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定在唐代，略微下延至五代时期，不仅依据敦煌吐鲁番户籍类文书的上下限，也尽可能地考虑了传世资料的时代因素。我们拟在充分掌握已有文书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已经刊布而未充分利用的登载人口信息的籍帐文书，对唐代户籍编造制度展开一项较为集中的研究。因为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故在本书章节的设计上，不拟追求全面性、完整性，务必遵循详人所略的研究旨趣。本书拟通过细致释读，在充分吸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也尽量将整体把握与差异分析相结合，以求对唐代户籍编造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历史变化有一个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总之，客观为上，强调动态，避免趋同。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主要有三类：（1）基本考证。本书要努力地对相关出土文书的制作年代、性质、外观、用途进行客观的观察、联系与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对敦煌吐鲁番户籍类文书及带有赋役特征的名籍的价值进一步挖掘。而新出土的文书与新发现的律令条文也将是激活既有研究，并且引发新思路的重要因子，需要加强对文书与传世史料的辩证使用。（2）文献学方法。尽管敦煌吐鲁番文书绝大多数已有录文，但现有的释录难免会存在一些错漏。本书将在征引出土文书时，覆核原文书图版，并利用文献学的校勘方法和文字学方法，尽可能做到录文准确、接近文书原貌，使研究建立在更加准确的文献基础之上。并且，户籍类文书的外观是本书主要章节的考察重点。（3）长时段的考察分析。我们要避免“就文书论文书”的机械做法，努力做到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就制度与实际情况、户籍编造的发展变化予以初步的贯通性分析。不仅要对时代巨变之际户籍编造发生的大调整进行讨论，也要努力揭示平稳发展时期的某些渐变细节，以此认识唐代中国三百年间经济社会形态之一面。
本书拟分四章展开具体讨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选题的缘起、学术史回顾。
唐代造籍的整体过程分两章进行叙述。
第一章讨论的时间范围是从唐初到玄宗朝结束，也就是唐前期户籍编造制度的形成、初步发展与最终确立，着重涉及四方面：将贞观时期认定为户籍编造体系形成的奠定之时；探究《天圣令》所附《唐令》的田令、赋役令等重要令文与开元时期户籍类文书编造的户籍、计帐细节；唐前期百年造籍稳定性如何实现；将天宝十四载定为唐前期造籍的终结之年。
第二章则以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治经济状况为研究重点。根据唐后期史料保存的详情，重点分析了两税法时期户等审定责任者的变化、中唐“据地造籍”的存在方式，以及户籍在中晚唐时期政治意义的凸显。因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第二章亦将五代时期户籍编造纳入讨论，指出五代在户籍编造的具体施行上与唐代尤其唐后期的异同之处。这两章的章节安排力求时代上有所贯通，但又需照顾各个时代户籍编造上的一些变化与特征，通过部分特征的揭示，使我们了解唐五代三百年间户籍编造并非陈陈相因，而是“与时俱进”。
第三章主要从民户各种户籍类文书的实际——普遍登录了被统计者的年龄情况出发，对唐代律令如何界定编户民的“籍年”、年龄统计的途径以及年龄因素与编户民的差役征发等展开考察，重点研究了貌阅与“籍年”审定之间的关系。本章的特色即充分利用现有户籍类文书中年龄登录的不同情况，认为唐代官方对编户民年龄的切实掌握是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一大特色。而且，“籍年”也被广泛运用在官员选拔与退休、刑事处罚等国家事务中。
第四章是对特殊户籍——僧尼籍的考察。这一类特殊籍帐不仅有律令条文的明确支撑，而且还得益于出土文书的宝贵印证。本章首先对新获吐鲁番僧籍文书作了分析，进而集中对唐代僧尼籍帐编造的起始年份与废弛过程进行探讨。此外，在制度对比、文书分析的基础上，对僧尼籍的造写份额作了理据充分的解释，并专节论证了时代、地域诸因素对敦煌吐鲁番僧尼籍帐的潜在影响。
虽然唐代户籍类文书的编造是本书的研讨主题，但在积累资料与考察制度演变时，需要上联下延。因而，目前时代最早的纸本户籍——十六国时期《前秦建元廿年籍》的研究价值也就增加了。附录便依据本件户籍难得的“民籍”性质与其帐面特征，讨论了新发现的《西晋建兴元年张掖郡临泽县讼田简牍》[109]中存在的户籍要素。同时，根据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不同时代各类女口登录的具体形式，解释了本籍“还姓”一语的宗法内涵。
本书可预期的创新之处有如下几点：其一，尽可能地还原唐代户籍编造的整体进程，并对不同历史时段的编造特点予以探究。其二，对唐前期百年造籍的稳定性作出客观分析。其三，通过唐代律令的“籍年”规定与户籍类文书中编户民年龄的具体统计展开对比分析，肯定了年龄因素在唐代经济社会事务的实际运用上的严肃性与广泛性。其四，尽可能地勾勒唐五代三百年间僧尼籍帐编造的历史趋势。这几个创新点，都涉及相关出土文书的挖掘利用。它们是户籍编造制度研究的活性因子，是创新成果的重要基础。
不过，这些出土文书正是本书的难点所在——要切实避免写成一部“人口史”（或家庭史）、“阶级结构研究”或“赋役史”。因为任何一件户籍类文书都有人口信息（部分包含年龄），而登录人口丁中、户内土地的绝大部分文书又带有高度的赋役色彩。并且，某人只要被户籍类文书统计了，就具备了法定的政治属性，而关系到户内口登录的文书又无不隐含着当时的宗法制度等信息。所以，户籍制度是古代中国一项基础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的努力重心是在唐代户籍编造方面，而全面的、综合的唐代户籍制度研究将是笔者的未来目标。
[1]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9页。
[3]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前言。
[4]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龚泽铣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本文采用中华书局2007年新版，第10页。
[5]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池田温认为随着以土地财产税为中心的两税法的实施，“在唐朝前期以前，全国一律采用以丁中男为对象的，均一的租调役来征税的理念下的计帐，完全转变为异质而复杂化的帐簿体制”。（氏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0—11页注释2。）就宋代籍帐的主要种类来看，如五等丁产簿、丁帐、税租簿帐、保甲簿和赈济户口统计帐五种，与唐代情况有很大差别。（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7]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96年版，第216页。
[8]可参黄正建《天一阁藏〈天圣令〉的发现与整理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9]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4 卷卷首语，刘后滨、荣新江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0]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籍帐”条，宋家钰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并参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70—75页。
[11]邢义田：《龙山里耶秦迁陵县城遗址出土某乡南阳里户籍简试探》，简帛网，2007年11月3日。
[12]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第二章“户口管理及家庭”介绍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的研究时，直接使用了“户籍类文书”一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13]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最早揭示，《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14]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第55页。
[15]［德］托马斯·泰勒：《敦煌中国户籍残篇》,《德国柏林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通报》14—2,1968年；《唐朝敦煌中国户籍残篇》，同刊16—1,1970年。
