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旅俄华侨简史

第一部分：帝俄和苏联早期的华侨华人

华侨赴俄具有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国内土地减少、连年战乱、灾荒频发，以及俄国移民政策与远东地区大开发等原因，中国人开始大规模赴俄。1861年4月27日，俄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俄国人和外国人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实行缓交税务和用地分期付款，规定每户移民最多可占有100俄亩土地，免除兵役10年，免除土地税20年”。在本国劳动力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远东大开发需求的情况下，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到中国招募大量的廉价华工，以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自19世纪70年代始，来自中国东北三省和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各省的破产农民和无业居民大量移居俄国的东部地区乃至欧俄核心地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形成了俄国境内分布广泛、人数庞大、从业各异的华工群体，成为近现代史上跨国界、跨文化的历史现象。

十月革命以前，在远东经济开发中华侨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资源开采与加工、交通与通讯、建筑、贸易、服务业、农业等各个领域，主要在矿山、伐木场、铁路、航运、磨米厂、油坊、面粉厂等部门从事非技术性的体力劳动，如仆役、伐木、船舶、采石、修路、航运、捕捞、渔猎、采集和与城市建筑行业相关的细木工、石工、石雕工、房屋油漆工、砖瓦匠等。

在十月革命以前，旅俄华侨遍布俄国各个角落，在各行各业之中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早期赴俄华工生活在祖国被帝国主义欺凌、瓜分的年代，在国内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到不平等待遇。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俄国，却依旧未改变被奴役、剥削的命运。在俄国，华工被称为“苦力”“老伯代”“跑腿子”，受尽俄国官僚、资本家的压榨，华工的付出与所得报酬和待遇不成正比。华工大多从事着俄国工人不愿意做的最危险、最苦、最累、最脏的苦工，每天工作10—16个小时，工作稍有怠慢或差错就要遭到监工打骂或扣罚工资，根本谈不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只有少数会俄语的“俄国通”或者与俄国妇女通婚的华工生活较好。

华工是远东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成为远东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加速了俄国远东大开发的进程。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华工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没有华工的积极参与、无私奉献，俄国就无法实现远东大开发的目标。在远东大开发建设中，华工更是用鲜血和生命抒写了一部奋斗、辛酸的血泪史。

十月革命前，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工达到三十多万人，他们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受到资本家的虐待、凌辱，纷纷要求摆脱奴隶地位、争取自由。

十月革命期间，华商的资产被没收，各地工厂纷纷倒闭，许多华工因革命和内战失业，处境艰难，财产损失惨重，人身安全难以保证，经常发生白卫军屠杀华侨事件，到处都有流浪的华工人群，他们靠行乞度日。由于大批华工失业归国，造成俄国远东地区劳动力严重匮乏，大多数企业停产、停工，俄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远东地区的经济受到重挫。

十月革命促进了旅俄华工的觉醒，他们与俄国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1916年在彼得格勒造船厂做工的刘福臣、冯作发是第一批报名参加赤卫队的战士，他们曾经参加突击进攻冬宫的战斗，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明斯克巴赫工人赤卫队建立后，当地伐木场的千余名华工全部报名参加，在遥远的柯维契车站附近伐木工厂做工的2000名华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下全部报名参加赤卫队。1917年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彼尔姆、别尔米、弗拉基卡夫卡斯、彼特罗扎伏德斯克以及俄国其他城市的赤卫军支队中都有旅俄华工的身影。

华工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许多城市里都留下了旅俄华工战斗的足迹。他们誓死保卫苏维埃政权，用鲜血铸成中俄友谊。这一期间还涌现出保卫符拉吉高加索的传奇英雄包其三；骁勇善战的中国营长孙富元和蒂拉斯波支队；威震阿穆尔州的陈柏川和老头队，他们用行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在苏联的形象，他们的名字被铭记在苏联国内战争的史册上。

苏联时代的旅俄华侨和华人在数量上要比帝俄时代大为减少，但是在人员结构和政治觉悟、文化程度上有了极大的变化。华侨分布在苏联各地，以工作学习为主要目的，参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享受苏联公民同等待遇。

