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缘缘堂——人生最忆是童年

“正直”的房屋

1932年末缘缘堂开始施工时，爸爸虚龄35岁。爸爸出生于1898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公历11月9日。在造缘缘堂以前，爸爸带着一大家子东迁西搬，用开明书店送的一支红色派克钢笔，写出了二十多本书。1932年，他总算在养家糊口之余，攒够了为自家筑一个安乐窝的钱。1933年春，缘缘堂落成。

爸爸的老师和皈依师——李叔同弘一大师，在1926年时就为爸爸的住处取好了“缘缘堂”的名称，是弘一大师在上海立达学园永义里丰家宿舍里释迦牟尼像前叫爸爸抓了两次阄所得的结果。可那个“缘缘堂”指的是永义里的宿舍。后来“缘缘堂”这名称一直随着爸爸的搬迁而转移。直到六年后，爸爸方始在自己的故乡浙江省石门镇有了自建的这个缘缘堂。（石门镇当时属于崇德县，现在属于桐乡市。）

关于缘缘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1938年作）中说“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为天津锺怀柔先生写的自传中，却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岁，即一九三二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乡，居之至今。

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记载的缘缘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我觉得爸爸写文犹如作漫画（而不是作工笔画），有时只记一个大概。这种情况我发现过不少。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为1932年秋开始建堂，1933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缘缘堂期间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这才有李家大妈叫我到新屋去拾发火柴的情节。

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据说是用原来的平屋拆下来的材料建成的。平屋虽已被拆，也得交代一下情况。

爸爸对孩子有特殊的感情，修缮平屋时处处为孩子着想。据说平屋边的空地上有滑梯，有跷跷板，有沙坑，有跳高用的架子，可升降的。平屋的院内有竹子，有大树。那时在没有绿地的小镇上，私人住宅里置备这些设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亲友们的孩子都来玩，把它当作公园。

平屋的格式，有点像后来新建的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我二哥丰元草是1927年平屋时期出生的。

爸爸造缘缘堂的动机，还是在我祖母锺云芳（1864—1930）去世以前。爸爸虽有过两个弟弟，却相继夭折（我们都没见过）。解决住房的责任自然落到独子身上。何况爸爸那嫁在县城崇德（今崇福）的姑母丰黹红和嫁在湖州练市的二姐丰幼，常回家省亲，窄小的老屋如何容得下？那时爸爸开始有点积蓄了，便答应祖母造新房子。爸爸在《辞缘缘堂》一文（1939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三十岁上送妻子回家奉母。老屋哺育了我们三代，伴了我的母亲数十年，这时候衰颓得很，门坍壁裂，渐渐表示无力再荫庇我们这许多人了。幸而我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每年多少有几叠钞票交送母亲。造屋这念头，有一天偷偷地从母亲心底里浮起来。邻家正在请木匠修窗，母亲借了他的六尺杆，同我两人到后面的空地里去测量一会，计议一会。回来的时候低声关照我：“切勿对别人讲！”那时我血气方刚，率然地对母亲说：“我们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就把收入的预算历历数给她听。这是年轻人的作风，事业的失败往往由此；事业的速成也往往由此。然而老年人脚踏实地，如何肯冒险呢？六尺杆还了木匠，造屋的念头依旧沉淀在母亲的心底里。它不再浮起来。直到两年之后，母亲把这念头交付了我们而长逝。又三年之后，它方才成形具体，而实现在地上，这便是缘缘堂。

新屋造好后，其实爸爸自己住在这屋内的日子并不多，他总是忙忙碌碌地奔走于沪杭和石门之间。不过他把缘缘堂作为永久居住的一个巢。从沪杭回来，可以尝到“童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情趣。所以他对缘缘堂要求很高，亲自设计，力求既美观又实用。他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

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为了这点，工事中我曾费数百元拆造过，全镇传为奇谈）、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

