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轼与六弟子的相得与订交

苏轼与苏门六弟子的相互发现乃是基于彼此的相互需要而促成。对苏轼而言，苏轼继欧阳修主盟文坛，就如同当年欧阳修发现、培养文坛新生力量以推进北宋古文运动一样，苏轼也有这样的宗主观念和传承意识。据李廌《师友谈记》所载，“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2]。正是基于文坛领袖之文道传承的责任感，苏轼始终致力于发现人才，为文学事业储备人才，以保证文道的继承和延续。苏轼广引同道，与之交游的著名人士有二十余人，其中不乏文学艺术领域的大家，如米芾、张先、文同等。[3]在苏轼门下集结了当时文坛的诸多优秀人才，而史称“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的黄庭坚、秦观等人，则是苏门文人的核心成员。苏轼正是在黄、秦、晁、张、陈、李六人身上寄予厚望，以托“斯文之不坠”，挽“吾道之不坠”，此即苏轼对六弟子的需要。

从六弟子的角度而言，他们也需要苏轼。这种需要，非关功利，而是出于纯粹的对道与艺的追求。正如秦观所言，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4]。正是出于对苏轼道德文章的由衷景仰和敬慕，六弟子不约而同地接近苏轼，追随苏轼，研道习艺，终生不渝。

以下简要分说六弟子与苏轼的相互发现与订交过程。

黄庭坚与苏轼正式订交在元丰元年（1078）。[5]此前，苏轼分别在孙觉、李常处读过庭坚的诗文，非常惊讶，“以为非今世之人”，孙觉说此人尚未为人所知，希望苏轼为之延誉，称扬其名。苏轼笑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6]苏轼认为，观庭坚之文，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7]。而黄庭坚对苏轼仰慕已久，与苏轼有过数面之缘，然彼自觉“齿少且贱，又不肖，无一可以事君子，故常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8]，不敢贸然结识于前。庭坚当是从孙觉、李常（或他人）处得知苏轼对自己的赞誉，“传音相闻”，故在元丰元年致书苏轼，赞美苏轼“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恺弟约博后来。立朝以直言见排退，补郡则上课最。可谓声实相当，内外称职。凡此数者，在人为难兼，而阁下所蕴，海涵地负，特所见于一州一国者耳”。自己“为禄仕所縻，闻阁下之风，乐承教而未得者也”[9]，表达了“亲炙光烈”“求列门墙”的意愿。庭坚此书“执礼恭甚”[10]，随函并上《古风二首》,“托物引类”[11]，赞美苏轼品格皎洁，表达自己追随其后的愿望。是为二人订交之始。苏轼即回书《答黄鲁直》，称扬庭坚为人“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者，亦莫得而友也”。说自己“方以此求友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喜惧之怀，殆不可盼”。并次韵《古风二首》以和之，表达喜获同道中人的欣悦之情。此后，二人诗书往来，酬酢不断，相互之间的题跋也不少，情谊愈加深厚。苏轼在政治上也曾对庭坚加以援手。元祐元年（1086）苏轼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曾荐举庭坚以自代，他在《举黄庭坚自代状》中称美庭坚“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12]。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13]将东坡的清旷气韵刻画得生动细致，而又简练传神。于此，皆可见出苏、黄二人相得、相知之情的深挚。

秦观与苏轼订交是在元丰元年（1078）。此前，秦观与苏轼也有神交，有似苏黄之神交情形。据徐培均考订秦观年谱，引秦瀛《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资料，秦观对文坛宗主苏轼非常仰慕，欲从而游其门下，一直未得机缘。熙宁七年（1074），苏轼从杭州转知密州，路经扬州，秦观预先模仿苏轼的笔法在某寺中题一诗文。苏轼见后自是惊讶不已。苏轼与孙觉会面后，孙觉拿出秦观所作诗词数百篇，苏轼读后感叹“向壁书者必此郎也”,“遂结神交”。[14]此即苏轼对秦观的发现，其中当然有秦观的预设成分。元丰元年，秦观携李常书过徐州拜谒苏轼，后作《别子瞻》诗云：“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15]对苏轼极表景仰之情。苏轼也有次韵诗作相赠。此为二人订交之始。

苏轼对秦观的才情非常看重，他在《辨贾易弹奏待罪劄记》中说：“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与之密熟。”[16]苏轼曾向王安石推荐秦观，说他“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希望能够借重王安石的称扬，使之“增重于世”[17]。苏轼对秦观的书法也非常欣赏，他在《跋少游书》中说：“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18]

从苏轼与秦观的往来书牍就可看出二人相知相得的融洽与密熟。叶梦得说，苏轼在“四学士”中“最善少游”[19]，诚非虚言。袁中道也说：“吾观子瞻所与（指与少游）书牍，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胆，庄语谑言，无所不备，其敬而爱之若是。”[20]如苏轼贬黄州期间给秦观的书简，说到自己的生活近况，讲自己如何节俭度日，在琐细中见情味。再如东坡醉后作书与少游，笔法杂乱，本待重写，又想到正可“使太虚于千里之外，一见我醉态而笑也”[21]。凡此种种，皆可见二人关系之亲近。

