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沙坪、湖畔小屋——颠沛流离的岁月

星汉楼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日军于8月13日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到处狂轰滥炸。爸爸下了决心：宁为流浪者，不当亡国奴！爸爸懂日文，如留下来，不堪设想。他决计带全家逃亡。

逃难至今，每个地方都住得不长久，住得最久的桂林两江，也不满一年。1939年12月1日全家相会于都匀住了约一个月，于1940年初到达遵义后，一直住到1942年11月离开遵义赴重庆。在遵义住了近三年，所以印象较深。

刚到遵义时，我们住在“丁字口”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据说后来到那附近的浙大宿舍住过，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迁居丁字口东北郊的罗庄。丁字口是遵义这座城市的中心，后来那里曾挂过一幅抗战宣传画，内容是画敌人残杀我国同胞的惨状。看了使人触目惊心、怒发冲冠。据先姐回忆，这幅画是一位姓颜的青年画家和一个八龄小画家合作画成的。他们曾来请爸爸指导。为此，爸爸颇费了一番功夫，花了不少心血。但他不要署名。画上只署着两位大小画家的名字。

罗庄离浙大所在的市中心大约有两公里多，在罗庄住了约一年，爸爸嫌每天走来走去太浪费时间，便在丁字口西南边狮子桥附近的南潭巷租了熊家两间房。迁居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早春。这里是两层三开间的新楼，但楼下厅屋很高，上方没房间。只有东西两间的楼上才有房间。楼下西房不记得是作何用；楼下东房后来租给蚕桑研究所所长的弟弟蔡复绥夫妇和一女一子四口之家居住。我家则租了楼上东西两间。这两间北边由一条高空走廊互通来往。这走廊下方，也就是楼梯的北边，就是我家的厨房。楼下的蔡家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

楼上的东西两房各隔为前后两间。爸爸住东房前间，子女住后间。满娘软姐住西房前间，外婆妈妈带着恩狗住后间。不过后来我们又在隔一段路的东边租下了“赵老”家的一间平房，满娘软姐搬过去住过。

那时候，爸爸本拟让我的姐姐哥哥们以“同等学力”考浙大，但按规定必须有高三文凭。当时爸爸的老友刘薰宇先生正在遵义以南的修文当贵阳中学校长，便通融让他们插入高三下学期，读半年后取得文凭。又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浙江大学，到遵义以东的永兴去读浙大一年级上学期。所以家中少了好几个人。

在熊家新屋，向南开窗可望见湘江，风景很好。有一天晚上，爸爸照例临窗独酌，但见月明星稀，与楼前流水相映成趣。他忽然吟唱起苏东坡补写的《洞仙歌》来。这首诗爸爸教过我，所以他一吟我就懂得。当他吟到“时见疏星渡河汉”时，反复吟诵此句。就给熊家新屋冠上了“星汉楼”的楼名。酒后，爸爸欣然执笔，写下了这三个字，托人去装裱成横批，悬挂在前房内。

我在豫章中学还没念完初一就患了副伤寒休学在家。那时我家已迁至这星汉楼。病愈后就靠请家教补习。后来到了重庆，靠爸爸的关系，我以“同等学力”混进了大专。这是后话。

在星汉楼，有一次我穿着“童子军”衣服（当时全国性的校服）在纸上涂鸦，被爸爸速写下来，后来又画成彩色画，题上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一首的末尾四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旁边题“一吟十二岁画像”，下边是“卅年七月于遵义”及图章。