这一时期一些进步青年不远万里纷纷到苏联求学，寻求革命真理，苏联各大城市相继开放和创办学校，为中国革命者敞开了学习的大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等革命学校应运而生，赴苏留学活动渐次兴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陆续派出一批骨干赴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大革命的影响，在20年代出现了中共党员留学苏联的高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支援了中国革命，提高了中共党员留学生的理论水平，培养了一批优秀军事指挥员，密切了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和20世纪50年代留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华农继续在当地租种土地，蔬菜种植是华农在远东地区从事的主要行业之一，华农从事农业种植和土地耕种的活动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持，享受与苏联当地居民平等的权利。1927年前后，苏联有3万余名华农，每年向城市提供白菜3000多万公斤，马铃薯8000万公斤，其他各种蔬菜1.8万公斤。据统计，1929年末，在远东地区有5.5万名中国人，其中干农活的大约有3千人。是年在赤塔区共有“莫斯科”“广州公社”“自由中国”“东方人”“国际主义者”和“三月一日”6个东方菜农合作社。在各个农庄里成立扫盲教育机构，组织华农参加社会主义比赛活动。一些集体农庄成立了党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并进行文化扫盲活动，一些集体农庄还成立图书阅览室、托儿所等机构，华农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要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为奇缺的就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这一时期，中国急需发展高等教育，而国内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要迅速培养大量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只能依靠苏联，通过派遣留学生获得。

1951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考核，从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了375人，8月13日和19日，派往苏联的首批留学生分两批启程到莫斯科学习，其中有239人入苏联各地高等学校读本科，另136人入苏联的研究机构读副博士研究生，他们学习和研究的专业非常广泛，既有理科、工科、农科，还有文科。

据苏方统计，1951—1965年在苏联学习的中国人员中有18000名技术工人、11000名各类留学生、900多名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以及按科技合作合同在苏联了解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的1500名工程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基辅、哈尔科夫、高尔基城等几十个城市的2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里学习。其中尤其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城市最多，在这两个城市里学习的留苏学生约占留苏学生总数的70%。

第二部分：新中俄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视野下的华侨华人

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随之展开。尤其苏联解体之后，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同政治与外交一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务工的中国劳务人员开始增加，在旅游和边贸的推动下，大量中国人涌入俄罗斯。

新时期旅俄华侨大规模涌入俄罗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政治因素。中俄两国政府恢复正常关系以来，进一步加强睦邻友好与双边合作。两国政府不断出台促进彼此开放的政策、措施，赴俄罗斯各地经商、旅游、求学的中国人数不断上升，形成了历史上又一次华侨赴俄高峰期。二是人口因素。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稀少。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外流人口加剧，现有劳动力无法满足远东地区大开发的需要。而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人口稠密，劳动力过剩，为填补俄罗斯劳动力短缺提供了便利条件。三是经济因素。苏联解体引发了社会的激烈动荡和经济危机，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暴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商品种类丰富，市场经济繁荣。巨大的反差推动了边境贸易、赴俄经商及旅游业的兴起。俄罗斯快速发展经济的目标，为旅俄华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四是地缘因素。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而居，有4300多公里的边境线，黑河、绥芬河、满洲里、东宁是赴俄重要通道，交通便利快捷。

华侨大多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赤塔、阿穆尔州等地，一些较小的城市和村镇也有他们的身影，在远东地区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村镇都有华商的足迹。

进入21世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数量经历了由“持续减少—小反弹—再下滑—逐年回升—小幅下降—逐年攀升—直至历史最高点”的发展历程。

1.持续减少（2001—2003）

2000年，远东地区总人口为720万，常住的中国人口约为25万，占远东总人口的3.5%。2001年，远东地区的中国常住人口为23.7万人。2002年黑龙江黑河海关过境的人数为239941人。2003年5月，俄罗斯以中国“非典”疫情为由，组织卫生防疫部门突击检查中国人聚居的宿舍楼，以不符合卫生条件为由，查封关闭19处中国商人聚居宿舍楼，并限期两天内全部搬走清空。同一时间俄罗斯临时关闭多个边境口岸，赴俄中国人数量骤减，2003年黑河海关过境人数为191092人。

