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辞》英译述评

《楚辞》虽然在国内流传了2000多年，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期才有英译文出现。笔者共统计到《楚辞》英译32种，其中全译本7种，选译和节译25种[12]。国外对《楚辞》的译介绝大部分是选译和节译屈原的作品，而独立成书、相对完整的译本仅有亚瑟·韦利的《九歌：中国古代巫文化研究》（The Nine Songs: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1955，下文简称《九歌》），霍克斯《楚辞：南方的歌》（Ch'u Tz'u:the Songs of the South,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1959，下文简称《楚辞》）。国内相对比较完整成书的译本有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离骚及屈原的其他诗作》（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1953），许渊冲译本《楚辞》（Elegies of the South,1994）、孙大雨译本《英译屈原诗歌选》（Selected Poems of Chu Yuan,1996）、卓振英译本《楚辞》（The Verse of Chu,2006）。此外，还有海外华裔林文庆的《离骚，一首遭遇痛苦的悲歌》（The Li Sao,An Elergy on Encountering Sorrows,1929，以下简称《离骚》）。

（一）《楚辞》在英、美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楚辞》英译始于1879年英国驻华公使帕克发表于《中国评论》（China Reviews）第309页到第314页上的《离骚》。该译文没有附加任何有关作者和诗歌历史背景的介绍，也缺少相应注解或评注。现选用一节来表现帕克的翻译特征。

帝高阳之苗裔兮，Born of the stock of our ancient Princes，

朕皇考曰伯庸。My father,Peh Yung by name.

摄提贞于孟陬兮，The Spring-star twinkled with cheery omen，

惟庚寅吾以降。On the lucky day I came.

（《离骚》,L1-4）

译文在风格上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格律诗韵特征，由于表达过于归化，帕克采用的通俗英语词语很难对应《离骚》文化思想意境的深厚高远。翟理斯甚至认为：“帕克是个草率的译者，译文中有一些严重的错误”,[13]比如：他将“Li Sao”译成“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就是理解上的错误。霍克斯评论其“过于意译，带有很多解释成分”,[14]难以表现出楚辞亦歌亦诗的文学艺术特色。而孙大雨认为帕克“使用轻飘、波动和欢快的调子，与《离骚》那种严肃、思想深沉、苦难重重的主题和情调截然相反”（孙大雨，2007:306）。帕克的译文虽然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作品的艺术和文化深度，很难使大多数西方读者真正理解原作的深层思想，但是，它在英语世界的开创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1884年，翟理斯在上海出版了《中国文学精华》（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其中选译了《卜居》《渔夫》《山鬼》等篇。1923年，又增译了《礼魂》《国殇》《东皇太一》等5首，其中《国殇》和《礼魂》是与韦利合译。1915年，翟理斯在其《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中选译了《天问》和《卜居》。霍克斯评价翟译“像他翻译的其他中国诗歌一样，非常优雅可读，但有些随意，欧化的语言句式比较多”。[15]采用欧化的风格容易被当时英语世界的诗歌读者所接受和欣赏。比如：

宁与骐骥亢轭乎？

将随驽马之迹乎？

宁与黄鹄比翼乎？

将与鸡鹜争食乎？

Should I yoke myself a fellow in the shafts with Bucephalus，

Or shamble along by the side of Rozinante？

Should I vie with the wild goose in soaring to heaven，

Or scramble on a dunghill with hens？

（《卜居》,L26-29）

翟译明显采用了符合当时“主流诗学”观念的归化翻译，如文中分别用“Bucephalus”和“Rozinante”对应汉文化动物“骐骥”和“驽马”。[16]“Bucephalus”是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一匹战马，性情刚烈、勇敢，驮着王子亚历山大参加过许多次激烈的战斗，并不止一次救过主人性命。这一动物形象与中国传说中“骐骥”具有相似的表示“神骏”“英才”的正面特征。“Rozinante”是塞万提斯小说人物堂·吉诃德所骑的一匹毛病百出的皮包骨马，这一“欧化”的动物意象与“驽马”都有“庸才”这一象征意义，使西方读者能够产生相似的联想，同时也增强了译文的文学性，然而，却导致西方读者对“骐骥”和“驽马”等中国动物品种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缺乏新奇的认知，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

