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综述与评价

（一）个体行为决策的外在和内在约束

1.外在约束

个体在行为决策时往往因受到一些约束条件的影响而导致投资不足，进而对其收入造成影响。发展经济学家尝试从个体行为决策的外在约束视角探讨个体行为决策并没有表现出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的原因。例如，个体投资来源受到限制而导致其投资不足（Kochar，1997），信用及保险市场不健全（Ahsan et al.，1982），权利贫困制约（即个体交换、生产权利及自身劳动力、继承或转让权利的丧失）（阿马蒂亚·森，2001），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个体经济行为间缺乏有效协调（Kremer，1993），制度或政府政策失灵衍生的官僚体制、腐败导致的投资机会限制（Bardhan，1997），营养不良导致成年人工作能力消减（Dasgupta & Ray，1986），贫困地区邻里间长期、反复的负面影响导致的集体行为意识负向激励（如轻视教育投资）（Sampson & Morenoff，2006），以及社会契约属性的亲属制度（kin system）对个体进入现代部门的不利影响和经济转型中亲属制度导致其成员掉入贫困陷阱（Hoff & Sen，2006）。个体通常需要大量观察成功的案例才做出决定，但较高回报率的投资决策极易受到信息、知识的制约而流产（Yamauchi，2007）。此外，外在约束既可能独立于市场机制而影响个体的理性决策，也可能伴随着市场失灵而抑制投资机会对个体的吸引力，如平等主义规范（Platteau，2000）、政府过多赋税和过度规制（Hausmann et al.，2008）均具有社会约束特征。在这种情境中，个体行为及努力的回报因为必须与社会其他个体或组织分享而受到抑制，即使决策所能获得的回报较高也会因面临与他人分享而影响其积极性，从而导致行为决策受到约束。

因此，从微观视角研究个体行为决策面临的外在约束及其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深化和丰富了对个体投资不足行为的理解。制约个体行为决策的外在约束因素众多，既涉及制度和政策，又涉及社会保障和社会规范，并深受个体所在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2.内在约束

卢梭（2015）认为，在人类所有知识中最有用却不为人类了解的就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行为经济学从影响个体决策的心理学机制探讨行为决策受约束的原因，发现个体决策中面临的内在约束是抑制其投资不足进而影响其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研究主题包括自我控制、身份认同、渠道因素、心理账户等方面。

在自我控制方面，Duflo等的研究值得关注。Duflo 等（2006）在肯尼亚贫困地区的随机田野实验中发现，贫困农户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几乎无储蓄习惯，因而他们即使储蓄很少的资金都存在困难。根据这种情境，Duflo等（2006）设计了一种收费的、远期交割的肥料购买凭证，结果很多贫困农户购买并使用该凭证，表明该实验可以有效矫正贫困农户的自我控制能力。Banerjee和Duflo（2007）进一步研究认为，贫困农户因缺乏自我控制能力，抵制不了即时消费的诱惑，导致很少储蓄、无法把资金用于生产资料投资上。

在身份认同对个体决策影响方面，Hoff等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Hoff和Pandey（2004）在印度北部的儿童身份认同实验中发现，即使在种姓信息和奖赏无关的场景中，种姓信息的公开也会对低等种姓儿童的表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影响具有持续性。可见，如果一种信念系统给特定的社会群体打上烙印，一旦信息公开，该信念系统将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针对美国高校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间的运动能力、智力测试的结果，也得到类似的结论（Stone et al.，1999）。Akerlof和Kranton（2000）对贫困人口的身份认同与经济结果关系的研究表明，类似的身份认同效应对贫困人口的经济行为、发展机会、福利变化具有关键影响。

在渠道因素对个体的储蓄决策影响方面，Bertrand等学者的研究具有创新性。Banerjee和Duflo（2007）对1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经济生活情况的研究显示，只有极少数贫困人口有储蓄账户。Ashraf 等（2006）在菲律宾的实验研究表明，贫困人口经济宽裕时难以抵挡即时消费的诱惑，但储蓄引导有助于抑制该诱惑，并改变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Bertrand 等（2004）针对贫困人口的不储蓄行为研究发现，渠道因素具有重要影响，即开放的渠道会引导贫困人口储蓄，而封闭的渠道则会阻碍贫困人口储蓄。如在美国，未开设银行账户的人几乎都是贫困人口，而未开设银行账户会给贫困人口的生活带来较高的经济成本，这是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现象。更重要的研究表明，仅仅为贫困人口提供有关开通银行账户的有益信息，难以产生明显的正向激励效果。相反，银行及其职员通过创新和整合可能的渠道因素，包括为贫困人口提供指向性的银行区位图、确定预约时间、指派银行代表等，有助于放大渠道效应，进而提高储蓄率。