星汉楼邻居蔡家夫妇的孩子，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长女佩贞那时足龄四岁，长恩狗一岁，成了恩狗的“青梅竹马”。佩贞的弟弟桂侯才两岁。我那时12岁，成了他们的“头儿”。由于我热衷于看《水浒》，宅东有一土堆，就成了我们的“梁山”。我竖起一面小红旗，占山为王。附近有一个叫陆的康的小友，还有房东熊筑林的两个被我们称为“房东囡囡”的儿子，以及有时也来参与玩耍的巷内两个男孩，一个被我们称为“鼻涕囡囡”；另一个品质较差，就被我们冠以“不好囡囡”的名称。我们一起玩耍，没想到爸爸在楼上看。他记下有趣的镜头，绘成一幅幅小画。也给蔡家赠送过一套。蔡家把其中几幅贴在墙上，被一位送信的邮递员叫王树本的看见了，很喜欢。他也通过蔡家向爸爸要了四幅这种小画。

星汉楼对面青山绿水，风景很美。不过常有人抬棺材经过。我们这边望得清清楚楚。小孩看见新奇的事物就要学。恩狗和佩贞竟把小凳翻一个身，插进两根竹竿，也学起抬棺材来。而爸爸竟也画了他们抬棺材的样子。这样的即景画，爸爸一共画了47幅，也包括别处的。例如画恩狗因从小吃甜的炼乳而蛀坏了牙，拔牙齿拔怕了，以后带他去哪儿都要逃。又有一幅画恩狗不肯随父母去徐子文站长家做客，我陪着他躲在警察亭后面。谁料65年后我竟在天山茶城三楼我和两个外甥开办的“丰子恺艺林”里见到了徐站长的女儿。真是奇缘！

其他种种好玩的事，无不进入爸爸的画中。

六十多年后，我们居然会与佩贞重逢，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佩贞买到了我和宝姐编的《爸爸的画》，通过出版社打听到了我家电话。我们激动地追溯往事。我告诉她，恩哥在香港工作，她说她也住在香港。啊，那么巧！于是，佩贞和她丈夫等人和恩哥在香港重逢了！佩贞夫妇还来上海看我。谁又料到，认识还不到两三年，恩哥就猝死了。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啊！

在去老城还没过江的地方，有一家好像叫泰来的馄饨店，我常去吃。还有一家大众服务社，三个姐姐做了一些布娃娃，请满娘画了脸，送去请他们代卖，居然也卖掉了几个。

星汉楼时期，我开始服侍爸爸写字画画。所谓服侍，其实只是磨磨墨，拿拿纸而已。有一次爸爸要写对联，叫我在他对面按着对联的头。由于桌面小，爸爸才写了三四个字就叫我“抬头”。我连忙把自己的头抬起来。

“啊呀，抬头呀！”

我便把头抬得更高。爸爸笑起来：

“我叫你把对联纸的头抬起来，抬得和桌面一样平，不要让它垂下去。这样我看着上面几个字才能写下面的字。你怎么把自己的头抬起来了？！”

爸爸笑得几乎写不下去了。

在星汉楼上，爸爸饮酒后常常拉着调子吟诵诗词。我听多了就能背。可惜没头没尾的，既不知作者，更不知题目，但得益不少。爸爸还常给我讲这讲那，讲的都是些好玩的事。例如，他说某一地方的酒店，几乎家家都在酒里掺水。有一顾客进门听见掌柜在问伙计：

“君子之交淡如何？”

“北方壬癸已调和。”伙计回答。

岂知那顾客懂得他们的暗语，便说：

“有钱不买金生丽。”说完就回头要去对面。老板说：

“对面青山绿更多！”

我听得莫名其妙。爸爸给我解释：

“《论语》里有‘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老板的意思是问伙计你掺好了水没有。北方和壬癸都是代表水，意思就是水已调和好。‘金生丽水’隐去一个水字，就是说我有钱不买你掺水的酒——”

“哈哈，我懂了！老板是说对面那家酒店掺的水更多。”

爸爸还讲济公的事。他说有一家人家办婚事，请济公去喝彩。济公便在婚礼上大声说：“老的死起死到小！老的死起死到小！”那人家气死了，用棍棒打济公。济公便说：

“那就乱死乱死！”