1895年，英国汉学家理雅各选译了《离骚》《国殇》和《礼魂》等篇目作为儒家经典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isatic Society）中，与帕克和翟理斯译文不同是，理雅各对译文的相关条目做了非常翔实的注解，因此，霍克斯认为“译文比帕克的自然准确的多，但其本意不在于诗歌翻译本身，所以也就没有竭力去吸引英语读者的兴趣”（David Hawkes,1962:216）。同时发表的还有他的《离骚及其作者》（The Li Sao Poem and its Author）。这也是英国汉学家第一次借助《楚辞》作品的翻译向西方介绍诗人屈原及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扬作者，沟通东西方思想、伦理、文学和文化的桥梁作用。

1919年，韦利分别在他的《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和《中国诗增译》（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中选译了《国殇》和《大招》。1955年，韦利为了探索东方巫文化的目的，英译了《九歌》，在这之前的西方译者《楚辞》英译基本上是单篇屈原诗歌选译或节译，缺乏整体翻译与介绍，韦利《九歌》译本是欧洲汉学史上第一部以整个单元翻译楚辞作品的译本，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1924年到1939年，德国学者叶乃度因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死神，先后英译了《大招》《招隐士》《大司命》和《小司命》。译者基本上采用逐字直译的方法并附有简单评注。凭借对《招魂》的翻译与研究，叶乃度获得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1941年，他在《亚洲专刊》（Asia Major）上发表了论文《屈原的天问》，借助翻译来探讨《天问》的文化主题。但是，霍克斯评价“Erkes 的译文虽然读来让人痛苦，但是对中国文学的初学者来说还是有用处的”。[17]

1928年，德国学者鲍润生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刊登了《屈原生平和诗作》（K'ü Yüan,His Life and Poems）一文，并英译了《东皇太一》《山鬼》《惜诵》《卜居》《渔夫》以及《天问》的前十二行。[18]1939年，他创办了国际汉学杂志《华裔学志》，英译并发表了与《九章》相关的研究性论文。霍克斯评价鲍润生的英译是“机械式直译，没有任何文学价值”。[19]但是，鲍润生对作者屈原的深入研究，为屈原这一伟人走向西方做出了贡献。

1959年，霍克斯的《楚辞》在牛津大学出版，是迄今西方最完善的《楚辞》英译本。该译本以王逸《楚辞章句》的内容为底本，囊括了屈原的《离骚》等多首诗歌、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共54首。霍译注重考证，大量参照古今《楚辞》学者的注疏研究，译法介于直译和意译之间。而且译者颇为重视《楚辞》的音乐性，但是，译者在翻译中还是力求以义为先，不因韵损义，因此，霍译本既适合西方大众读者了解楚辞诗歌和文化，又适合进行学术研究。许渊冲评价霍译：“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比前人更准确，但从宏观的角度看来，却只能使人知之，不能使人好之、乐之。”（许渊冲，1994:13）尽管如此，霍译本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公认为《楚辞》西译的权威版本，1985年由企鹅出版公司进行了再版。

对《楚辞》在西方的传播做出贡献的英国译者还有克兰默·宾（Launcelot Cranmer Byng）、艾约瑟、林仰山（Frederic Sequier Drake）、唐安石（John Turner）、白之（Cyril Birch）等。[20]依靠不止一代英国汉学家的努力，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终于在英国读者面前呈现出相对完整的面貌。

在美国，尚没有《楚辞》的全译本诞生，主要是在翻译文学选集中选译《楚辞》诗篇来构建和阐释中国诗歌。1947年，诗人白英（Robert Payne）、俞铭传（Yu Mi-Chuan）等在《小白驹：自古至今中国诗选》（The White Pony,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中选译了《离骚》《九歌》等诗篇，霍克斯评价译文：“其注脚时有误导作用，但是译文清新可读，是除韦利译文外唯一没有阻碍读者理解的英语翻译。”[21]

1984年，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在他的《十三世纪哥伦比亚中国古诗集》（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中选译了《离骚》《湘君》《云中君》《山鬼》《国殇》和《九歌》的部分诗篇。除此之外，美籍译者还有拉·约翰逊（Jerah Johnson）、田笠（Stephen Field）、杨联升（Liesheng Yang）、海 陶 纬（James Hightower）、陈世骧（Shih-hsiang Che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这些译文基本上是用散文体译诗，采用对创新和传统翻译手法兼收并蓄的态度，为传播《楚辞》文化构建了重要的平台。