在心理账户对个体投资决策影响方面，Mani 等（2013）发现，贫困人口由于必须管理零星的收入、烦琐的支出，并在两者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即使实际上没有做出经济决策，也可能分散其注意力，因而消耗大量的心理资源，导致分配于其他决策事宜的心理资源变少，即贫穷会降低贫困人口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此外，贫困人口通常在收获时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且贫困人口的认知能力与生产周期具有同步性。可见，贫困人口既要应对金钱的缺乏，又要应对心理资源的不足。Duflo 等（2011）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在收获时的投资决策比收获之后的投资决策具有更高的回报率，从而验证了心理账户对贫困人口投资决策的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内在约束对个体行为决策及其经济状况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渴望是影响个体行为决策内生动力的关键因素，个体的收入渴望对其经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收入渴望过低是导致个体投资不足的重要内在约束。

（二）收入渴望的影响因素

关于收入渴望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较少，已有文献多集中在心理学领域探讨职业渴望或教育渴望的影响因素。经济学领域有关收入渴望的文献主要关注个体的社会比较和渴望适应对其收入渴望的影响；心理学领域有关职业渴望或教育渴望的文献主要关注个体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对其职业渴望或教育渴望的影响。但无论是收入渴望，还是职业渴望或教育渴望，均是渴望的重要维度。研究职业渴望或教育渴望的影响因素对理解收入渴望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社会比较对个体收入渴望具有重要影响。Stutzer（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瑞士居民的收入渴望随着居民所在社区平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Knight和Gunatilaka（2010）针对在中国城市定居的农村移民与城市其他群体的收入渴望存在差异的情境，研究发现农村移民参照的收入群体随着居住区域的改变而转变，导致其收入渴望同其收入相比显得过高。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的参照群体的收入对其收入渴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Knight & Gunatilaka，2012b）。Janzen 等（2017）基于尼泊尔居民的研究发现，个体参照对象的收入较高对其收入渴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类似的研究如Haller（1968）、Appadurai（2004）、Stout 等（2011）、Beaman 等（2012）、Jensen（2012）等。这些研究结果均揭示社会比较对个体的渴望或收入渴望具有重要影响，人们在进行收入比较时，通常会把目光投向比自己处境更好的人，因而其收入渴望会高于当前已经达到的收入水平。

渴望适应对个体收入渴望具有重要影响。Stutzer（2004）认为渴望适应是影响个体收入渴望的关键因素，并采用瑞士居民的收入数据，证实了居民自身收入对其收入渴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Easterlin（2001）采用美国居民的收入数据研究发现，收入渴望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即收入渴望是自身收入水平的增函数，并且近似于按比例增长，作者认为渴望适应是人性中很自然的方面。Schwartz（2008）对渴望和渴望适应在解释Simon（1955）的“满意”（satisficing）和有限理性理论方面进行了综述，指出实现利润渴望和对这些渴望的适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astilla（2012）以墨西哥居民的收入数据为样本，研究证明个体收入渴望会随着其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并且对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来说，收入增加与收入渴望提高之间的关系具有“滚雪球效应”。Easterlin（2003）认为个体收入渴望对其自身收入的适应是立即的，而Clark（2009）认为穷人因为趋于保守，渴望适应并不会频繁发生。Easterlin（2005）、Knight和Gunatilaka（2010，2012a）等的研究结果均发现，个体的渴望或收入渴望会随着其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即个体的渴望适应对其渴望或收入渴望具有重要影响。