爸爸解释说：“本来济公是好意，让人按年龄老少次序死。被他们一打，他就说了乱死，从此人就不按年龄老少次序死了。”

爸爸说后若有所思。是的，他的两个弟弟都夭折。我的姐姐三宝、哥哥奇伟和小产的阿难都是夭折的。天道真不公平！

我还记得，每当天凉快了，爸爸看一看寒暑表，就穿上夹袄。（那时没毛衣，有了毛衣后爸爸也不喜欢穿，说是捆绑在身上不舒服。）一边穿，一边总是反复地说：

“73度着夹袄。73度着夹袄。”那时用的是华氏。73度相当于24摄氏度。

住在星汉楼近两年，是爸爸作品多产的时期。他还完成了一个大愿，编绘了一部《子恺漫画全集》，交上海开明书店于1945年12月出版。这套全集中有旧作，也有新作。

在遵义，爸爸交友甚广。记得他常与王星贤、黄羽翼、田德望、蹇先艾、李子瑾、王光衡等人来往。王光衡后来由爸爸改名为王质平。

沙坪小屋

我家去重庆是分两批走的，因为听说重庆房荒严重，虽然家里已只剩四人，还是不敢同行。爸爸和我带着行李先行。妈妈带着恩狗等爸爸租定房子后才来。本来说好邻居蔡绥远先生也和妈妈一起来的。但他终未成行，我们就此分别了，在蔡先生去世以前再也没见到他。

刚到重庆时，我和爸爸就住在沙坪坝正街陈之佛先生家。陈先生来重庆早，住的房子较宽。有一间通向晒台的空房可供我们住。晒衣人要穿过此房。这已是很好的条件了。厨房兼饭厅在下面。从前面的马路看来那是地下室，但那房间后面却是平地。这是重庆山城的特点。

沙坪坝离重庆一两小时公共汽车路程。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所以周末宝姐和华瞻哥也来陈家。我家那么多人在陈家住宿吃饭，陈师母热诚对待，毫无怨言。我们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陈家有二子二女。幼子家玄、幼女修范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现在还有往来。

11月一到重庆，爸爸马上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是爸爸第一次举办亲自到场的画展（由别人代展不算在内）。地点是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池。展出的画，都是逃难中新作的山水人物彩色画，幅面约23厘米宽，30厘米高。爸爸说过他的画宜小不宜大。这尺寸已经比以前似信笺大的黑白漫画大多了。关于这次画展，爸爸有《画展自序》一文（1942年11月）专记其事。

其后《文学周报》上便开始发表爸爸的简笔画，并冠之以“漫画”二字。后来，常有人称爸爸为“漫画的鼻祖”，爸爸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只是“暗中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至于“漫画”，事实上在中国早已有了，只是郑振铎先生第一次把这个名称冠到爸爸的画上。1925年12月，《文学周报》社出版了爸爸第一本画集，就名为《子恺漫画》。

从黑白的人物漫画到彩色的山水人物画，确实是抗战以后爸爸画风的一大转变。宝姐说，她更喜欢爸爸的简笔人物画。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真迹，几乎只有彩色的山水人物画。那是因为黑白简笔画都已交出版社付印，书出版后原作是不归还作者的。加之那大多是早期作品，经过抗战，早已毁于战火。而那套彩色的山水人物画则是专供展览的。

话扯回来。这次画展所得五万多元法币，1943年入夏前用来建造了一所极简陋的自家的住房“沙坪小屋”。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房子和如今的房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一个庭院：用竹篱围起来，约二十方丈土地。房屋占其中的六方丈，坐落在西北角。房间的安排没说的，很实用，因为那又是爸爸亲自设计的。两开间，正屋隔成田字形，只是西北那间扁一点。朝向当然是南。进门就是客厅兼食堂，约一方丈半弱。后面的北房只有半方丈多一点，是家人卧室。东边前后间平分，前房是爸爸的书房兼卧室，后间也是家人的卧室。西边的披屋后间是厨房，前间也是卧室，不是后来加造的。