所谓拆造，是这么一回事：那块地基是不规则形，南边比北边宽，建筑工人为了占尽地皮，把房子造成和地基一样，致使东面多了一块三角地。估计爸爸当时离开了石门几天，回来发现这一情况，哪里容得！东边的房间北窄南宽，如何摆放家具！这是艺术家绝对不能容许的。他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于是爸爸下命令：

“拆！拆了重造！”

据说工人们和看热闹的乡里们都惊呆了。砖墙都已砌好，甚至白粉也覆盖好了。窗框也已做上去，只是还没漆，还没配玻璃。

大家都劝爸爸：“算了！斜一点有什么关系？多占一点地皮还不好吗！”

可是爸爸很坚决。他说：

“不行！我不能传一幢歪房子给子孙！”

于是众人商量如何纠正。终于决定雇人来把框架抬一抬正，斜的砖墙则推倒重来。去茶馆店一号召，马上来了很多人。举人老爷的儿子艺术家丰子恺家造房子，本来就是一件轰动全镇的大事，谁都愿意帮忙，更何况每人可以得到两毛钱！

柱上捆了毛竹，众人肩上扛着毛竹，齐喊“一！二！三！”终于纠正过来了。一共浪费了数百元，却换来了正直的缘缘堂。据说爸爸还特地叫上学的儿女们早点从学校赶回来参观这一“壮举”。那是为了让他们受教育吧。

主宅所占的地成了一个标准的长方形，东边多余的三角地也并没有放弃。缘缘堂的大门是向东开的。在三角地较宽的南端，设对外的大门和通院子的二门，大门二门之间铺一条通道，两旁各种一棵重瓣桃。在1985年重建缘缘堂时，这里被误种了两株广玉兰，将错就错到如今，广玉兰长得很茂盛，也就容纳了它。

据我二姐回忆，缘缘堂“上梁”这一天，按当地习惯做了许多“上梁馒头”。为纪念长眠地下的我的祖母，爸爸书写“春晖”二字，亲手刻成图章，用红色盖在每一个馒头上，抛掷给前来看热闹的人们。

缘缘堂落成后，我们一家迁入时别提有多高兴！据说我们的姑婆和二姑妈也带了孩童仆从前来助兴，新屋里有专门留给她们的房间，新迁入时她们当然要来热闹一番。爸爸不仅姐弟情深，还想到了他姑妈，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啊！

爸爸确实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在《辞缘缘堂》一文中，爸爸对破烂不堪的老屋也念念不忘。他说：

这是我父祖三代以来歌哭生聚的地方。直到民国二十二年缘缘堂成，我们才离开这老屋的怀抱。所以它给我的荫庇与印象，比缘缘堂深厚得多。虽然其高只及缘缘堂之半，其大不过缘缘堂的五分之一，其陋甚于缘缘堂的柴间，但在灰烬（吟按：指抗战时被焚毁）之后，我对它的悼惜比缘缘堂更深。因为这好比是老树的根，缘缘堂好比是树上的枝叶。枝叶虽然比根庞大而美观，却是从这根上生出来的。

爸爸不仅怀念我祖母，还对我祖父感到负疚。我祖父在老屋里住的是最好的“地板间”。爸爸描述说：

这地板间的窗前是一个小天井，天井里养着乌龟，我们喊它为“臭天井”。臭天井的旁边便是灶间。饭脚水常从灶间里飞出来，哺养臭天井里的乌龟。因此烟气、腥气、臭气，地板间里时有所闻。然而这是老屋里最精华的一处地方了。父亲在室时，我们小孩子是不敢轻易走进去的。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就丁艰（吟按：即丧母后守孝）。丁艰后科举就废。他的性情又廉洁而好静，一直闲居在老屋中。四十二岁上患肺病而命终在这地板间里。我九岁上便是这老屋里的一个孤儿了。缘缘堂落成后，我常常想：倘得像缘缘堂的柴间或磨子间那样的一个房间来供养我的父亲，也许他不致中年病肺而早逝。然而我不能供养他！每念及此，便觉缘缘堂的建造毫无意义，人生也毫无意义！