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对其渴望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以心理学家Bandura团队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Bandura（1993）认为，对于个体而言，若将能力视作与生俱来，则遇到困难时其自我效能感会下降，进而个体的渴望会降低；相反，若将能力视作后天习得，则遇到困难时其自我效能感会保持不变，即依然保持较高的渴望。Bandura（199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学生管理学习和掌握学术活动的自我效能感决定了其教育渴望，当先前的渴望实现后，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会为自己设定更高的渴望。Bussey和Bandura（1999）的综述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差异是导致男女职业渴望差异的重要因素。Bandura 等（2001）以儿童为研究对象，进一步证实了儿童自我效能感对其职业渴望的形塑作用。Shah和Higgins（2001）通过对哥伦比亚大学在校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行实验研究，发现有较高的、积极的核心自我评价的学生的渴望较高。类似的研究如Gomez（2014）同样发现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对其职业渴望具有重要影响。现阶段，关于个体自我效能感对其渴望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在经济学领域，Bernard 等（2012）以埃塞俄比亚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证实了具有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的收入渴望通常较低。

个体的控制点对其渴望具有重要影响。有关控制点与渴望之间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学领域，近年来在经济学领域逐渐涉及。如Burlin（1976）以纽约郊区学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学生的控制点倾向对其职业渴望具有显著影响；Flowers 等（2003）发现，具有内控倾向的非裔美国高中生比具有外控倾向的非裔美国高中生的职业渴望更高；Bar-Tal 等（1980）对犹太学生的研究得到类似的结论。在经济学领域，Kosec 等（2012）发现，当决策主体不为改善其当前的情况而积极投资时，他们表现出低渴望特征；低渴望发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是通常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体的行动不能产生相应的结果。Bernard 等（2012）认为低渴望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个体是外控者，而具有内控倾向的个体更有可能具有高渴望特征；进一步，Bernard 等（2014）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围绕渴望的实验研究发现，内控者具有较高的收入渴望，外控者则具有较低的收入渴望。

此外，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也会影响其收入渴望。如个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国籍、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及结构（Stutzer，2004）、家庭总资产规模（Bernard et al.，2014）；个体所在的外部环境同样影响其收入渴望，如社会流动性、信息流动性等（Ray，2006）。

（三）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

众多学者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主题包括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陈建东，2012），尤其是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本书重点关注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孙敬水，2013），本节从个人与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地域因素等方面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简要梳理。

已有研究发现，个人与家庭特征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个人与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家庭人口结构和家庭规模等。畅红琴（2009）研究发现，农村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收入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有扩大的趋势。男性户主的收入通常比女性户主低（李实等，2000），并且性别收入差距的程度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征，中部地区性别收入差距小于东部和西部地区（高亚，2015）。曲兆鹏和赵忠（2008）采用CHIP数据，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1988～2002年不断扩大的农村收入不平等只具有微弱的影响。刘华（2014）采用CHNS数据，研究发现家庭人口老龄化对1989～2011年的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贡献有所增加，人口老龄化效应呈现增强的趋势。Zhong（2011）采用CHNS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化对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997～2006年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人口结构的改变，而这一期间人口结构的改变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家庭劳动力占比的下降。樊丽明等（2010）使用宁夏西海固农户数据对贫困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家庭人口规模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但呈下降趋势。Benjamin和Brandt（1999）发现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会减少家庭内部成员间的转移支付，导致家庭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缓冲作用降低。

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通常指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与健康等因素的集合，并且不随劳动产品的转移而转移，尤其是以知识技能和文化水平所代表的教育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备受关注。Gustafsson和Li（2002）研究发现，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万广华等（2005）基于广东、湖北和云南三个省1995～2002年的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将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替代训练程度及经验）和家庭成员中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的测度变量，运用回归分解框架来研究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因素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总量的4%～5%，虽然这一比例较低，但作者们认为随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受教育水平对收入不平等减少的作用将增加。高梦滔和姚洋（2006）利用8个省份的1987～2002年的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用教育和在职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提高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主要原因。孙敬水和于思源（2014）使用户主受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测度变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大于物质资本和政治资本，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而程名望等（2015）使用涵盖31个省份的2003～2010年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用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具有专业技能劳动力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此外，健康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和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具有重要影响（程名望等，2014a，2016a）。可见，使用的数据类型、研究区域和人力资本变量测度方法等不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有所差异。