2.小反弹（2004）

“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俄罗斯陆续开通边境口岸，从2004年开始，大量中国人重返俄罗斯，俄远东地区中国人数开始增多，仅从黑河海关过境的人数为240526人。

3.再下滑（2005—2007）

从2005年开始，远东地区中国人数再度回落。2006年，俄罗斯官方数字统计，曾使用中国合法劳务人员201835人，其中20%在移民局合法登记。俄罗斯学者拉林对远东地区中国人进行统计：2006年为18168人，2007年较上一年人数下降15.3%，其中78%的中国人住在俄罗斯的城市或小城镇。

4.逐年回升（2007—2012）

通过在远东地区进行的调研得知，2007—2012年是华商在远东地区创业的黄金期，高额利润驱动大量中国人赴俄。2008—2012年，黑龙江黑河海关过境人数依次为266557人、274428人、275935人、298864人、335518人，呈现一个新的逐年上升趋势。

5.小幅下降（2013—2014）

2014年俄罗斯经济严重萎靡，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由秋季的1∶6.5降至年底的1∶12。2014年前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经营水果年净利润为30万—50万元人民币（以下均按人民币计算），友谊库一天能批发出价值20万元的货物，从黑河市直接过货一车水果利润达5万元人民币，如今批发一车水果仅挣3000元人民币。因卢布贬值、利润剧减，华商很难获利而纷纷回国，远东地区中国人口数量再度出现短暂下降趋势。

6.攀升直至历史最高点（2015—2016）

据塔斯社2017年5月17日报道，新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部统计的数字显示，2016年新西伯利亚共接待2万多名中国游客，这几乎是2015年接待游客量的4倍，是2014年的10倍。

2014—2016年，从黑龙江黑河出入境人数重新回升到30万人以上的高位，依次为：326518人、391619人、371427人。2015年俄罗斯远东经济探底回升以来，中国向远东地区的劳务输出以及商务输出日见起色，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始回暖升温，移民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说明新一轮赴俄人数的高峰已经来临。

远东中国移动就业人口大多从事建筑、餐饮、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和蔬菜、水果批发与零售、农业种植等行业。围绕以上行业又形成了许多配套的服务产业，如租赁土地种粮食、蔬菜，做粉条、豆腐，生豆芽，养蘑菇等副业产品。有学者统计，中国蔬菜和水果在阿穆尔州市场所占比例达98%，服装、针织制品、各种纺织品和鞋类分别占80%到95%。此外，他们还经营超市、房地产、中介公司、运输公司、旅游公司等，在远东地区，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村镇都有华商的身影，主要活跃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哈巴罗夫斯克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主要城市，主要从事商业、餐饮、建筑、农业等行业，同时也从事与上述行业相关的附属业。

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加快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中国的文化、语言、饮食备受俄罗斯人推崇，华侨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工资有保障，生存环境、工作条件发生质的变化。他们当中有的人在中俄经贸发展中从事令俄罗斯人艳羡的职业。

在俄罗斯打拼的中国人，大多不是独自一人，而是与亲属或者同乡同行一起，他们在俄罗斯站稳脚跟，有一定经济实力后，便以移民网络为基础把亲属、朋友带过来共同创业打拼，互相照应和依靠，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少则二三人，多则十几人、数十人，形成微型华人社区。

新时期旅俄华侨不再从事繁重工作，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是中俄文化交流的纽带，成为推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是远东地区主要的纳税者，是当地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还雇用俄罗斯人，解决俄罗斯人就业问题。

新时期，在中俄合作框架下，旅俄华侨人数不断上升，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心系祖国，情牵故土，不仅对旅居国做出突出贡献，还为祖居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中俄文化交流上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