为了表示对老屋的怀念和感激，在新屋进二门面向院子的门楣上，爸爸不雕“克昌厥后”“子孙益昌”等封建俗气的内容，而是按自己书写的手迹叫工人用凸出的字形刻了“欣及旧栖”四字。表示有了新屋不忘旧屋，欣喜之情及于老屋。缘缘堂主人的情怀毕竟与众不同。

缘缘堂主楼是三开间两层楼。每间又隔为前大后小的两间。楼上设有“两代姑母房”，专门用来接待归宁省亲的我姑婆和二姑妈。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三姑妈丰满，除了为她母女准备一间居室外，还有专设的佛堂。主楼前后各有一个院子。前院是水泥地，花坛内种有爸爸喜欢的芭蕉和樱桃。他经常吟诵宋朝词人蒋捷《一剪梅》中的句子：“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所以特地种上这两样植物。芭蕉倒长得很好；樱桃却枯死了。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看见樱桃树上结满了樱桃。

“咦！我上学去时还没长呢？！”我十分惊讶。

爸爸笑起来，把一串串的樱桃摘下来叫大家吃。我这才知道是爸爸买来樱桃挂上去的。

后院比前院略扁，是泥地。葡萄棚下设有一架秋千，给孩子们带来莫大的喜悦。

再后面就是以平屋拆造过来的建材造成的三间平房，供厨房间、磨子间、储藏室、工人居室等用途。东边的厨房间有一条走廊与主屋相通。三间平房后面偏西有一块扁长的地，也算是一个小天井吧。这小天井北端对外开了一道门，是缘缘堂的后门。西端搭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后门口的路叫作“大井头”。我们后来到“西竺庵”的学校读高小（即五六年级）时都是走这后门的。

缘缘堂外围有一堵高墙，当地称为“包墙”的。爸爸平时虽然喜欢和乡亲们接触，但在自己家里，却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天地，不受外界干扰。

在给缘缘堂配置家具的事上，爸爸的见解也与众不同。人们一般都是以价值来判断家具的好否，爸爸却是以美观实用为准则。他亲自设计了，让木工特制。因此，家具与房屋很相配，都是中国风的，实用而又美观。爸爸上海的友人为祝贺他建造新屋，要买一个木雕的捧茶盘的黑人送他，叫他放在椅子旁边。爸爸婉言谢绝了。是啊，有的人以有人伺候为乐，而爸爸画了那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漫画，会喜欢有一个人（哪怕是假的）终日捧着盘侍立在他身边吗！况且还是一个黑人，种族歧视！爸爸立志把缘缘堂及其内部设计成灵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

1985年重建的缘缘堂，是按照原样造的。我回乡时总要去缘缘堂看看。虽然是1933年初建，但我并不觉得这式样陈腐。如果现在我能再住缘缘堂，还是会觉得很舒畅的。可想而知，那时我们搬进缘缘堂，该有多高兴啊！

除了家具以外，爸爸对壁面的布置也做了精心安排。

楼下客堂中间的壁上挂上堂名。“缘缘堂”的堂名，是1926年弘一大师到江湾立达宿舍永义里来时给爸爸取的。在楼下大风琴旁释迦牟尼画像下的供桌上，弘一大师叫他在好几张小方纸上各写上一个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供桌上。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于是寓所就命名为“缘缘堂”。

次年（1927），爸爸在30虚岁生日那天（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和我三姑妈丰满一起皈依了弘一大师，成为佛门弟子。

就在那一天，爸爸在弘一大师的指导下刻了一枚释迦趺坐莲台的印章，边款是：“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于三宝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竟，敬为弘一法师造此佛像，佛弟子丰婴行时年三十岁。”婴行是弘一大师那天为我爸爸取的法名。爸爸还为姑妈刻了一枚图章，刻弘一大师为她取的法名“梦忍”二字。边款文字为：“丁卯九月廿六日在三宝前发菩提心竟，为梦忍姊刻印，婴行时年三十。”