在苏门弟子中，晁补之于苏轼受知最早。补之十七岁时随父亲官杭州新城，时苏轼任杭州通判。补之作《七述》拜谒苏轼[22]，苏轼读之叹道：“吾可以搁笔矣！”[23]苏轼任杭州通判在熙宁四年（1071）到熙宁七年（1074）。补之拜谒苏轼当在此期间。二人也由此订交。苏轼在《晁君成诗集引》中称补之“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将必显于世”[24]。补之从苏轼游，论诗作文都获益颇多。二人相交，贵在相知相得。晁补之《谢外舅兵部杜侍郎书》中说：“补之于苏公为门下士，无所复赞。然刚洁寡欲，奉己至俭菲，而以身任官责，嫉邪爱物，知无不为。尤是不忽细务，其有所不得尽，视去官职如土芥。”[25]明白宣示了坡公清刚超绝的为人风范。

张耒与苏轼相交当在熙宁四年（1071）。此前，苏辙为陈州教授，张耒游学于陈，为苏辙所爱重，从之游。熙宁四年，苏轼赴任杭州通判，在陈州盘桓停留，与子由聚。故张耒也有机会从苏轼游。此即二人相交之始。后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作《超然台记》，张耒从之作《超然台赋》。苏轼对张耒的文章非常赞赏，称其文风似子由，“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26]。后又赞张耒文章“气韵雄拔，疏通秀朗”，高度肯定张耒和秦观的才识学问并为“当世第一”[27]。由此都可看出苏轼对张耒的赏识和推重。

陈师道在苏门弟子中较为特殊。师道为人耿介狷直，他早年从曾巩学文，一直自认是曾门弟子，如其所言：“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世虽嫡孙行，名在亚子中。”[28]曾巩、苏轼都是欧阳修的门生，陈师道因为曾巩的关系而自认是欧公的不肖“嫡孙”。陈师道谨守师教，自不会在欧门内部改换门庭。故此，虽然陈师道对苏轼非常仰慕敬重，也不会在言辞上明确表示愿列苏氏门墙的意愿。苏轼知密州时期，陈师道就与苏轼有诗书交往。熙宁十年（1077），苏轼移知徐州，时苏辙来徐州相聚，陈师道与其兄长陈师仲一同前往拜谒二苏。苏轼、苏辙在与陈师仲的书简中都提到他们在徐州的相识会面，如苏辙所说：“去年辙从家兄游徐州，君兄弟始以客来见。”[29]提示了陈氏为苏门之“客”的身份。当年徐州发大水，“河决澶渊，毒流淮泗”，苏轼组织抗洪救灾，“百堵皆作”,“三板不沉”。[30]灾后，苏轼在徐州东门建黄楼，“承天休而明德意”[31]，嘱陈师道作铭以记之。陈师道《黄楼铭序》中以苏轼的口吻说“使其客陈师道又为之铭”[32]。此事可看作陈师道进入苏门，为苏门之客的起始。

陈师道未应科举取功名，家境贫困。苏门之内，有力及者都加以援手。苏轼、晁补之都曾向朝廷荐举陈师道。苏轼称他“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过壮未仕，实为遗才”[33]。晁补之说他“孝弟忠信闻于乡闾。学知圣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风。怀其所能，深耻自售，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随亲京师，身给劳事，蛙生其釜，愠不见色”[34]。后来陈师道由布衣起为徐州教授，后又任太学博士等职，都与苏、晁等人的推荐有关。陈师道对苏轼非常敬重。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赴任途经南京应天府，陈师道特意托疾从徐州赶来相送。“冒法越境”，后来因此受到弹劾罢官。陈师道在《送苏公知杭州》诗中说：“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远。岂不畏简书，放麑诚不忍。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昔为马口衔，今为禁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35]极写对苏轼的景仰敬慕之情。此事在苏轼《答陈传道书》[36]和陈师道门人魏衍所作《彭城陈先生集记》[37]文中都有记载。陈师道律己极严，“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而他可以甘犯法令，私自去南京面谒苏轼，可见他对苏轼的尊崇。陈师道与苏轼多有诗书唱和往来，虽然未曾明确尊苏轼为师，但在他的《佛指记》一文中提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而贫于一代”，显然也是承认自己“名次四君”、游于苏门的舆论与事实。[38]

李廌与苏轼的交往是在元丰年间。李廌是苏轼同年李惇之子。苏轼贬黄州，李廌去黄州面谒苏轼，以自己所作诗文求知。苏轼赞其文“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39]。李廌《师友谈记》自言“廌少时有好名急进之弊”，多奔走干谒权门，苏轼告诫他说：“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门何必时曳裾也。”李廌以此为戒，谨慎持身，“守匹夫之志”，不再行干谒之事。[40]苏轼与李廌多有诗书往来，苏轼对他颇多勉励教诲，李廌也谨守师教，以名节自立。李廌科举不第，自嘲“数奇”，以布衣终身。

就以上所述，六弟子与苏轼相知、相交、相得的过程来看，六弟子从不同的地域、以不同的方式走近苏轼，集于苏门，从苏轼游，乃因苏轼人格与道德的巨大感召，与文章才华的绝大吸引，而不计较利害得失。[41]而苏轼也多次表明自己发现“精金美玉”的快乐。他说，当黄、秦、晁、张等人还不为世人所知，是他发现了他们，这给他的困顿人生带来极大的乐趣。[42]当他想要更多的“求其似”者，却“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43]。苏轼与六弟子之间是非常纯粹的师弟关系，乃因精神世界的相互吸引与共通共鸣使然。苏轼也将“觉后”的、传承文道的责任付与了六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