[16]王克孝：《评丘古耶夫斯基对敦煌所出某些籍帐文书的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3年第12期；收入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等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43页。
[17]《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序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页。
[18]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第58页。
[19]这部优秀的录文集是以英文命名和解说的，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Ⅱ Census Registers.东洋文库，1984—1985年版。
[20]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余下各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21]《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译本《著者序言》。
[22]日本京都法藏馆1984年、1990年版。
[23]郑必俊：《介绍唐开元张掖籍残卷并校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3—612页。
[24]王克孝：《评丘古耶夫斯基对敦煌所出某些籍帐文书的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3年第12期。
[25]本文采用该书的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391、392、442、471—472页。
[26]《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27]《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146页。
[28]《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1、100—101页。
[29]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分别见于第17、53、61—62、177—180页。
[30]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分别见于第328—329、352页。
[31]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七，增订本卷二十一，可参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27—1033页。
[32]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第62页。
[3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34]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唐代手实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231页；氏著《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3章收入了有所修改的《唐代手实初探》，材料有所增加，但基本观点不变。
[35]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籍帐制度考察》，载武汉大学历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辑，1983年内部发行。后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112页。
[36]李正宇：《吐蕃子年（808年）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218页。
[37]王克孝：《评丘古耶夫斯基对敦煌所出某些籍帐文书的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3年第12期。
[38]孙继民：《唐宋之际归义军户状文书演变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9]孟宪实：《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40]［日］仁井田陲：《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王占通、郭延德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174页。
[41]分载《东洋史研究》第31卷第4号，《北海道文学部纪要》第21卷第1号。
[42]陈炯：《唐律户籍管理的特点》,《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3]令文内容有校录本、清本两种形式，以前者为准，唐代田令、赋役令条文可参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4—263、268—276页。复原思路可参本册的“唐令复原研究”部分。
[44]他的《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跋》也是户籍研究的肇始之作，载《观堂集林》卷十七，增订本卷二十一，第1033页。
[45]玉井是博：《敦煌户籍残简》,《东洋学报》16—2,1927年；《再论敦煌户籍残卷》，《东洋学报》25—1,1937年；万斯年译，载《唐代文献丛考》，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25页。
[46]铃木俊：《户籍制作年代与唐令》,《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957年第9期。
[47]佐竹靖彦：《唐末宋初敦煌地区户籍制度的演变》,《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1970年第30期。
[48]土肥义和：《从唐令看现存唐代户籍的基础性研究》（上、下）,《东洋学报》52—1、2，1969年。
[49]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研究》Ⅲ课输篇下《增减年状和貌》，汲古书院1977年版，第509—523页。
[50]载《东洋史研究》35—1,1976年。
[51]本文采用龚泽铣译本的完整版本，即中华书局2007年版。
[52]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并参氏著《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
[53]韩国磐：《唐籍帐残卷证明了唐代造籍均田之勤》，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97—132页。
[54]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2页。
[5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68—484页。
[56]土肥义和：《唐天宝年代敦煌县受田簿断简考——与田土还授问题相关联》,《坂本太郎博士颂寿纪念日本史学论集》上卷，吉川弘文馆1983年版；池田温：《唐代均田制的一则考察》,《东洋学报》第66卷1—4号特辑，1985年，译文（孙继民译）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335页。
[57]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杂考（三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58]池田温：《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载《中国古代的法和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8年版。
[59]朱雷：《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吐鲁番、敦煌两地出土“点籍样”文书的考察》，原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113—138页。
[60]朱雷：《唐“籍坊”考》,《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139—149页。
[61]郑必俊：《介绍唐开元张掖籍残卷并校释》，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 辑，第603—612页。
[62]张荣强：《唐代吐鲁番籍的“丁女”与敦煌籍的成年“中女”》,《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63]参见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98页。