物质资本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是指用来生产其他产品并且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的生产资产形式。对农村居民而言，物质资本主要指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家庭生产性用地等，是农业的重要生产要素。高梦滔（2006）采用山西农村的微观调查数据，使用生产性固定资产作为物质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对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土地对于农户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并且对低收入组而言，物质资本投入的回报率更高。而邢鹂等（2008）使用贵州三个村庄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土地的拥有情况是造成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程名望等（2016b）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使用人均耕地面积、年末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和年末人均房屋、耐用品资产原值作为物质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入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中居第二位，其中生产性资本占比最高，耕地和非生产性资本占比最低，但随着时间推移，物质资本投入对不平等的影响有所下降。刘林等（2016）聚焦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采用新疆南疆三地州的2011～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物质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大，物质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低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主要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其带来的资源，这里主要指政治资本（如党员、干部等）和人际关系网络。Morduch和Sicular（2000）发现拥有党员和干部等身份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对收入进行分解，发现党员和干部等身份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为正。赵剑治和陆铭（2009）以亲友数量和人情支出比两个变量表示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会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为12.1%～13.4%，并且相比于其他地区，在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网络对于家庭收入回报的影响明显增强，社会网络的这种回报差异使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此外，社会网络给富人所带来的收益更多。周晔馨（2012）采用中国CHIPS 2002数据，使用家庭间的互惠、合作规范和家庭的社会网络来表征社会资本，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会拉大农户的收入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朱建军和常向阳（2010）采用2005年的CGSS数据分析村庄社会资本对村庄内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映社会资本的互助度变量能够显著缩小村庄内部收入差距，而信任度和公共事务参与度变量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谢家智和王文涛（2016）使用2010年的CGSS数据，研究发现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而脱域型社会资本（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对农户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更强，且会扩大农户的收入差距。

地域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地域因素一般指与一个地区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等。万广华等（2005）采用广东、湖北和云南三个省1995～2002年的农户调查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解框架研究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结果表明地理位置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进一步，万广华等（2008）使用1985～2002年的全国数据（不考虑香港、台湾和澳门），将总的收入不平等分解成地区间（东部、中部、西部）收入不平等与地区内收入不平等，结果表明地区间和地区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提高，尽管地理及相关因素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在下降，但直至2002年其影响仍为最大。以某一区域为样本的研究得到类似的结论，如李小建等（2008）利用河南11个村庄的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和唐定燕等（2011）基于云南红河州的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

除了上述影响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外，部分学者还从居民要素禀赋、外出务工收入、农产品出口、补贴政策、转移支付、非农产业发展、基层民主等因素探讨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成因。黄祖辉等（2005）研究发现，居民的要素禀赋差异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在村庄内部的高收入人群中企业家才能要素、资本要素的集中度较高，是导致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林毅夫等（1998）认为非农产业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导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且非农产业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更大。杨灿明和孙群力（2011）按收入来源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罗丹程等（2007）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会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赵亮（2010）研究发现，对农民种粮的直接补贴政策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并能降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解垩（2010）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和公共转移支付绝大部分流向了非贫困家庭，但两种转移支付在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收入中占比有较大不同，私人转移支付增加了收入不平等，而公共转移支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微弱。白雪梅和段志民（2013）采用反事实收入模拟方法，对比分析了高收入非农产业与低收入非农产业以及总体非农产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非农产业和高收入非农产业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而低收入非农产业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Shen和Yang（2008）分析了1986～2002年基层民主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基层选举能够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基层选举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投资得到增加，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四）收入渴望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

