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观念

明确了研究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研究的资格。解释学告诫我们，作为理解者的我们必须先行澄明自身。在研究之前，我们必须自觉思考：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如何研究这个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应以怎样的观念和原则进行研究？

作为一部主要进行文本学研究和诠释的学术著作，澄明和确立自己在理解和解释方面的基本观念异常重要。在笔者看来，哲学解释学的基本思想的确具有分析、借鉴、吸收和改造的重要理论价值，不过，以下三点是不容否定的：第一，作者在论著中所阐发的思想具有独立性和客观性，读者理解和解释的主体性和主观性不能否定这种独立性和客观性；第二，正确理解作者在论著中所阐发的思想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第三，相对正确地理解作者在论著中所阐发的思想是可能的。以上三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哲学研究。如果这三个前提甚至其中任何一个不能成立，那么本书的研究就走上了严重错误的道路。但是，笔者坚信这三个基本前提可以成立，甚至可能永远都是学术研究必须承认和遵守的解释学前提和底线。

作为一项哲学研究，澄明和确立合理的哲学观也是十分重要的。在笔者看来，必须以现代哲学观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和新唯物主义及其含义。哲学观是人们对哲学本身的总体理解和规定，深层地规约和确定一种哲学的目的、对象、主题、方法、精神乃至主要观点和影响等重要方面，是全部哲学的内在灵魂。套用惯常的话说，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综观西方传统哲学长河中不同时期、不同派别、不同哲学家的不尽相同的哲学观，笔者认为，在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哲学观是认识型哲学观。本书对这种哲学观的界定不是只就其对研究的主题——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或价值论等问题的看法，而是就其对哲学的目的、对象、主题、方法、观点、本质、精神和功能等诸多主要方面的总体理解。在这种认识型哲学观看来，哲学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从理论上总体地、根本地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包括人）的面貌与性质，获取系统的理性知识与真理；与此一致，哲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全部世界、整个宇宙及其所包含的万事万物；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全部世界（包括人）的总体图景、基本性质、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工具是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简言之，哲学是人类运用理性对全部世界的总体图景、基本性质、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进行认识以获取系统的理性知识与真理和作出科学说明的活动，是由系统性的理性知识和真理构成的体系。[15]这种哲学观在相当程度上规约乃至决定了两千多年的西方传统哲学。

西方哲学从童年开始就被如此理解。[16]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都渴望洞悉自然[17]和心灵的奥秘，醉心于思考自然和心灵的面貌、性质和原因，对全部世界作出总体的解释和说明。柏拉图著名的对话录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哲学观，它们对世界的诸多重要问题都作了思考和讨论。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更是这种哲学观的典范，他对世界作出了异常广泛的探究，建立起了规模宏伟的哲学理论体系——从《论天》《气象学》《动物史》到《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再到《论灵魂》《政治学》《雅典政制》，几乎对世界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作了思考、研究和解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所爱的“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8]如果说智慧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还特指认识最高的道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则将全部的知识都纳入智慧的范围之内，只不过有等级的差别而已。从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我们过去认为是古代科学的著作对于亚里士多德本人和古希腊人来说其实也是哲学著作。事实上，在古希腊，除了医学、史学、法学等少数学科外，大多数古代科学都在哲学的范畴之内，都是哲学。在当时，哲学相当于全部科学、理论的总称。

中世纪的很多哲学家也持这种认识型哲学观。作为中世纪“四大博士”之一的“悲惨博士”罗吉尔·培根，把哲学看作和神学不同的一切世俗学问的总称，将其分为数学、语言学、透视学、实验科学和伦理学五个部分。[19]基督教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也是这种哲学观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在神学之下，哲学是全部理论的总和，包括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三大分支，研究的对象从运动的物质到不动的物质再到不动的非物质。同样，哥白尼开创的“天文学的革命”对于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人们来说其实是哲学的革命。而牛顿力学和物理学的经典著作《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的书名更是直接标明它是哲学。