布置合理，但结构就很差了：用竹片做成紧密的篱笆式的墙，涂上泥，刷上一层石灰，就算是墙了。爸爸称这为“抗（战）建（国）式”的房子。外墙的石灰必须是灰色的，那是防空的要求。里边才是白的。由于墙壁太薄，夏天早上东边的太阳晒上来，东墙几乎可以烤烧饼。室内是泥地。有时可以看见老鼠钻来钻去。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厨房外西北角还造了一个很小的厕所。

周老板为了祝贺我们搬家，特地扛了一株五六米高的芭蕉送来，替我们种在花园的东北角里。他听见爸爸常念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知道爸爸喜欢芭蕉。

由于重庆多山地，院子里的泥层很薄，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之类。芭蕉倒能成长。

我们颠沛流离了近六年，如今居然有了安身之地。尽管房子简陋，却毕竟是自家的。爸爸把这房子命名为“沙坪小屋”。沙坪小屋不仅内部简陋，地点也较荒凉。四周没有邻居，只有坡岩起伏。远远望来，沙坪小屋犹如一座亭子。所以爸爸自称“亭长”。

南边望得见一排叫作“合作新村”的房子，有几个熟人住着。从沙坪小屋去正街，要走里把路。半途中是吴朗西先生家租住的砖瓦房，门口刻着“皋庐”二字。但是过了皋庐再往前走，却必须经过一排坟墓。我总是屏住气加速步伐。

穿过正街，是往中央大学的路。半路上有一家私人医生的诊所，医生姓彭。有几天，他家门口竟停着一具尸体。据说是医疗事故致死（不知是否真实），家属故意在他门口停尸。我经过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惊吓。

总之，我觉得以前外面到处都是坟呀尸体呀，家里都是蜈蚣呀老鼠呀，床上有臭虫呀跳蚤呀，身上有白虱，头上有头虱……有那么多动物威胁着我们，至于苍蝇、蟑螂、米虫、飞蛾等，已不在话下了。自从回江南住进上海的“洋房”后，我摆脱了这一切恐惧，现在见了一只蟑螂也要大惊小怪了。

我怕蜈蚣蟑螂之类的虫豸，却喜欢猫呀鸟呀之类的小动物。

爸爸在重庆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蔡绍怀，号介如。蔡介如先生是遵义罗庄时替爸爸灌肠的汪小玲之夫汪殿华的亲戚。蔡先生除了画画以外，喜欢养鸽子。为了有别于另外姓蔡的人，我们一直称他为“鸽子蔡先生”。他送给爸爸一对鸽子。后来这对鸽子生下小鸽，渐渐繁殖起来。

我读书的艺专在盘溪黑院墙。路很远，要经过中央大学，到中渡口摆渡到对岸，再走五华里路。所以我也是住校的。有一次我把一只鸽子带到学校，在它腿上系一信，放了它。它居然飞回沙坪小屋。

很感谢鸽子蔡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份欢乐。到1995年我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时，蔡先生已经是馆员了。我经常去看望他，直到他逝世。这是后话。

在沙坪小屋时，我们还养过白鹅。那是爸爸的年轻朋友夏宗禹送的。夏先生要离开了，舍不得家养的白鹅，便从北碚把它带到重庆。爸爸亲自抱了这白鹅从重庆搭车回家，把白鹅养在院子里，一直养到抗战胜利我们要卖掉沙坪小屋时才转送给别人。

爸爸是喜欢自由的人。他在艺专当教务主任并教艺术概论，虽然难得去学校，去时总得与人周旋。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不久他就辞去了月薪118元法币的职务。辞职后，他高兴地说：“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于是他就经常观察这白鹅的一举一动。

