他要“能自树立”，自成一家风格，换言之，不去模拟外表之形式；不像扬雄那样没有主张，一味地迷古，所以他效《易》而作《太玄》，象《论语》而成《法言》，处处要拿孔子作个偶像，一步一趋地去学，只求形貌的相似，而把真正的精神失却了。

四

无论是表现自我或是表现社会的文学，在作者写的时候，都是内中有一种冲突，不得不写的缘故。F.Bruneliere说的“No Struggle,no drama”者，固然是为解释戏剧，然而一切的文学都是这样。换言之，就是在内我们有一种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反的，在外却有社会上种种的束缚与压迫，结果，苦恼，烦闷，以及一切的不如意事都产生出来了。经文学创作把她表现出来，就谓之文学。这是厨川白村解释文学的产生的话，而韩愈之解释文学的产生，也是放在这个基础上。他所谓说的“不平”，就是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他所谓说的“鸣”，就是表现。他在《送孟东野序》里给我们的比喻说的“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都是受外界的激刺而始表现。实在，人类的文化，就是从这种冲突产生得来的，一方面有生的要求，而一方面又有种种的压迫，于是人生万花镜就展开来了。

我们受社会压迫最利害的，就是经济，所以韩愈特别把穷苦与文学的关系拿出来讨论一下。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确是见道之语。我们看古今中外有几个真正的文学家不是穷的。正因为穷，才能味尝到社会上各种人的真正面孔，而给他一种很强烈的刺激，不能不从事于吐露。富人的生活大都是麻木的，从何会有刺激去使他创作。我们都知道托尔斯太是生于贵族的，但要不是他后来舍弃贵族的生活而去过那乡村的贫苦生活，也不能认识人生那样的深刻，而为世界的伟大的作家。正因为有强烈的激刺，才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产生，所以韩愈说：“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不过，韩愈所说的“鸣”，不但“自鸣其不幸”，还“鸣国家之盛”。本来韩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他们所注意的完全是道，他们既然要想行其道于当时，于是不得不拍当时君王的马屁。韩愈在他的《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说：

窃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异德卓绝之迹，必有奇能博辩之士，为时而生，持简操笔，从而写之，各有品章条贯。然后帝王之美，巍巍[29]煌煌，天巍[30]充满天地。

柳宗元也有同样的意思说道：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

以上的二段文字，是韩柳对于文学的态度的口供。他们认为文章除过“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外，没有别的用处。即令再有别的用途，也就是自己不能行其道于当时的时候，则著述立说，以传于后世；这是前边已竟说过的话。不过这二段文字我们应当注意的有一点，就是柳宗元把文分为著述与比兴二类，前者是注重逻辑，后者是比较注重情感，所以他说二者不能得兼。实在，理智强烈的人很难写一篇情感的文字，反是，情感丰富的人也很难写一篇条分理柝的文字。我们不必远处举例，即就韩愈柳宗元而论，他们固然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先锋，可是他们太注重行为与理智，所以他们的文字，要以纯文学的眼光来看，在文字艺术上上[31]有价值的很少。然而他们根本就不注重感情，所以我们也勿须怪他。

五

韩柳文学批评的主张，大概已如上述，我们现在把他们的最错误的两点来讨论一下。第一，就是混淆了纯文学与杂文学。固然他们的目的是在改革六朝时代只重形式而不注意内容的文学；可是因为太过火了，他们所主张的，我们反不能承认是文学。无论中外，在理论上我们总承认文学只是文学，不是其他的东西，然而批评家们总想把文学作为表彰真理或获得知识的工具。如果这位批评家是比较喜欢哲学或宗教的话，则他希望文学是哲学或宗教的直觉的表现；如果他是比较理智的，他就认为文学是一种材料去发现心理的事实，或社会史的演变；总之，他们喜欢那一种学问，就希望文学是那一种学问的表现工具。即令如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所著名的Waller Pater，但我们细读他的Studiea in the Renaissance书的结论，就知道他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意义，关于情感和感觉的用途，给于艺术的还不及给于人生的为多。这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然而不像韩柳那样的过火，以致几乎没有抒情的文学的立脚点。

第二，是拿文学作为宣传的工具。我们知道文学的目的是在表现，而不在宣传，这是世人说旧了的话。易卜生剧作中所描写的大多是妇女问题，好多妇女就以为他是在提倡妇女的地位，于是去找他对于妇女有什么意见，可是他回答说，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可见他只是表现内心的冲突，并没有一种先见。如果文学要是表现的话，则你不论什么题旨都好，道德也好，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甚而至于国家主义，以及三民主义，都无不可；然而这些题旨要以文学的形式去表现的话，就得以文学的标准来判断，而不得以宣传的目的来决定。因为表现，只是表现我内心的情感与意象，表现完了，则文学的目的就随之而终；然宣传，是预先有一种目的，于是只求其如何能达到这目的，至于文学的艺术如何则就不问，所以我们只能谓之宣传品，而不得谓之文学。如韩柳的目的，只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因为想达到这种目的，于是才去注意文辞，其在文学上的价值，就可想知。所以韩柳的文论，也只可以说是宣传论，而不能说是文论。

四，二十一，一九三〇，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