[64]顾乃武、潘艳蕊：《唐代造籍日期考》,《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5]载《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以《也谈唐代的造籍日期问题》为名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
[66]孟宪实：《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67]［日］山本达郎：《敦煌发现计帐式的文书残简——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带来汉文文书六一三号》（上、下）,《东洋学报》37—2、3,1954年。［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谨慎地定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第6页。
[68]［日］山本达郎：《敦煌发现的大足元年籍和汉书刑法志》，载《铃木俊教授还历记念东洋史论集》,1964年。
[69]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3页。
[70]黄盛璋：《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7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
[72]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唐代手实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第210—231页；氏著《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70—93页。
[73]原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收入氏著《山居存稿三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5—181页。
[74]翁俊雄：《唐代计帐制度探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收入氏著《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2页；另可参见氏著《唐朝鼎盛时期的政区和人口》第一部分之二《唐代的计帐制度与天宝十二载户部计帐的发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75]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18—23页。
[76]朱雷：《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吐鲁番出土唐代“乡帐”文书复原研究》，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159—189页。
[77]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第70页。
[78]［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第90—93、103—112页。
[79]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80]［日］堀敏一：《唐代的计帐与户籍管见》,《中国律令制的展开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刀水书房1984年版，译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81]刘叔鹤：《唐朝的检括人口和人口统计》,《统计研究》1985年第2期。
[82]［日］樋口知志：《唐代籍帐制度试考》,《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研究年报》20,1987年。
[83]《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
[84]即“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85]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277—289页。
[86]《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8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88]载林天蔚、黄约瑟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中古史研讨会论文集之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版，第103—112页。
[89]［日］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东方学报》京都29,1959年。
[90]氏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第102页。
[91]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47页。
[92]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93]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
[94]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282页注2。
[95]仁井田陞据此复原了僧籍的唐令内容。见《唐令拾遗》中译本，第795页。
[96]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431页。
[97]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60—61页。
[98]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53页。
[99]这三篇成果分刊于《文物》2007年第2 期、《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其中第1篇收入荣新江等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余外收入孟宪实等主编的《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0]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卷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84页。
[101]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杂令复原研究》,《文史》2006年第3辑，中华书局编辑出版；黄正建的复原即前引《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一书。
[102]周奇：《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帐与人口控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03]王素：《吐鲁番〈新获唐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臆说》，载朿迪生等主编《高昌社会变迁及宗教演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28页。
[104]赵晓芳：《论唐朝对西州的佛教管理》,《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105]［日］土肥义和：《唐代西州の均田制施行の一斑——新出龙朔二年（662）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及び神龙三年（707）同县开觉寺手实について》，系2010年7月24日作者在日本东洋文库研究部内陆アジア出土古文献研究会例会上的报告。
[106]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兼论贱口依附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07]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版；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8]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之第二章户口第四节“籍帐制度与户口管理”，吴丽娱执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63页；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第二章“户口管理及家庭”的第一、二节，第53—75页。
[109]杨国誉：《“田产争讼爰书”所展示的汉晋经济研究新视角——甘肃临泽县新出西晋简册释读与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