鹅的样子很高傲，像狗一样会看门，但对主人并不像狗那样亲昵。爸爸说它对任何人都“厉声呵斥”。在这旷野荒郊，这鹅给爸爸带来很大的乐趣。鹅被送走后，爸爸很怀念它，专门写了《沙坪小屋的鹅》一文。爸爸在文末说：

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

我家经常有几只野狗来，常抢鹅的饭吃。饭被狗吃完后，鹅老爷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主人供应不周。鹅生了不少蛋，家里的人皆大欢喜。寂寥的沙坪小屋中有这样一只高傲的白鹅，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

湖畔小屋

1946年7月上旬，在胜利后将近一年时，我们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托庇近四年的山城。逃出来是十个人，走陇海路回去的是八个人：爸妈、我和元草哥、恩狗，以及先姐慕法哥带着他们的长子宋菲君。菲君那时才四岁，吃饭时，爸爸用一部两本头的《辞海》垫在凳子上，让他坐高些。这部《辞海》本来是给恩狗垫着坐的，恩狗已八岁，可以让给他外甥用了。

1946年9月25日，我们在南京上岸换火车到达了上海。不久，我们就回故乡石门镇去凭吊缘缘堂。缘缘堂只剩了一排墙脚石。

在相当于爸爸书房的地方长了一棵两人多高的野生树木。我们在桂林时收到姑婆来信说缘缘堂的烟囱还在，象征“烟火不断”，可如今烟囱也已不知去向。华瞻哥即将去北京就职，他要带一点缘缘堂的纪念品去，便到处找，后来用利器在草地里挖了尺把深，才挖到一块焦木头，依地点推测，大概是客厅门槛或堂窗的遗骸。他把这块焦木头藏在火柴盒里了。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丰嘉麟大伯的第三个儿子坤益哥家，爸爸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我们到杭州去了。爸爸决定在杭州定居。此行就是为了“另觅新巢”。

杭州本来就是爸爸的第二故乡。我们先到素食处功德林的旅馆部下榻。后来搬到招贤寺住了一段时期。

招贤寺位于里西湖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路）上。那里的路面打了一个小弯。拐弯处有一片废墟，围着一圈墙。人们都称这地方叫“大礼堂”。招贤寺就在大礼堂的东隔壁。

爸爸买了一架“蔡司”牌相机给我，这牌子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我后来就用这相机替爸爸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照技术差，不过总算给爸爸留下了一些纪念。第一卷内拍的就是招贤寺内的人像。有一天我和爸爸都在走廊内。

“爸爸，你别动，我给你拍一张照！”

爸爸一听说要拍照，不知为什么马上举起双手，做了一个“仰天长啸”的姿势。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这张照表示他正在为什么高兴的事而狂欢呢。

我读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那时也已从重庆迁到杭州。地点在风景优美的白堤上，孤山的脚下。我上学只要先往西步行，走过西泠桥，再往东走就到了。

这年秋天，我陪爸爸到上海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举办了一次画展，卖得约五百万法币，以供在杭州租屋用。

11月上旬，我们受“练市姆爸”之子周志亮（我叫他中明哥哥）的邀请，去参加他的婚礼。爸爸当他的证婚人。这一顿喜酒，我着实地饿了肚子，因为在四川吃惯了素菜和瘦猪肉，海鲜一概不吃，而席上偏偏大鱼大肉，我只得偷偷地逃出去到摊头上买油沸豆腐干吃。

次年（1947）3月，爸爸在招贤寺拐弯处，过了“大礼堂”的那地方，即静江路85号，租到了一所平房。虽然房间里是泥地，但这房子地势高，从马路要走上五六步石级才进门，所以并不潮湿。一共有五间房：三间正屋，天井左右各有一间厢房。东侧还有厨房等附属建筑。爸妈各占东西正屋，西厢房是满娘和软姐住，东厢房则是客房。搬家那天，石门东浜头南圣浜雪恩娘（即雪姑母）的儿子蒋镇东和乡亲阿六来帮忙。岳英哥一家也已迁回江南，前来助兴。