（二）海外华裔与国内译者《楚辞》英译综述

海外华裔译者为译介儒家思想、传播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林文庆是首位向西方介绍屈原作品的华裔译者。1929年，林译《离骚》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本由三部分组成，开篇由新加坡政府官员克利福德（Hugh Clifford）作介绍词，时任厦门道尹陈培锟题签，翟理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和香港孔教学院院长陈焕章（Chen Huanzhang）三人为其作序。然后分别为译者前言，并附有用44个小标题对这首376行诗歌的概括分析、刘勰的《辨骚》中英文对照、译者为作者屈原所写的颂歌、作品的历史背景介绍、对屈原的介绍、《离骚》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介绍、《离骚》的风格和赋体特征等内容；第二部分是无韵体《离骚》英译和中文对照；第三部分为丰富的注释、评注、词汇解释及参考目录。霍克斯认为林译“提供了丰富有用的注解，是学习者的好食粮”。但他认为“理雅各的单调平铺的散文体译文比这（林译）无韵诗要合适些”[22]，而翟理斯从林译的文化价值上出发，惊叹林译“使英国显得瞠乎其后，停滞不前了”[23]。

1975年，旅美作家柳无忌、罗郁正等编译了《葵晔集：三千年中国诗选》（Sunflower Splendor: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该书于1975年、1983年、1990年、1998年 分别由NewYork:Doubleday与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多次出版，在美国出版界引起了轰动。该书以自由无韵体选译了《离骚》《湘君》《大司命》《哀郢》《橘颂》共5首《楚辞》作品，虽然译文“只有意美而没有音美、形美”（许渊冲，1994:13），但是，译者利用身处异域的优势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国内译者对《楚辞》的英译远远比不上对其蔚为大观的今译，但也有不少译者在积极地探索《楚辞》翻译的路径，为弘扬华夏优秀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早在1944年，林语堂在《中国与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英译了《大招》。1953年，北京外文出版社推出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离骚及屈原的其他诗作》，包括了除《天问》和《九辩》外的几乎所有《楚辞》诗篇。杨译参照了郭沫若的《楚辞》现代文翻译，采用了严格的英雄双韵体（aabbcc…）与双行押韵体（abab或abcb），霍克斯评价“这是匠心独运的一座丰碑，但像蒲伯译的荷马史诗一样，并不是忠于原文”。[24]200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氏夫妇合译的汉英对照的《楚辞选》译本，选译了24首屈原的诗歌，但是，译本对涉及的中国历史文化基本上采用简译或归化处理的方法，其中没有包含任何前言、注解和评论。

1994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英译《楚辞》，包括屈原的全部诗作和宋玉作品《九辩》等，共28首。该译本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底本，在前言中对屈原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简略介绍，对国内外的《楚辞》英译本的部分版本做了简单的评述。译本有古文、白话文和英译文的对照，译文试图再现原诗的“三美”特色，[25]采用了abab,abcb四步抑扬格诗体形式，并在句尾加“oh”来对应“兮”字，意在使西方读者能够原汁原味地吸取中华文明的文学艺术。

1996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孙大雨中英文对照的《英译屈原诗选》，译本选译了屈原的《离骚》《九歌》（11首）、《九章》（6首）、《远游》《卜居》《渔夫》等，共21首诗歌。译者主要使用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清代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为底本，另参考王逸、洪兴祖的注译。该译本由柳无忌作序，吴钧陶作跋，译文采用六音步抑扬格双行押韵体，在文辞和思想上也非常贴近原作，信而有征，富含学术性，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学、史学和译学功力的译本。

2006年，卓振英英译本《楚辞》作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之一出版。该书根据陈器之、李奕的《楚辞》今译，选译了屈原诗作26首和宋玉2首诗歌。此译本用分诗章的形式进行异化为主的英译，除了总序和译者所作的翻译介绍外，没有序言、注解、评注等内容。译者遵照了典籍英译的总体审度，对作者和时代背景、原作的内容及版本，原作的风格艺术、现有英译的各种版本、对文本的文化定位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针对骚体诗的审美艺术所采用的相关的方法都进行了一番田野式的深入细致研究和文化解读，做到对作品的总意象及预期翻译文本的文化定位等心中有数。

此外，国内对《楚辞》作品进行选译的还有王知还、杨成虎等学者，各位译者都为弘扬和传播《楚辞》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国内外《楚辞》英译简评

