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代造籍事项的确立与变动
第一节 编造初期与其制度基础
一 “民”身份的统一与户籍编造一体化的初步形成
中古中国存在着一个以大多数人口为治理对象的良贱身份等级制度。这一制度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系统、完整而严密，远远超过“士庶之分”的等级差别。作为中古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在南北朝时表现出系统化与法定化的倾向，至隋唐之际完善起来。它广泛地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社会结构诸方面，并对民众的实际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1]。
这一影响往往集中于反映民众身份的重要载体——户籍上。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2]这是较早地反映在户籍方面由民转兵、兵民分离的历史事件，时间处于北朝行将结束之际。身份性质的差异对户籍编造的实际影响，尚可从若干出土文书中窥见一点细节。
学界最新公布了一件简牍，内容为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十二月间张掖郡临泽县地方政府对一起“兄弟争田”民事案件的审理记录。此简涉及的各位当事人，如“老民孙发”“民孙金龙”“同县民苏腾（?）”、数次重复的“民孙香、孙发、孙金龙”及“户民孙丞”等，知其身份皆属于国家的普通百姓——编户民[3]。这些“临泽县民”不仅拥有一定的田产、坞舍等生产生活资料，而且可以进行名下田舍的自由买卖。而《前秦建元廿年（384）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是目前时代最早的纸本户籍[4]，内容十分丰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籍[5]。本件文书现存四户的家口及年龄、丁中、奴婢、田地、屋舍信息，其中三户有明确的户头：
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民崔奣年［］
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民张晏年廿三
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民［□□年］崔奣等三人姓名前被冠以“民”字，该身份性质若不加比较，难以发现其特殊性。从时代上看，英国图书馆藏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6]比《前秦建元籍》晚了32年，并且此时的前秦已经灭亡了近20年[7]，但政权的不连贯并不影响两者内容和形式上的对比，因为这些户籍文书皆处在十六国北朝之际的大环境中。《西凉建初籍》现存十户的资料，但只有家口及其年龄、丁中（女口无此项）、居所等信息，较《前秦建元籍》为简，其中八户记载着明确的户头：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兵裴晟年六十五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散阴怀年十五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兵裴保年六十六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散吕沾年五十六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兵吕德年卌五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大府吏随嵩年五十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散随杨年廿六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散唐黄年廿四
如上，西凉统治下的敦煌百姓其户头前标“兵”的，即兵户；标“散”者，即散吏之户，也就是吏户；标“大府吏”者，即职吏之户，亦即吏户。同时，吏户与兵户作为当时两个社会等级，身份较“庶民百姓”（或民户）低下。本户籍属于吏兵籍，而非普通的民籍，反映的是5世纪初中国的普遍制度，并非西北一地而已。但是，必须指出，这里的“兵”不是冲锋陷阵的军人性质的兵，而是为有身份者服劳役的兵[8]。
另外，户籍性质的差异也影响着户内人口信息的统计。《西凉建初籍》中女子不分丁中，统称“女口”，因为该籍是吏兵籍，统计目的是男子服兵役、吏役的问题，故男子的丁中身份必须详注，并有分类合计（丁男几人、次男几人、小男几人），而户内女口不服劳役，便忽略不计。但《前秦建元籍》是民籍，户内有“丁女几人、小女几人”的分类统计，可见当时的普通女口需要承担相应的租调任务。
上举两类户籍的户头登录形式具有一致性：郡+县+乡+里+身份+姓名+年龄，旨在准确判定被统计对象的身份[9]。我们借助这两类户籍所登录的四种身份形式，在于推论“兵民分治”之际户头的身份应当明确标注。因为户籍中的身份标记带有极强的政治属性，不仅仅是职业上的区别。
陈寅恪指出东魏及北齐之初，兵制继承北魏，兵民（兵农）分离，兵由鲜卑充当，汉人主要从事耕织。至北齐文宣帝时，虽对兵制有所改革，但并未改变兵民（兵农）、胡汉之分的性质[10]。史载北齐尚书省各机构有如下部分：
五兵统左中兵（掌诸郡督告身、诸宿卫官等事）、右中兵（掌畿内丁帐、事力、蕃兵等事）、左外兵（掌河南及潼关已东诸州丁帐，及发召征兵等事）、右外兵（掌河北及潼关已西诸州，所典与左外同）、都兵（掌鼓吹、太乐、杂户等事）五曹。
度支统度支（掌计会，凡军国损益、事役粮廪等事）、仓部（掌诸仓帐出入等事）、左户（掌天下计帐、户籍等事）、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调等事）、金部（掌权衡量度、外内诸库藏文帐等事）、库部（掌凡是戎仗器用所须事）六曹。[11]
至河清三年（564）定令：“乃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12]那么，河清三年乡里、丁中、受田、租调徭役诸制当为度支尚书之职掌，而左户曹所掌必然涉及民众之年龄与丁中。而据陈先生论断，五兵尚书之右中兵三曹关于各州丁帐、征兵事务的处置，应建立在左户曹的统计之上。
据北齐五兵尚书下辖的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等曹的职掌，北齐当时已施行了兵民合一之制，这点可与河清三年令规定的民丁充兵年限及其受田情况相参证[13]。
至隋初，“兵民合一”的政治趋势明确见于诏令，开皇十年（590）五月乙未颁布的诏书曰：
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14]
隋文帝使军人悉属州县，改变了西魏初创府兵时“自相督率，不编户贯”的兵民分立之制，其令“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及“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15]。不论具体实行如何，就法令形式而言，本条资料或已隐括北齐河清三年关于男子受田与兵役规定的主旨。因而，在府兵制由前期的兵农分离状态走向后期的兵民合一制度上，隋代是转捩点[16]。
有学者对北朝史籍中的“军民”“军人”用法展开综合分析，认为很难解释为军、民并立，是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名词。从广义的角度讲，“军人”专指与一般农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且以军事为专门职业，同国家权力存在直接关系的兵士及其一家（军户、兵户）。若只限于北周与隋初，“军人”就是表示国家正规军——府兵的同义语。然而，以开皇十年五月诏书为界，“军人”一词在史料中基本消失了[17]。
可以说，魏晋身份制的破产与群体分治的结束，意味着户籍制度走向一体化，而一个完整的编户民群体便成为国家赋役征发的坚实基础。百姓是国家户籍编造的被统计对象，他们在“民籍”的形式上获得了平等。随着政治形势的改观，统一帝国的面貌再次呈现，因此自开皇十年后以迄初唐，经过二十余年的户籍编造实践，民籍的独一性、重要性和民籍内容的丰富性便再次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