且说，弘一大师在堂名决定后，就写了一纸横幅，爸爸把它装裱起来，以后这堂名就随着主人东迁西迁，直到1933年才有了这新屋。

如今新屋厅堂大了，就另请马一浮先生题了匾额。所以我看到的已是马先生的题字。

匾额下面挂的是吴昌硕的《红梅图》。两旁挂两副对联：弘一大师书写的和爸爸自己书写的。厅的两壁挂弘一大师书写的《大智度论·十喻赞》。书房里也挂了弘一大师写的《法华经·普门品》集句的对联。

爸爸不仅把自己的住宅安排得美观大方，他甚至连缘缘堂门口的那条煤沙弄也要美化一下，把它改名为“梅纱弄”。当时镇政府对路名没什么规定，他要改就改了。缘缘堂的地址是梅纱弄8号。

对于这亲自设计的缘缘堂，爸爸十分心爱，他借用北宋王禹偁《黄冈竹楼记》中的话说：

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缘缘堂的建筑费，只花了6 000元。但爸爸却视为至宝。他说：

“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我家在缘缘堂实际上住了五年还差一点，如果从1932年末动工开始算起，有六个“年头”。所以爸爸在逃难时所作的一首词中称它为“六年华屋”。

这“华屋”连电灯都没有，其实石门镇上那时已有发电厂，在运河对岸。晚上听得见发电的隆隆声。不过缘缘堂始终没有装电灯。那是因为供电只到晚上10点或11点，而且没有小火表。爸爸就决定还是用他的“昏昏灯火”（火油灯）了。

有了缘缘堂，我家从此不必再东搬西迁，爸爸可以在这里定居下来了。他辞去了一些教职，在缘缘堂内尽情享受天伦之乐，饱览四时风光。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著述中很多都留下了对这一时期的回忆与怀念。

我们孩子们，更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的黄金时代。记得我们曾在缘缘堂自编自导自演一些小戏。除了自家的姊妹以外，五爹爹的孙女我的小学同学丰明珍和我们的堂姐兼老师丰桂也参加在内。如果练市来了表姐，也必定一起演出。好不热闹！

虽然爸爸是佛教徒，但为了给家中添些欢乐气氛，每逢圣诞节爸爸总是给我们每人买一袋礼物，等我们睡着后放在我们枕边。第二天我们醒来，他就说是圣诞老人昨夜送来的。我当时信以为真。

缘缘堂时期的童年，值得我永远怀念！

缘缘堂的夏天

我家在缘缘堂一共住了不到五年。在这不到五年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爸爸带着在杭州读书的姐姐哥哥都回来了，整整两个月，家里好热闹！

缘缘堂楼屋前的水泥院子很大。1985年重建的缘缘堂，比原来小一点。因为原来是地板，重建时因经费关系，改为预制板。预制板没有楼板那么宽。每间房窄一市尺的话，整个开间就要小一米了。水泥院子也就相应地窄了一米。所以当时这水泥院子在我们小孩看来好大好大。重建后感觉小了些，主要也是因为人长大了，看小时候的建筑总觉得小些。院子三边的白包墙造得很高。那是爸爸有意在这居民稠密的镇上圈出自己的独立天地。这一片天地是我们孩子们活动的独立王国。到了夏天，更是趣味无穷！

爸爸请人在院子的上空装上一大片横铺的竹帘，使院子里晒不到太阳。于是我们孩子们的活动场地就更大了。院子的西南角种有好几棵芭蕉树，我们采下一大片芭蕉叶来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其乐无穷。身体下面的芭蕉叶凉爽爽的，上面的竹帘缝里闪烁着蓝天。这种滋味我长大后再也没有尝到过。长大后，尤其是进入老年后，我非常希望什么时候能躺在放平了的躺椅上透过大树的婆娑叶丛仰望闪烁的蓝天，大概就是想借此找回一点童年的梦影吧。可即使是这样的要求，现在也难以满足，不是忙，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还有一种游戏，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踩滑板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以为滑板车是现在的玩意儿，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爸爸就从上海买回来给我们玩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滑板车”这个名称。这种车一年四季都可以玩，暑假里当然玩得更长久。