近代哲学更为显著地体现了这种认识型哲学观。大部分近代哲学家为了理解和说明整个世界的全部图景，以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建构了一个个内容广泛乃至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培根渴望以他的“新工具”实现学术、科学、知识的“伟大的复兴”，获得对世界的科学知识以造福人类。霍布斯将哲学定义为关于通过原因推理出结果的知识。这表明，和亚里士多德相似，在霍布斯看来，哲学是一种特定的知识。他还经常把哲学当作通过推理得出这些知识的总和。因此，在霍布斯那里，哲学包括科学。当然，他也经常把哲学和科学互相替换使用。然而，这同样说明他把哲学看作知识的总和。

笛卡儿指出，哲学是研究智慧的，而智慧包括机智和完备的知识。这就意味着，哲学需要去获取完备的知识。而对于哲学分类的著名比喻“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20]，更加清楚地表明，他将哲学理解为包罗万象的学问，理解为全部科学的总和。斯宾诺莎也期望他的哲学能够获得让人的心灵实现幸福的各种知识，获得“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21]尽管最高的目标是至善和幸福，但知识同样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能够看出，这些著名的近代哲学家都把哲学当作知识和科学的总和与总称。

沃尔夫和康德同样是这种哲学观的典型代表。在沃尔夫看来，逻辑学是哲学的入门，而哲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哲学，包括本体论、宇宙学、心理学和神学；二是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样一来，哲学就把当时的主要学科都包括进来了。而康德认为，哲学是除神学、法学和医学外的全部学说的总和，包括历史知识的部门（历史、地理学、学术的语言知识、人文学以及关于经验性知识的博物学所提供的一切）和纯粹的理性知识（纯粹数学和纯粹哲学、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柏林大学建校之初有四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这同康德对学科的理解和划分是一致的，应是反映了当时德国学界的主流看法。在哲学史上，理性思维的英雄们“凭藉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22]“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概念式的认识”。[23]哲学如果真正成为科学，“就能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就是真实的知识”。[24]传统哲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这些名言，十分简洁凝练地道出了传统认识型哲学观的主要观点。

西方人对哲学的这种理解是根深蒂固的。直到18世纪中后期乃至19世纪早期，在自然科学已经高度发展、社会科学初现端倪的情况下，大多数西方民众还是把哲学理解为全部科学的总和，理解为理性知识、真理的总和。人们将很多学问、学科都称为哲学，将很多学者都称为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严正批评过对哲学的这种流行的“误用”，然而这恰恰反映了西方人对哲学根深蒂固的普遍理解。甚至直到今天，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在西方社会中还相当广泛地存在着，英、美等国众多早已从哲学中独立出去的学科的博士学位至今依然统称为PH.D（哲学博士）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对于当代西方人而言，在广义上，只要具有系统性的知识思想理论体系就是哲学，这也是普通西方人经常说处世哲学、表演哲学、经营哲学、理财哲学、足球哲学以及诸如此类哲学的原因。这些具体的哲学或许就是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毛发哲学”“脚趾哲学”“趾甲哲学”，但是，西方的历史和传统就是如此。

总而言之，在西方人的主流理解中，哲学是系统性的理性知识和真理的总和。在笔者看来，这种认识型哲学观形成并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主流地位是很自然的。认识和说明世界是发展起来的人类的一个基本需要。从产生伊始一直到近代，人们主要让哲学完成这一任务，而哲学所做的主要工作也就是认识和说明世界。从而，认识型哲学观必然在这样的哲学活动中形成、发展和确立起来。

另外，也应当看到，西方传统认识型哲学的心灵深处实际上隐藏着深沉的生存论关切。传统哲学以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活动，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系统的理性知识。这个直接目标的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的，那就是人的存在、意义和幸福。在持认识型哲学观的西方传统哲学家们看来，理性知识和真理是人的意义和幸福的最高体现，求知是人最高的存在方式。因此，他们总是不懈地思考和研究，渴望以求知和知识实现人最高的存在、意义和幸福。他们的哲学是这种哲学观的忠实实践。近代思辨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认为，他的哲学原理能够帮助人们“达到最高智慧即人生至善”。哲学王国的“圣徒”斯宾诺莎也十分赤诚而明确地提出，他的哲学的目的是通过获得“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来获得“至善”，实现人永远的最高的快乐。而“学究哲学家”的典型代表黑格尔也慷慨激昂地宣布了他的哲学理想：人虚心地接受“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25]可见，即使是最思辨、最抽象的黑格尔哲学，它的理想仍然是为了实现人的良好存在。这种哲学精神的确十分高尚，理当得到我们的尊敬。