画展所得约五百万法币，尽数用在这屋子的租赁费、简单装修和购买简朴家具上，竟还不够。

这租屋位于风景地区，开门就见到对岸孤山和山下的放鹤亭。爸爸脱口而出：

“门对孤山放鹤亭！”

咦！这可以成为一副对联的下联呀！那么上联呢？爸爸想了几句，都不满意，后来靠好友章雪村先生帮忙想出了上联“居临葛岭招贤寺”，太好了！

这风景优美的住屋，后来又加了附属建筑。因为家里来住的子女多了，爸爸经济也略有宽裕，便在正屋的后面自己添造了三间扁扁的小屋。房间虽小，却有室名。西边爸爸住的房间后面那个小间，爸爸取名为“宜椿室”，我就住在这里；东边妈妈带恩狗住的房间后面那小间，取名为“宜萱室”，元草哥从北京铁道学院回来时住。中央一小间没室名，华瞻哥从北京回来时住过。

爸爸在上海时，其实曾答应到杭州后再去浙大任教。可是到杭州后“临阵脱逃”，又过起悠闲的赋闲生活来了。

这屋子，爸爸称它为“湖畔小屋”。但没有为它写屋名。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住到1948年夏天，就去台湾了。我们在这湖畔小屋里只住了一年半。

我们在杭州安家后，故乡的雪恩娘和乡亲们来看我们就很方便了。尤其是烧香时期，我家好比开了饭店旅馆，接待故乡的烧香客。有的并不认识，反正都跟镇东一样叫我爸妈一声娘舅舅妈，就来吃住了。妈妈忙得不亦乐乎。幸有一个叫章鸿的，妻子名秀英，夫妇俩给我家帮忙。他们所生女儿叫三芳，一家三口都住在我们这里，章鸿夫妇帮我们料理家务，三芳尚未入学，就在我们家和恩狗一起玩。

爸爸是喜欢热闹的。他用苏东坡的句子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家里：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都被云妨。”

那一阵子客人可真多啊！

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那时就在静江路上我家与西泠桥之间的西湖边“葛阴山庄”内。就像逃难到桐庐乡下时那样，又成了我们家的近邻。爸爸能随时前往，聆听教诲，其乐融融。

通过许钦文先生的介绍，爸爸找年轻的易昭雪医生装了一口“义齿”。说起装全口假牙，我记得妈妈是在重庆沙坪坝的沙磁医院装的。那医院在大众剧场（就是我演过《投军别窑》的剧场）对面，每次都由我陪去。我算了一下，妈妈那时实足年龄还只有48岁吧。爸爸如今装全口假牙，实足年龄也才49岁。我到80岁的现在，还只是上下补装，并未装全口。可见爸妈那时生活实在太苦，营养太差，以致早衰。

爸爸非常感谢易昭雪医生的高超技术，写了两篇装牙的文章称颂他。2007年10月，女儿陪我到杭州去开会，我们抽空访问了易先生，他身体健朗，剥一个柚子给我们吃。我在家吃柚子是靠年轻人剥的，我才剥不动呢。我打算制止他别剥，我想，他已85岁高龄，他还没剥好，我们要赶着去开会了吧。哪里知道他很快就搞定。我惊叹易先生手劲真大，女儿说：

“你别忘了易先生是替外公拔牙的，手劲当然大！”

噢！我恍然大悟。

在湖畔小屋时期，1948年，爸爸的老友郑振铎先生来访，爸爸有《湖畔夜饮》一文专记其事。郑先生就是最初选用爸爸的漫画登上他主编的《文学周报》的“伯乐”。两人十年阔别，畅饮叙旧，用贴在墙上的苏步青先生送给爸爸的诗作为佐酒的菜：

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

没想到这次会面后十年，郑振铎先生在飞往阿富汗和阿拉伯做友好访问的途中，在苏联上空遇难，从此永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