在缘缘堂的院子里，当时还有一种游戏，那就是剥莲蓬，“抽老烟”。爸爸常常约了三朋四友在院子里摆开了桌子喝老酒。我们呢，就在一旁“抽老烟”。老烟是用莲蓬做的：我们把莲蓬齐茎切下，这茎的头部约一厘米长是咖啡色的。把咖啡色的一段内部挖空，用嘴吸另一头就可以吸通，这就是“旱烟管”。做好“旱烟管”后，就开始剥莲蓬。我很喜欢吃莲子，剥开后留着慢慢吃。先制作“老烟”。“老烟”有三种：莲蓬内黄色的纤维撕成一条条，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后，算是上好的“烟丝”；莲子周围白色的东西撕成一丝丝，那是次等；最外边的绿皮制成的“烟丝”就更是次等的了。

“老烟管”和“烟丝”制成后，我们就开始“抽老烟”。爸爸喝老酒；我们“抽老烟”。其乐融融。

如今，我对莲蓬还有忘不了的情谊。每到夏天，马路上只要有卖莲蓬的，我看见必买。家里人以为我特别喜欢吃莲蓬，其实主要是怀旧心情在起作用。不过，现在我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来制作老烟管了。

唉！童年已成梦影，缘缘堂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石门镇不在铁路旁，交通不便，况且爸爸不常住在缘缘堂，所以外地来的访客较少。爸爸在日本时认识的黄涵秋先生倒是来过。据说他是颈子上挂了杭州买来的一串串玩具小竹篮进来的。

另外，据染坊职工章桂哥的回忆，戴葆流夫妇来过一次。章桂在《怀念敬爱的老师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大约是1934年吧，我们故乡特遇百年难逢的大旱灾。灾情严重，古运河河底朝天。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束手无策，听凭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旱之望云霓》这张画，是先生对当时劳苦农民日夜车水、艰苦挣扎的情景，发自内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画作后，悬挂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内门后。就是那年，我国驻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妇，专程由沪来石湾访问先生，而先生却适去莫干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点作品留作纪念，是我做主，将此画初稿赠给了戴先生。现在不知有否保留。

缘缘堂的孩子们[1]

我尊敬的姨父丰子恺为现代漫画家、文学家、翻译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当然，对社会影响最大，最受人欢迎的是儿童漫画家了。丰先生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我常常体会了孩子的心理，发现了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因此兴奋而认真地作这些画。”他爱孩子爱到什么程度？在他最著名的《缘缘堂随笔》中有一篇《儿女》，他告诉我们：“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这一群“小燕子”中，不仅仅只有他的七个儿女……

姨父在1913年15岁时，就与姨母定亲了。结婚是在1918年，才22岁，我母亲比姨母要小九岁，还是个黄毛丫头。姨父丰子恺的小名叫慈玉，所以我母亲叫他慈哥。

母亲曾给我讲姨父作为“丰姑爷”陪姨母“回娘家”时的故事。现在再讲，这个故事太老了，但从丰子恺为什么会成为终身热爱儿童的漫画家来讲，那就有着耐人寻味的深长意义了。

姨父家住在离县城水路十多里远的石门湾镇。结婚后满月、重满月、过年、过节，这对新人就会一起回县城外婆家。家里侄子侄女一大堆，再加上丫头，整个家就欢闹起来了。最起劲的就是我母亲，那时她小名叫“联联”，以她为中心玩得最多的是捉迷藏，丰姑爷就会被蒙上手帕做“瞎子”，于是大家没上没下、没大没小、嬉笑追逐、闹成一片。有趣的是这位丰姑爷由于地形不熟、动作迟缓，总是捉不到人。即使在被追捉时，他动作也不敏捷，不是被凳子脚钩住就是被桌椅挡住，跌跌撞撞，老是被捉住而成了替身，在这游戏过程中，平时家里一板一眼的严肃气氛一扫而光。丰姑爷平时对长辈彬彬有礼，对一般人（包括小丫头）平易近人，态度和气，深深受到外婆全家的欢迎，为这幢老屋带来了勃勃生气。