然而，传统认识型哲学观是需要根本改造的，并且事实上已经遭到了大多数现代哲学家的激烈批判。现代哲学家们对哲学的目的、对象、主题、方法、本质、精神和功能作了深刻反思和重新定位。尽管每个人对于哲学究竟应该走向何方而观点不同，但对传统哲学观的批判却相当一致。现代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应该再是从理论上总体地根本地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的面貌与性质，获取系统的理性知识、真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不应必须是全部世界和整个宇宙；哲学的研究主题不应该再是全部世界的总体图景、基本性质、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工具也不应只是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

在批判传统认识型哲学观的同时，现代哲学家们提出了诸多新哲学观。在这当中，生存论哲学观是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赞同的一种。和传统认识型哲学观不同，现代生存论哲学观把人的存在、意义和幸福确立为直接的最高目的和理想，而不是像认识型哲学观那样将其作为隐藏在求知和知识背后的目的和理想。更为重要的是，生存论哲学观指出，理性知识并不是人的意义和幸福的最高体现，求知也不是人最高的存在方式，求知和知识并非实现人的存在、意义和幸福的最佳途径与方式，尽管也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与方式。不仅如此，求知和知识并不必然地实现人的存在、意义和幸福，甚至可能会破坏和阻碍人的存在、意义和幸福，这种可能性某种程度上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变成了现实。

实现了伟大思想变革的马克思同样批判了传统哲学及其所主张和蕴含的传统哲学观，并阐发了自己崭新的哲学观。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马克思和叔本华、孔德等人一道发起了现代哲学革命，实现了西方哲学从传统（近代）向现代的转变，开创了现代哲学。事实上，马克思的新哲学，不仅哲学思想是崭新的现代哲学思想，而且哲学观也是崭新的现代哲学观，同传统认识型哲学观有着根本的异质与对立。虽然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哲学，不过，很多哲学流派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哲学。思想成熟后，马克思激烈地批判哲学，主张“消灭哲学”。恩格斯晚年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已经终结，已经被实证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所扬弃了。这确定无误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根本反对传统哲学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哲学的话，那么这种哲学必定是同传统哲学根本异质的。

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只有他们的理论才是“真正实证的科学”。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证主义者孔德的理论仍然没有达到真正实证的程度，而只有他们的理论才真正实现了“实证的科学”。在1869年写给小燕妮的信中，马克思再次指出，孔德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除了自高自大以外没有任何实证的东西”。[26]这再次表明，在马克思的心中，只有他的理论才是真正实证的科学，他的理论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的科学”。完全可以说，创立新的哲学观和新的哲学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体两面”。没有哲学观的根本变革，马克思就不可能实现思想的根本变革，就无法发动和完成哲学革命。可见，尽管可以以现代哲学观的标准认定马克思主义有哲学，但必须牢记，马克思的哲学观同他们所反对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哲学观有着根本的异质和对立；马克思的哲学观不是以认识型哲学观为主流的传统哲学观，而是现代哲学观。

作为哲学的内在灵魂，哲学观深层地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包括唯物主义思想在内的哲学思想。异质的哲学观深层地造成包括唯物主义思想在内的哲学思想的异质。传统认识型哲学观促成了正统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则塑造了新唯物主义。不仅如此，哲学观对于理解包括唯物主义思想在内的哲学思想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哲学观的不同会造成对同一哲学文本和思想的理解的重大差异。面对同样的文本和思想，以不同的哲学观进行理解甚至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以不合理的哲学观理解哲学思想只能导致误解，只有合理的哲学观才能正确地理解哲学思想。传统哲学观无论如何不能正确理解现代哲学，只有现代哲学观才能正确理解现代哲学。既然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哲学，那么我们就应以现代哲学观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而不应仍旧以认识型哲学观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在笔者看来，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之所以会对马克思哲学产生诸多严重误解，一个十分重要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以传统认识型哲学观理解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的马克思哲学的。这也是造成他们长期深刻误解新唯物主义的本质和含义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五章第三节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只有以现代哲学观理解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新唯物主义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