现有的各类《楚辞》英译为《楚辞》的对外传播和英译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宝贵资源，但是，与《诗经》《论语》等其齐名的国学经典作品相比，《楚辞》在欧美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都相对较为落后。[26]

就译本而言，在笔者迄今统计到的32种《楚辞》英译中，大部分都为节译或选译，目前尚未有包含楚辞诗歌总集全部16卷66首辞赋在内的完全意义上的全译本问世。译者的兴趣点多在于屈原的诗作，尤其以《离骚》和《天问》英译居多。由于视角各异，各译本之间缺少互动和关联，产生的译本所呈现的翻译面貌也各具特色，各不相同。

在作品的选择与翻译目的方面，英语国家的译者大多选译屈原诗篇，其目的大致如下：一是选译屈诗来呈现中国远古的诗歌艺术；[27]二是通过翻译屈原诗歌来研究屈原其人和他的风格、贡献等；[28]三是通过译诗以他者的眼光来对中国远古的社会、宗教、政治文化进行探源，这也是《楚辞》在英语世界获得翻译的主要原因。如翟理斯和理雅各在华期间，始终致力于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翟理斯在1915年选译了《东皇太一》《云中君》《国殇》《天问》来研究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理雅各更多的兴趣在诗篇的文献参考、背景介绍和注疏集释上，在《哲学入门》中选译了《离骚》（1906），对屈原的思想进行了探索和介绍；韦利的《九歌》是专门探索中国远古巫文化的学术范本，每个篇目的译文之后都详细介绍诗中所反映的巫术活动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引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社会宗教层面的深入研究。受这些汉学家的翻译影响，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采用多种方法来透视《楚辞》中呈现的中国的历史、社会、艺术现象，对作者的身份、作品中的悲歌意蕴、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等诸多层面的文化信息进行探源。但是，目前有些译本的文化翻译的浅显和局限无助于西方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充分了解，导致某些欧洲评论家，如汉学家丹尼斯和莱克甚至认为：“与《伊利亚特》《失乐园》的辉煌和卓越相比，不单《离骚》是平庸之作，整个中华民族的天赋也极为低下。”（转引自孙大雨，2007:304）这种文化歧视原因之一是与翻译视角的局限性有关，期待在《楚辞》诗学意义上的阐释获得完善和创新来改变西方对《楚辞》的错误认识，这也是引发本研究的动机之一。

就翻译目的而言，国内译者主要是把《楚辞》作为文学作品或国学文献进行英译，更多地关注作品的考据、词章、语言等方面内容，在翻译中基本上都对骚体诗节奏韵律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观照，部分译者如孙大雨、许渊冲、林文庆都使用了注解和历史背景分析。其中孙译《屈原诗选英译》使用长达306页的篇幅对屈原和他的诗歌创作思想以及历史地位等进行详细的论述，又用了106页的篇幅对其中的重要的文化价值进行丰厚注解，试图全方面反映作品生成的历史语境与作者的思想深度。

在翻译方法上，各位译者所采用的策略也各不相同。西方译者遵循“主流诗学”的观念，多为归化翻译，重顺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楚辞》融入目的语的社会语境。但是，在当今多样化的“主流诗学”和人类文明互渗趋强的环境下，读者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兴趣和接受能力大为提升，“归化”翻译方法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以弘扬民族文化为主位立场的“异化”翻译也应运而生。但是，异化翻译是否会影响译本在西方的接受和影响，使其能够在西方获得融合和涵化，是《楚辞》英译及英译研究需要探索的重要目标之一。

楚辞学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现有的《楚辞》英译对作品所蕴含的远古文化价值，尤其是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深层社会意识在诠释中出现不少误解、偏颇或过于表浅，尤其是英美的译者在诠释过程中，除了在语言、诗意方面的不能达到融会贯通外，部分译文文化信息流失严重，导致译文在文化深度方面落后于原文，未能完整传达出文本所包含的厚重而严肃的思想和意义。同时，由于译者在思维、行为和观察分析事物的视角方面的差异，造成不少译文对楚辞文化的内涵理解过于片面，对原作的真实思想诠释具有局限性，比如西方译者偏重于文化探源而忽略了诗歌生成的动机和思想根源，这些局限的改善有待于译者从更大的视角范围来观察翻译的各要素，获得楚辞文化的完整内涵，甚至可以考虑采用与楚辞学专家学者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翻译活动，对准确完整地反映原作的真实面貌和作者真实思想具有帮助，有利于英语世界对《楚辞》有更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