丰姑爷还会领大家做“文”的游戏——动手做玩具。玩得最多的是捏蜡烛油塑成人形与动物，然后又发动用彩色纸剪裁成衣、袍、裙带，给小蜡人穿戴起来。有时姨父会把这一群蜡人配成一出戏，写成唱词对白，各人分配好一个角色。蜡人出场进场，念念唱唱，他当编导忙于指导动作和配对白，使大家既玩乐又增长知识。慈祥的外婆把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当成一件大事办，大厅里挂起明亮的汽油灯，准备了各种糕点糖果，像办喜事也像过节。联联是最高兴的，姐姐每回来一次，她也更加成熟起来，她是全家的宠儿，虽比姐姐小九岁，但四年后就轮到她来体验“回娘家”的人生经验了。

由我能亲自体验和理解“一生时时刻刻都在召回自己的童心”的姨父，是在1933年，他建成缘缘堂之后，我还在读小学时候的一个暑假里，也是刻在我记忆中最难忘的到姨母家去度假的情景。

到离开浙江省崇德县城十八华里远的石门湾姨母家，是要乘运河水路上船去的，有脚划船、小划船、机帆船和客船。我父母带孩子们乘的是包的客船，船主叫胜皋，每次去都是包他的船，这船实实在在像个家，非常整洁，前舱是较小的平板空舱，可放行李，也是我们这些孩子玩耍、看小人书或者玩跳棋的小空间。中舱可就是蛮像样的小客厅，四周有板凳，围着一张小方桌，可以作小餐厅，茶室围坐聊天又可搓麻将，使两三个小时的旅程也不致太寂寞。

我那时，只知道姨父的缘缘堂是三开间二层，楼外有水泥大院子，有我们玩的装有秋千架的小院子。屋内大而明亮、爽敞。后来逐渐知道是姨父花尽积蓄实现对祖母的承诺所建造的新家。听他说过“就是用秦始皇的阿房宫来换‘缘缘堂’他也不会答允”，但可惜存在只有五年就被抗战中可恶的日本鬼子炸毁了……

姨父家和我家加起来有十多个孩子，再加上亲戚的孩子，在缘缘堂刚造好就统统聚合一起玩，真是多么快乐的事。

这幢楼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它宽敞、实用，不像我家在县城的旧屋，陈旧、不敞亮。这里四周都是名人书画，那个大院子可以给我们孩子们溜冰、滑车，可以摆桌子吃饭、乘凉。最亮眼的有一丛高高的、绿油油的芭蕉，还有葡萄棚，把孩子们玩乐的花园设计得那么美。

姨父把孩子们的暑假安排得很讲究，劳逸结合。上午大家读书写字，认真做作业，姨父则在自己房内吟诗作画或静坐构思，也会抽点时间来关心和指点我们做功课。午睡后，丰富的文艺活动开始了，有时由二表姐丰林先（今名宛音）编教舞蹈或表演唱，我与练市姑母家的九表姐或表妹丰一吟轮流担任主角，其他表兄表姐配以各种乐器，胡琴风琴齐奏，笛声悠扬，有时姨父也来指导排练，更多的是笑吟吟看演出，做忠实的观众。玩一阵后，大家又搬出各种棋牌，有跳棋、陆军棋等。姨父会参与助兴。他说过，也在随笔中写过：“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还开心。”他在我们中间玩得比我们还快乐，完全忘了是我们的长辈。

姨父最投入的便是设计有趣的游戏方法，我记得他教我们玩过不妨称为“造词联句”的游戏。他要孩子们各人在白纸条上写上凡是能想得出的词，路名、代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一张纸写一个词，当他喊出一二三，各人同时摊出就会联成奇奇怪怪的句子，如：“某姐，手拿扫帚，在飞机上，打喷嚏。”一次次联成想入非非、妙趣横生的笑话，引起哄堂大笑，当然，姨父也是畅怀大笑中的主角。

