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幕府状况及幕府与学术、文学之关系

第一节 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

乾嘉时期，清王朝在历经了顺治、康熙、雍正三位帝王的苦心经营之后，政权稳固，经济复苏，“文治”亦随“武功”而日益强化，自康熙朝以来，文字狱迭兴，正是统治者加强精神层面控制的具体表现。其实，清朝统治者在以文字狱打击民族情绪的同时，也积极地采取措施，笼络汉人知识分子。乾嘉时期稳定的政局和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统治者深知仅仅依靠在文化领域的反面举措如文字狱，是不能真正征服汉族知识分子的，因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是乾嘉时期文化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清代中期文化繁荣，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清代统治者以马上得天下，却明白不能以“武功”守天下。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之后，清朝统治者终于荡平了威胁中央政权的武装，因此对于知识分子的笼络，也就是对思想领域的整治亦随即展开，兴礼乐、立制度、明典章、崇教育等措施在统治者的指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目的即是“以文教佐太平”[1]。这一时期，总体来看是一个重知识轻思想的时代。这与统治者的提倡是分不开的。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文化政策基本上是因袭前代之制，崇儒重道，尊孔尊朱是基本的方针。但到了清代中期，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提倡经学。清代中期理学的发展已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唯民间知识分子反对理学，统治者也开始意识到理学空疏误国之弊端，因而统治者对理学采取了明尊暗抑的策略，转而提倡经学，重视实学。康熙皇帝即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其云：“朕观古今文章风气，与时递迁。六经而外，秦汉最为古茂，唐宋诸大家已不可及。凡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朕每披览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正以探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也。”[2]他明确提出研习经史，“有裨实用”“为治道之助”，有益于维护封建统治，这是他释放出的崇尚经史之学的信号。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得一时名士50人，授翰林院官，入史馆纂修《明史》。又组织修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大型图书，这些举措对于巩固政权和缓解民族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清代中期重视实学的风气逐渐形成。

二是重视学校教育。兴学重教，培养人才，是文治的重要内容，康熙指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储养之源，由于学校。”[3]乾隆皇帝亦很重视学风、士风，强调说：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后文章；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为士者当思国家待士之重，务为端人正士，以树齐民之坊表。[4]随着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发展，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了教育对培养人才、端正学风和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因而开始解禁书院，并大力鼓励发展教育。雍正十一年（1733）正月，世宗上谕云：

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摒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豫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建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5]

雍正这道谕旨，明确了对书院的解禁。这是他在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全面体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讲学结社形成政治势力干涉朝政、朝臣党争的局面，故而严禁书院讲学。至清中期，社会趋于稳定繁荣，清朝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力亦增强，士子文人亦被纳入统治的轨道中，雍正所谓“欲徐徐有待”就是在等待这样的时机，而后他又规定了书院设立的地点、办学方针、性质以及目的，并强调了书院半官办的性质，同时指出，朝廷的大员、封建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要求整个权力机构都承担起监督士风、学风的职责。乾隆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振兴教育，尤其是乾隆年间扩大学额共20次，名额大约有三万名。[6]并且，乾隆时期大力扶持书院，各地书院得以蓬勃发展。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了乾隆时各地书院的情况：

是时京师金台，直隶莲池，江苏钟山、紫阳，浙江敷文，江西豫章，湖南岳麓、城南，湖北江汉，福建鳌峰，山东泺源，山西晋阳，河南大梁，陕西关中，甘肃兰山，广东端溪、粤秀，广西秀峰、宣成，四川锦江，云南五华，贵州贵山，奉天沈阳，各省书院以次设立，其余府、州、县或绅士出资，或地方官筹拨经费，置产置田之创立呈报者亦多。[7]

可见书院的建设已经覆盖全国各地，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学术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清史稿》云：“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寖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8]书院的蓬勃发展，使更多的士子进入政权掌控的范围之内，这使清代统治者消弭士气、耗蚀士能的文化策略进一步得以实施。

三是征集、整理文献典籍。“盛世修史”是倡导文治最有效、最直观的手段之一，历代莫不如此。乾嘉时期，社会繁荣稳定，帝王需要开展润色鸿业的文化工程。对文献典籍的整理、大型图书的修纂工作在康熙朝就已经展开，至乾隆朝则达到鼎盛。乾隆朝数十年间，官修各种书籍众多，其集大成者就是《四库全书》。这项工程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告竣。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颁布上谕，拉开了纂修《四库全书》的帷幕：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9]

