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爱玲小说研究的经典评价

张爱玲的阅读与研究热潮在中国内地曾经刮起过三次。第一次热潮是20世纪40年代，年轻的张爱玲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划过寂寞的沦陷区文坛，她惊涛骇浪的作品和她的豪门巨族身世，她的奇装异服穿着和她与胡兰成的婚恋，她的传奇和反传奇的叙述，她的苍凉和入木三分的笔锋，引起了上海文坛以及华语世界的轰动。50年代以后，随着张爱玲迁居美国，张爱玲在大陆的影响销声匿迹。第二次热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从美国传来的夏志清教授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夏志清的启发下，内地学者开始关注张爱玲。到90年代中期，随着张爱玲在异国公寓离世消息的传来，内地又一次掀起了张爱玲的阅读风潮，这一次热潮除了学者外，更多的是白领阶层的女子与大学生，很多大学生以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为风尚，形成了张爱玲研究的又一次关注，张爱玲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完美的艺术表达风格、日常生活经验式的细微体验以及对传统道德的消解，迎合了很多年轻人的口味。张爱玲在美国逝世，使“张爱玲热”达到了高潮。

张爱玲的作品内涵丰富，形式完美，蕴藏着丰富宝藏。但是对张爱玲地位的研究却一波三折，综观这三次有关张爱玲的研究热潮，其中有两个重要事件无疑使对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奠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夏志清的为海外读者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第一次写进了文学史，这不仅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张爱玲的兴趣和关注，也为后来引起内地学者对张爱玲的关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张爱玲收入了中国文学史，从而正式地确立了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一些评论者的评论无疑对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傅雷、胡兰成、夏志清、温儒敏、钱理群、陈子善等老一代评论家的评论无疑对张爱玲作品的推广和发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下面就几位主要评论家的评论概述如下：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是对张爱玲的卓越才华给予高度关注和评价的第一位。以翻译《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闻名的翻译家傅雷，深受中西文化的浸染，学养精深，美术造诣很高，精于西方文学，通晓很多语言。他撰写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对张爱玲进行了评价。同时以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连环套》为例，对张爱玲的艺术进行了评价和分析。他认为张爱玲的作品中西融合，通透如玉，新旧糅合，意境交错，收放自如，火候把握得好，是“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但是过分依赖技巧。傅雷还表扬了张爱玲艺术上的造诣和惊世骇俗的才华，“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不少笔墨的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还评价了张爱玲艺术上的卓越突破、日积月累的修炼和深厚的功底，“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悉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绝不能产生一件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张爱玲作品中的种种艺术手法，使作品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并且指出张爱玲在艺术上的独特表现主要为结构、节奏、色彩，认为这些特点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取得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傅雷特别评价了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烦琐的解剖，而是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傅雷对《金锁记》评价极高，认为该作品是文坛上最美的作品之一。“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范。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他还特别赞扬了电影等现代手法的使用，使张爱玲的作品具有了蒙太奇和罗曼蒂克的味道。“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12]

胡兰成的《论张爱玲》。胡兰成主要是从青春的张爱玲以及自己和张爱玲的亲身生活体验的角度进行评价：“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归依。”“她认真地工作，从不占人便宜，人也休想占她的，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用怎样的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胡兰成还用颜色和音乐做比喻的方式评价张爱玲的艺术特色和艺术追求，给予后代人对张爱玲的风格以无限的遐想。他还描述了张爱玲在音乐和绘画上，特别是颜色上独特的造诣。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评价最高，将张爱玲和鲁迅放在了一起，并且认为鲁迅并没有给黑暗的中国指出光明之路，而张爱玲却用她的委婉和亲切指出了一条安稳之路。“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今天在张爱玲的研究材料还不是十分完备的情况下，虽然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评价上带有个人的色彩太多，而且有的评论家认为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评价过高，但却不失为一份十分宝贵的资料。胡兰成认为张爱玲和鲁迅都看到了社会没落的一面，鲁迅是咆哮和呐喊，而张爱玲则是要求人们回到人间，回到安稳的生活中来，这种认识从今天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13]

李君维的《张爱玲的风气》。李君维对张爱玲作品中的生活气息进行了大量的赞赏，认为张爱玲温暖和滋润了很多人的心。“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散文，一如读王尔德的剧本小说，连带向往了她的风气。这个风气不是革命家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所造成的，因为它不是惊心动魄，轰轰烈烈地来的，叫人想也来不及想地随了潮流去呐喊。它的风暴是一股潜流，在你的生活里澌澌地流着，流着，流过了手心掌成了一酌温暖的泉水，而你手掌里一直感到它的濡湿。”同时对于张爱玲的独辟蹊径，书写人生欲望的写作途径也很是感慨。“我是个不懂文艺理论的人，可是我总感到新文艺作家像个老处男，太多洁癖了。有了这些洁癖，叫人处处受了拘束。于是再回头看张爱玲的东西，真感到诧异：‘这也可以写进小说里去吗？’张爱玲把那些新文艺作家因洁癖而避免的题材，她全取了过来。我们太胆怯了，我们要问：‘这可以写进正经文章里去吗？’可是我们忘记了问：‘这是不是现实的？’张爱玲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李君维在后期的采访中多次谈到，张爱玲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吴小如的《读张爱玲〈传奇〉》。评论了张爱玲的史学价值，认为自觉和不自觉地书写了沦陷区的历史，为上海和香港两地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以及个人体验与感受：“读张爱玲的《传奇》就中便有一个值得一说的人，一个女人，女作家，那就是张爱玲。她于香港失陷后逃到上海，便以写作名家。胜利前的沦陷区，有不少知道她的人。而且一谈起她，总是点头的多，摇头的少。今天，这名字已逐渐陌生起来。然而知道她的人，还是叹息的多，莫落的少。”[14]

