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挑战创新

一 挑战

1.资料不足

此为本书面临之最大挑战。晚清政治史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无疑浩如烟海，然就本书特性而论，满汉畛域乃可行而不可言者。有清一代，清廷始终一边反复宣扬“满汉一体、满汉并重”，另一边却笃行“首崇满洲、以满驭汉”。由于关涉满洲部族根本利益，自身合法性的问题，满洲统治者对于满汉畛域诸问题显得异常敏感。清代前期，屡兴文字狱，“文字之禁极严”[53]，致使许多清代文人下笔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甚而事后删改。譬如清初文人笔记鲜有敢涉满汉矛盾者，《翁同龢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部分后经删削，而《王文韶日记》戊戌变政及庚子国变部分则告阙如。庚子以前的长时段内，满汉关系、满汉矛盾几乎是言论禁区，偶有触及者必遭严谴。职是之故，有关满汉矛盾，无论官、私，成文之资料甚少，笔者虽困心横虑、筚路蓝缕亦所获不丰，文献类新材料尤少，致本书难以在资料上见长。

2.篇章结构

本书主体部分穿越晚清最后30年，上起甲申易枢，下至辛亥革命，其间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东南互保、清末新政等诸多史事皆学界所熟稔之大事件。设若依时序而论，述其演变轨迹，究其因果关系，易于上手但难免平淡。如以事物情状相类，如权力之掌握、权力之运用、权力之分配等，又恐同一事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且取精用宏须相当功力，极难把握。

3.公允执中

清末政局，中央与地方、新与旧、满与汉、新与新、旧与旧、满与满、汉与汉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互相交融，各阶层、各集团间利益盘根错节，犬牙忽见。满汉集团间既有利用与趋附，争斗与妥协，亦有忠诚与背叛、分化与重组。如何恰如其分地厘清满汉矛盾与其他矛盾之间的复杂联系，如何全面地揭示满汉矛盾自身的多面性，如何在满汉之间保持相对客观的立场（绝对客观的立场似难以实现），避免满汉二元对立的机械认识，笔者只能尽力而为。

满汉矛盾之资料搜求非易，即有所得，诚如桑兵先生所言：“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54]晚生力有不逮，唯竭力而为，期以尽量搜求，“充分解读史料”，不骛新而能出新，不求异而能自异。

二 创新

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结合本书研究现状及所面临之挑战，笔者在探研和撰著中注意下述方面的把握。

结构上纵横结合，以时序为纵向主线，与横向切面交织，既注重宏观态势演进之揭示，亦不忽略微观研究的支撑。研究方法以传统考据为主，亦充分运用计量分析法。计量分析既可对之前模糊的定性论断加以确证、修正或否定，亦可探寻事务发展之演进轨迹及深层奥秘。

资料方面力求两个结合，一则“公”“私”结合，既借重日记、函札、文集、回忆录、私家笔记等私人资料，也重视《清实录》、《清史稿》、档案等官方资料；再则文献与数据结合，在力求文献资料翔实的同时，也引入大量笔者所作统计分析数据，力避文字资料的单一性局限。

视野上尽量扩大。治晚清史者易忽视道光之前的清朝历史，实际上光宣政治与咸同一脉相承，与嘉道关切极深，满汉问题更直接关涉此前清代历朝。职是之故，由清代整体满汉形势俯瞰晚清满汉矛盾，可避就晚清论晚清。同时注意厘清晚清满汉矛盾与晚清中央与地方、新与旧、满与满、汉与汉等矛盾之间的复杂联系，力避就满汉论满汉。当然，论述中始终注意扣紧满汉矛盾与晚清政局之主题。

三 本书之主要收获

1.经对有清一代内阁、部院、总署及军机处四大中枢机关主官及地方督抚中皇族、满人、旗人及汉人的数量逐朝统计分析，以及乾隆以降内阁大学士之逐年逐殿阁统计分析，嘉庆以降地方督抚之逐年统计分析，本书首次具体揭示了清代满汉势力消长之大势，首次以翔实的数据确证了有清一代所谓的满汉合作始终缺乏互信和平等，整体而言汉人于清廷中枢始终处于绝对弱势，满汉畛域异常严密。究其根源，在于内化于历代清帝心中的“崇满抑汉、以满驭汉”之祖制，其威力猛于清代任何恶劣制度，此于晚清政治尤其是光宣政局之影响恶莫大焉。

2.结合翔实数据及资料考据，笔者首次系统论证和摹画了清代满汉势力消长之演进轨迹：清初是完全的皇族专政，汉人几无地位可言。康熙以降，皇族干政受到束缚，汉人地位有所改善，但满人独占权力要津之局面丝毫未易。嘉道之际，满洲势力中衰，汉人势力明显上升，而皇族干政分明加强，满洲集权亲贵之策初露端倪。此后步步为营，不断传续。咸同时期满洲势力整体衰败，然皇族干政力度空前提高，开创了清季第一个皇族政治高峰，同治朝还开启了清季之“亲王政治”时代。继之，光绪、宣统两朝成为满洲贵族竭力捍卫政治特权之大反弹时期，慈禧、载沣皆为重要推手，有甲申、甲午、庚子、丁未、庚戌次第而行之五次高潮，皇族内阁是其顶峰，他们创造或追平了有清一代排汉集权的诸多最高纪录。

3.通过翔实的数据，笔者首次确证了清代皇族参政历朝皆有，各有不同，且皇族政治演化始终与满汉势力消长相纠结，与清代政局关切极深。清廷所谓“我朝定制，不令亲贵干预朝政”（不少学者认同），即便非假，亦有名无实。清季皇族内阁其来有自，绝非1911年一蹴而就，亦非仅为皇族内部争斗之结果，它既有天命以降皇族政治传统的不断延续，亦有光、宣两朝逐步的累积。

4.满汉之间立宪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满洲权贵是立宪的最大阻碍，汉人精英乃立宪旗手，汉人士绅为立宪主力。甲申以降，汉族士绅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者乃分权，满洲亲贵为一己私利、一族私利，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者乃集权。《江楚会奏变法三折》、1906年官制改革草案不仅是张之洞及袁世凯的思想，更代表了汉人精英之集体意识。满汉双方有关立宪先后发生了三次激烈的博弈：戊戌变法、1906年官制改革及1910年四次国会大请愿。此间满洲统治者失去了太多机会，犯下了太多错误，最终自食其果。

5.甲申易枢属光绪朝满人排汉集权之第一波，满汉矛盾虽非主因，但为其重要推手，其后汉族势力在清廷中央集体衰退，实为晚清政治走向堕落最重要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时期，满汉势力以妥协抗日为主，但相互猜疑仍相与始终。旗人主导的庚子国变令多数汉人士绅几至绝望，以张之洞、李鸿章、唐才常等为代表的汉人官民士绅透过不同方式断然抗清排满，慈禧侥幸偷生才令清朝苟延10年。庚子以降，清廷囿于以满驭汉之祖制，不肯根本变革八旗制度，而局部维新或有名无实，如满汉通婚、官制改革；或保留皇室特权，如法律改革，中央地方上下皆不平，于满汉大局自然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满洲统治者集地方之权于中央、集中央之权于亲贵之排汉集权步伐却明显加速，满汉关系必然进一步恶化，直到辛亥革命加以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