乾隆的上谕明确告诉世人，即将开展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而内容则涵盖经史、九流百家以及诗文集等，可谓包罗万象。这项活动一直持续了数年，为《四库全书》的编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当然，《四库全书》的编修是在“寓禁于修”的原则下进行的，因此对于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图书修纂活动，应当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这一政策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尤其是四库馆中汇集了当时知识界的精英，被梁启超称作“汉学家的大本营”，直接为汉学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场所，使得考据学成为一时之显学。而《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寓禁于修”的指导思想下，许多被认为是有碍于清王朝统治的书籍被禁毁。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在长达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10]，其他未被禁毁但却被篡改的书籍不可计数，从某种程度上看，《四库全书》的修纂又是一场文化遗产的浩劫。因此，乾嘉时期的图书修纂是文化繁荣的表现，但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意图却是不能不注意的。

四是重视网罗人才，以为己所用。清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延揽人才，以稳固统治。为了不使之去而为患，统治者在清代中期，对科举取士的标准也做出了调整。康熙时，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博学鸿词科，一时名士多被征辟。雍正也萧规曹随，延续这一政策，十一年（1733）四月，他颁布圣谕云：

国家声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乐育群材，彬彬乎盛矣。惟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润色鸿业，膺著作之任，备顾问之选。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儒，召试授职。一时名儒硕彦，多与其选，得人号为极盛。迄今数十年，馆阁词林，储材虽广，而弘通博雅、淹贯古今者，未尝广为搜罗，以示鼓励。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材。况蒙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寿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泽，薄海从风。朕延揽维殷，辟门吁俊，端崇实学，谕旨屡颁。宜有品行端醇、文材优赡、枕经葄史、殚见洽闻，足称博学鸿词之选，所当特修旷典，嘉与旁求。除现任翰詹官员无庸再膺荐举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满汉三品以上，各举所知，汇送内阁。在外著督抚会同该学政，悉心体访，遴选考验，保题送部，转交内阁。务斯虚公详慎，搜拔真才。朕将临轩亲试，优加录用。广示兴贤之典，茂昭稽古之荣。应行事宜，著会议具奏。钦此。[11]

雍正此举，意在效仿其父，诏求博学之士，以显示自己倡导文治、提倡学术，优待知识分子。至乾隆时期，以“敷文奋武”自居的清高宗，再开博学鸿词科，以驱使士人为国家装点门面，但此时，取士标准已经转变。如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上谕云：

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枝叶也。翰林以文学侍从，近年来因朕每试诗赋，颇致力于文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华，究经术之阃奥者，不少概见。岂笃志正学者鲜欤？抑有其人而未之闻欤？夫穷经不如敦行，然知务本则于躬行为近。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研穷经术，敦朴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潜，学有本源，虽未可遽目为通儒，收明经致用之效，而视獭祭为工，翦彩为丽者，迥不侔矣。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牗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则老成敦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12]

在这道圣谕中，乾隆明确指出“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这时取士的原则已由“穷究性理”转变为兼重“经术”，这样，性理、经术兼重，更有利于文治局面的形成。

五是文字狱迭兴。清朝统治者因汉族知识分子“夷夏大防”的观念，而素有防范士人的传统。清代中期，政权稳固、社会繁荣使统治者能够腾出手来，加强对思想界的控制。有清一代，文字狱颇多，尤以乾隆年间最为集中。对于清代文字狱论者颇多，胡奇光《中国文祸史》说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13]。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清代文字狱的特征。由于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有着天然的、发自内心的离心力，所以清代统治者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的监控十分严苛，因此一旦发现有碍统治的思想，统治者必然会大兴狱案，杀鸡儆猴，甚至对精神病患者的疯言乱语也不放过，清代中期的文字狱呈现出频繁化、扩大化、溢滥化的特点。[14]频繁的文字狱给知识分子心理抹上了浓重的阴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心理的真实写照。在此环境下，士人的学术活动也受到了限制，谢国桢说：“在清雍正、乾隆以来，由于文字狱的兴起，钳制了人民的思想，再也不敢谈国家大事，写野史笔记的风气日渐消沉。”[15]史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学术风气的转变也受文字狱的影响，如乾嘉考据学的兴起，文字狱是其中一个因素，梁启超指出：“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16]

以上简要论述了乾嘉时期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观其大概，这一时期的文化在统治者的提倡下繁荣昌盛，士人们有了极大的空间游学、著书立说，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应当看到，统治者积极发展文化，其目的除了润色鸿业，为盛世装点门面外，更多的是钳制士人的思想，加强专制，消除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的敌对情绪，因此文化怀柔政策是与严酷和高压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