柳雨生的《说张爱玲》。认为张爱玲急求盛名，出名要趁早，过早地埋没了她的才华。“然而，虚名，躁进，葬送了她的才华，浪费了她的心力！像一幅幻化在脑海里的冥想构图，一刹那便转尔而逝，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认为张爱玲没有气魄和骨力，也许为了骗稿费的缘故吧。[15]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眼光独特、睿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将张爱玲与世界很多著名的作家放在了一起，而且还将张爱玲放在文学史上一个很高的地位，“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蔓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她是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夏志清对《传奇》评价很高。夏志清还分析了张爱玲小说的独特性，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以及形成的原因。他准确把握了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张爱玲受弗洛伊德影响，又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受旧小说影响之最深处，中国现代文坛会永远铭记一个红极一时女子的名字——张爱玲。她以驾驭文字的酣畅，奇谲瑰丽的叙述，冷峻苍凉的风格，给现代文坛留下永久的辉煌。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沉溺于宏大叙事（民族国家、历史、革命）的主流作家不同，在政治话语当道，革命风潮席卷一切的潮流之下，张爱玲以她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游离在主流思潮之外，成为饮食男女俗世生活的抒写者和表现者。[16]

唐文标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和《张爱玲卷》。在出版业还不是很发达的年月，唐文标对张爱玲作品的收集和整理，起到拨开云雾的作用，使人们终于看到张爱玲的生命光华与沧桑，同时也为保存张爱玲作品的完整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文标为收集张爱玲的资料到了如醉如痴的状态，甚至他的去世也因为搬运张爱玲的材料而去世。唐文标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对于张爱玲的研究具有功不可没的作用。唐文标说张爱玲的作品反映了旧上海的面貌和她是旧上海的代表，“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17]

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这本书也是研究张爱玲的一部非常珍贵的书。身居美国的张爱玲过的是隐居的生活，人们渴望一睹张爱玲的风采，渴望能够获得与张爱玲有关的更多信息，但是真正能与张爱玲见面的人却很少。水晶是张爱玲在美国生活过程中少有的一位和张爱玲深入探讨其作品和创作风格的研究者之一，在本书中他记录了自己访问张爱玲的过程，对张爱玲的起居、写作和生活习惯等进行了描述，同张爱玲探讨了《第一炉香》的创作过程，张爱玲的创作态度、创作风格、创作经验、创作意境、西方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以及张爱玲对沈从文、鲁迅的评价等。这次深谈对于理解张爱玲的作品和艺术特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水晶认为《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刻画男性心理最成功的并且认为张爱玲的精神是西洋的，是现代的。[18]

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用“祖师奶奶”来评价张爱玲。王德威主要是从我国港澳台和内地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很多华语地区的作家入手，发现很多作家的作品中留有张爱玲的痕迹，张氏的风格、张氏的语气、张氏的语调、张氏的眼光无不影响着后代的华语作家，在后继张氏的作品中，不断地认识、挖掘和传承张爱玲的风采，虽然这些作家中有的膜拜张爱玲，有的避讳张爱玲，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会展现出张爱玲的影子，所以王德威尊称张爱玲为“祖师奶奶”。今天“师祖奶奶”已成为张爱玲对文学界的影响力的最好的评价。[19]

温儒敏在《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中对于张爱玲传奇产生的根本原因、张爱玲的主旨、意识和风格进行了评述。“张爱玲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异地位，不仅在于她与20世纪40年代前期上海沦陷区的环境相适应，没有也不愿利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热衷于表现自己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在表现当时上海市民生活和心理方面堪称独步，而且还在于她有着深厚的、融合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素修，和艺术地运用汉语语言的纯熟手法，完全摆脱了所谓‘新文艺腔’，很自然地继承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和现代的通俗小说的手法与韵味，将‘新、旧、雅、俗’融会贯通，创造出了新旧交织、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20]

李昂给张爱玲以很高的评价。“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认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她们渴望拥有自己的爱情、幸福和家庭，可是传统的观念和文化，使她们无法脱离女性的束缚，所以张爱玲描写了她们的痛苦和窘困，她们的挣扎和堕落，她们的出走和回归。张爱玲选择了与丁玲、冰心等女作家不同的写作套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非比寻常的洞察力，显露出不同寻常的文学表现力，体现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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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刘锋杰、潘莉：《张爱玲“非启蒙文学”的几点认识》，《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 ［美］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杨春：《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声音和叙事策略——基于〈霸王别姬〉的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5]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选自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6] 胡兰成：《论张爱玲》，选自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7] 吴福辉：《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8] 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9] 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10] 于青：《并非自觉的女性内审意识——论张爱玲等女作家群》，《安徽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1] 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12]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选自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3] 胡兰成：《论张爱玲》，选自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4] 吴小如：《读张爱玲〈传奇〉》，《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2期。

[15] 柳雨生：《说张爱玲》，选自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16]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编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7] 唐文标：《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版。

[18]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大地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9]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20]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