姨父画室的楼上，是姨父的姐姐丰满姑母的卧室。室内有个大玻璃橱，是三表姐丰宁馨放玩具的，其中陈列着很多洋娃娃，于是我们几个女孩子常替洋娃娃缝制漂亮衣裙。我们都找来最鲜丽的零头布或拆掉小时候的衣裙来给洋娃娃打扮。姨父是画家，由于对色彩的敏感、衣裙的缝制都很会欣赏和评判，这时又可以给我们上美术课啦！

楼上东房是姨母的卧室，大床放在中间。她给我在靠窗西壁安了个小床。中央一间是姨父的卧室，大表姐丰陈宝睡的是此室靠东壁的小床。这下可好啦，我与大表姐正好隔一层板壁，不用耳贴板壁就可以对话，但声音不能太响，是会影响姨父姨母安睡的。姨父关心我们两个阿大，特意用硬纸和线，为我俩做成一个“电话”，线从板壁中穿过，成了一部“对讲电话”。说来也奇怪，这玩意儿还确实能增强传音的功能。从这细小事件中，可以看出姨父是这般关爱孩子，想方设法乐意为孩子增添乐趣。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我非常珍惜我美好的童年，这段幸福童年，是我父母给的，更是姨父姨母为我创造的，我在他们用爱营造的双体船里度过金色童年。我母亲曾是受到外公外婆特殊宠爱的“小联妹”，那么我呢？我也是多子女的父母特别宠爱的“长女”。为什么？原本我还有个哥哥，他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子，不料在七岁时，突患急性脑膜炎失去了生命。全家沉浸在悲哀中就会迷信“算命”，那位相命先生居然从我的八字中（即我出生时的日期与时辰）算出我的“命硬”——不仅可以理解为生命力强，还可以保住以后的男孩。其实是整个社会医学落后，没能控制和克服传染病的流行。像我大伯父母生了十个孩子，有八个孩子在月子中脐带风（即收生婆接生不讲卫生，让初生婴儿被破伤风侵害），不能及时抢救而死去，只存活了两个孩子。随着医学进步和控制急性传染病的能力的加强，提高了初生儿的存活率。姐姐“命硬”并不能保弟妹生命，但实际确实给算命先生说中。其实也是因为社会医学知识在逐年提高和父母更加吸取教训，加倍关心子女的疾病治疗而已。

由于我这女孩有了特殊意义的存在，引起长辈的重视，使姨父姨母们百般呵护、关爱我，支持我成长，尽管他们已有那么多子女小辈，仍把我当自己的女儿。父母之心，爱子孙一世。我在“双体船”上是多幸运啊！记得有次我睡晚了，醒时，只见姨母坐在我小床边上注视着我的双脚，很感触地告诉我：虽然外公思想比较开明，但按那时的小县城的风俗，女孩到了年龄仍要缠足。她双足的小趾在出生时就是骈趾畸形，因缠足，小趾被压扁而不引人注意。可这一遗传基因下她的三个女儿的脚趾都是正常的，却奇怪地传到我们二姐妹身上。

我那时还小，根本听不懂姨母说什么。后来长大了，才逐渐明白，这种血缘亲情遗传给亲侄女并不奇怪。有次，姨母又谈及此事时，我深情对姨母说笑：姨父的勤奋好学勇于进取精神，达观率真、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性格，天赋艺术细胞的基因，姨母的包容大度、贤惠善良、无私母爱的基因，都遗传给了子女孙辈。你俩才会有“满眼儿孙皆俊秀”的真情流露。当然，虽然对我只遗传了姨母的畸形的小脚趾头，但因你俩对我的关爱和教育，以及我以自己的努力，能尽到作为长女的责任，我不是一样也很优秀吗？我不知道关于遗传基因问题，对亲爱的姨母讲清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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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段回忆出自沈国驰女士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