收入不平等对收入渴望的影响研究。Ray（2006）基于宏观视角，认为对于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而言，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会抑制低收入阶层的渴望，并提出渴望窗口（aspirations window）概念，渴望窗口是个体能够观察并感知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形成的集合。具体而言，在收入阶梯陡峭和收入两极分化的社会情境中，低收入阶层的渴望窗口里不包含高收入阶层，因为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高收入阶层已不具有可比性，此时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将抑制低收入阶层的渴望。而Stark（2006）认为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会提升个体对社会地位的渴望。Dalton 等（2016）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渴望和贫困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们做出以下假设。第一，对于所有的个体，无论是贫困的还是富裕的，均无法精准识别和把握其选择的努力程度将如何影响其渴望。对贫困人口而言，在精准识别和把握方面的行为偏差更为明显，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第二，初始财富状况与个体努力间的互补性会降低对努力的激励，因为贫困给贫困人口带来的额外的外在约束，会加剧其基于渴望的行为偏差的反作用。在以上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下，低渴望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收入渴望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当前，直接关注收入渴望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文献极少，但已有研究证实渴望会对个体行为及结果产生影响。Stout 等（2011）的实验表明，通过展示成功女性科学家的照片和录像，可以提高美国女性微积分学员的职业渴望，促使其在微积分学习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Beaman 等（2012）基于印度男性主权社会特征和贫困村庄治理情境，围绕女性角色榜样，在村委会随机为女性分配职位。结果显示，实验可有效缩小当地女孩与父亲间在职业渴望上的性别差异，而且能诱导女孩减少在日常家务方面花费的时间，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消失。Jensen（2012）的实验发现，印度贫困村庄的女性在参观电话呼叫中心后，其职业渴望得到提高，职业培训参与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显著增加，且延迟了女性的结婚年龄和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时间。Pasquier-Doumer和Risso Brandon（2015）针对秘鲁原住民与移民后裔间存在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即使面临相同的社会经济环境，较低的职业渴望使得社会经济地位本已处于劣势的原住民对教育投资过低，进一步扩大了原住民与移民后裔间的教育不平等。Wydick 等（2013）对一项涉及六国的国际儿童援助计划的效果评估发现，受到援助的儿童的教育渴望显著高于其他儿童，而且教育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受援者的受教育年限、不同学业阶段的学业完成率以及成年阶段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Besley（2017）基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标准方法，研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是如何被决定的，作者假定父母会刻意影响后代的渴望，进而影响到家庭的代际社会流动性。

Genicot和Ray（2017）从理论上探讨了渴望和不平等的联合演化。作者们构造了一个可分的效用函数，其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父母自身的消费带来的效用，第二部分为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导致子女财富增加给父母带来的效用，第三部分为子女的财富超过父母的渴望（取值大于等于0）带来的效用。作者们将渴望定义为由社会决定的，即社会整体的收入分布决定个体的渴望。而渴望决定了个体的投资激励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收入分布，因此渴望与不平等之间会出现联合演化特征，在简单增长模型的不同设定形式下，不同的初始收入不平等状态在渴望的作用下最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或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或出现完全平等。

（五）文献评价

个体在行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众多，既受到个体的外在约束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内在约束的影响。内在约束的证据表明，在突破制约个体行为决策的外在约束时，更应该注重个体行为决策所面临的内在约束。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外因通过内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其财富占有的稀缺性，导致很小的心理偏差会诱发严重的经济后果。个体的收入渴望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内在因素，收入渴望过低是导致个体投资不足的重要内在约束。与自我控制、身份认同、渠道因素和心理账户等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内在因素相比，收入渴望测度的可操作性更强，其理论的解释力并不局限于自我控制、身份认同等内在因素所关注的特定领域，应用前景更为广阔。

当前经济学界对收入渴望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并不丰富，心理学领域对渴望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则相对丰富，集中在个体的职业渴望和教育渴望方面。不同学科之间对渴望影响因素的认识缺乏互动性，经济学领域侧重于个体的社会比较和渴望适应对收入渴望的影响，且收入渴望的测度方法多使用替代变量，而心理学领域则侧重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等心理因素对职业渴望或教育渴望的影响。事实上，个体的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均会影响个体的渴望或收入渴望，并且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而已有研究中往往只关注这四个影响因素中的一个或两个。因此，有必要从跨学科整合视角对收入渴望的形成机制进行系统探讨，探究收入渴望何以产生。

收入不平等既包括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也包括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本书从个人与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地域因素等方面对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对村庄内部和村庄间的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关注力度还有待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居民的内在心理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缺乏关注，而收入渴望作为影响个体行为决策内生动力的关键因素对其收入增加及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

在收入渴望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实证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可用的研究数据缺乏。在收入不平等对收入渴望的影响方面，Ray（2006）从理论视角探讨收入不平等对收入渴望的影响，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收入渴望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抑制低收入个体的收入渴望。此外，提高财富不平等程度会提升个体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贫困是导致个体渴望较低的原因等研究结论均间接揭示了收入不平等对收入渴望具有重要影响。在收入渴望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面，已有研究采用实验方法和实证方法证实了个体渴望对其行为及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即职业渴望或教育渴望较高会改变个体行为并带来积极的结果；已有研究采用理论模型验证了受父母引导的子女的渴望会影响家庭的代际社会流动性、由社会决定的渴望与不平等之间会出现联合演化，但关于收入渴望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缺乏。更为重要的是，在（收入）渴望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中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探讨，即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个体的收入渴望，个体的收入渴望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