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楚辞》英译研究的缘起与目的

20世纪后期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新视角，使翻译研究与其他各学科之间建立起一种多元视角的动态交叉关系。巴斯奈特（Bassnett Susan）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中不同功能的等值只是翻译的手段而已，而文化转化才是翻译的目的”（Bassnett,1980:36）;“译文要生存，就必须跨越文化边界进入译语文学”（Bassnett,1997:8）。此后，弗勒维尔（Andre Lefevere）、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人更超越了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的层面，进一步探索了翻译和文化的认同关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可否认，翻译学科正以开放的姿态调整结构。除了根据文本来分析、探索文学翻译中具体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外，翻译研究者们逐渐开辟了从文化、文学、哲学、种族学、伦理学等跨学科领域建构翻译理论的新途径。“跨学科综合研究、文化回归、多元互补是当代翻译研究的趋势和走向。”（廖七一，1998:5）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Gertzler Edwin）认为：“翻译研究只有采取全球化的视野和跨学科的方法，才能对翻译和翻译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外国语》,2005（4）:44]2006年，杜阿特（Joao Ferreira Duarte）、洛萨（Alexandra Assis Rosa）和苏罗拉（Teresa Seruya）等人在合编的论文集《学科交叉地带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中探讨了翻译研究跨学科性的原因，认为翻译活动本身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受多元系统理论影响，翻译借鉴和吸取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成果，不断丰富翻译研究的深度和范围。英国的乌次扎克（Piotr Kuhiwczak）和里陶（Karin Littau）在《翻译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2007）中对当代翻译理论的跨学科性及理论融合进行了厘清及展望。费乐仁、岳峰在对史学、宗教学、哲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文化文本，尤其是典籍文本翻译研究的共振和提升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论证（费乐仁、岳峰，2010:27）。此后，翻译研究以其天然的跨文化性、跨学科性，已不同程度地受惠于其他学科，比较文学、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都进入了翻译研究，使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人文学术研究相互促进，特别是各种文论如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神话原型、阐释学等为翻译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关系，翻译的还原和创新等展开了新的讨论和思考空间。翻译研究的各种发展态势促使本研究更多思考翻译的跨学科问题，对拓展研究的理论空间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就《楚辞》文本来说，作品蕴含了2000多年前中国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科学技术等远古人文和自然文化，值得通过翻译向西方世界进行推广和分享。当今中国社会从普通百姓日常的生活习俗，各种民间巫术、神话，到整个民族的审美风尚都可以到追溯到楚辞文化，比如过端午节及挂艾叶、赛龙舟的传统，已经不局限于屈原其人和《楚辞》其书，而是成为一个民俗系统和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对天文、水利、建筑、手工业等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成果，也与《楚辞》具有渊远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楚辞》参与了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其精神核心就是屈原对君主忠心耿耿，对故土热爱留恋的情怀。他追求独立自主和理想主义人格，这种追求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合一的思想境界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伦理，具有普世价值。

随着新时期文化的不断发展，楚辞文化活力也不断提升，楚辞学新的研究成果也层见叠出，已涉及哲学、经学、神话学、原型批评、心理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交叉学科。新文化人类学家甚至把《楚辞》置于广阔的环太平洋文化、中国上古四大集群文化的大背景下，考释其微观文化之间神秘的意义、结构与关联，探究各类文化符号的深层结构里蕴藏的整体文化密码。因此，对《楚辞》的翻译和翻译研究也应同时跟进，接通楚辞学的研究成果和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采取更广泛的翻译研究视域和多样性的研究方法，才有望全面地发掘楚辞的各种价值，使读者能通过《楚辞》译本真正领略到这一无与伦比的中华远古文化艺术之魅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古典文学西译成了汉学家的基本取向之一，《楚辞》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自然也被选译辑录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译之中。但目前的《楚辞》英译及传播情况与其本身的价值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英语世界大都是选译或节译《楚辞》作品来探源中国文化，涉及的点面非常有限，比如对巫文化、对作者或作品成书年代的考究等方面，而国内译者或突出作品的文学审美，或简单追求作品的义理。而且，二者在英译中都存在一些对文本中表层文化含义的错译现象，对其沉睡的深层内涵的弱化或丢失现象，尤其是对原作的社会功能、多科文化资源、原作者的写作意旨等未能进行整体呈现，导致难以在西方读者面前完整地呈现这一诗章的文化艺术整体价值及魅力，因此，对楚辞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林的路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本书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首先，《楚辞》要“走出去”，其翻译的理论研究同样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涉足《楚辞》英译理论的研究者很少，尤其疏于在跨文化、跨学科方面的翻译研究。虽然近年《楚辞》英译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涉及的点、面比较有限，主要聚焦于具体翻译方法的研究、具体译本或译文的对比研究等方面。基于这一现状，从人类及其文化整体高度去审视《楚辞》英译的复杂性，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楚辞》英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们对传统文学作品的诠释视野，也是翻译研究范式的拓展和创新，以期能为中华典籍作品融入世界文化中去提供一个广、深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理论参考。

其次，通过研究可以对国内外《楚辞》英译和英译研究的成果作一客观了解和评价，在继承和发扬前期成果所赋予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分析其中所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及其在翻译方面的表现。比如，帕克在翻译《离骚》时侧重于使用欢快、轻飘的词汇和节奏，能否表达出原作的深刻、严肃的主题？霍克斯对屈原作者身份的质疑和对《楚辞》政治譬喻说的否定，是否造成大多数西方读者很难真正理解原作本质的思想和感情？等等，需要进行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思考，达到在翻译中能够凸显《楚辞》文化功能的目的。

最后，促进对民族文化如何有效地传播的思考和探索。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主要是从经典作品译介开始的，西方汉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具有浓郁异域特色的本土文化内容，而这些文化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存在着被弱化、变形甚至丢失的现象。国内译者往往更重视作品的文学价值，对诗中包含的古代自然文化、科技文化等多学科、多层次文化价值在翻译中未能充分挖掘、保全和传达，对译作是否能获得西方读者的广泛接受，如何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等方面也难有充分的前瞻，有待于通过对《楚辞》进行翻译研究来揭示其英译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

此外，从文化角度探讨文学作品的翻译，可以达到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目的。文学翻译是一项很复杂的行为，译者的文化立场、翻译目的、对源语的理解程度等不同，对同一对象、同一内容的异质文化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诠释方式，而对《楚辞》独特的文学艺术和深厚的文化资源理解和诠释更是译者所面临的直接挑战。因此，结合具体的《楚辞》翻译实践，选取中西不同时代的经典译本，考察它们所表现的文化面貌整体特征以及诗文所反映的远古人类文化系统各层次的英译情况，寻求《楚辞》所蕴含的民族的、集体的文化价值和作者个人文化价值取向如何被近、现代，被中、西方译者解读并用英文进行重新阐释，不但能了解现有的《楚辞》英译的具体历史状况和发展态势，还能从文化层面上观照整个翻译事件和行为，以求《楚辞》英译研究能对中国典籍翻译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