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村落人口结构

秋那桶地处滇藏交界处，这里曾是怒江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由怒江峡谷进入西藏的最后关口。因此，这一地区各民族间往来颇为频繁，并形成了今天以怒族为主体，藏、傈僳、独龙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

一 民族构成

20世纪50年代宋恩常等人对怒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时认为，“第一区第一村奇那同（秋那桶）的怒族由福贡县布西布拉迁来，先搬到二区茨棵（茨开），然后迁到一村布西贡当，迁到一村已有四代的历史。”^[20]至今，人们早已不记得那段遥远的迁徙史。村里的老人们记得，以前秋那桶人口很少，只有几户怒族定居于此。现在，青那组有居民41户，138人，其中怒族32户，藏族9户。村民张志明跟我讲：“我们秋那桶这点儿最初只有9户怒族，以前教堂下面只有4户，教堂旁边有几户，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几户藏族都是以前从德钦、迪麻洛^[21]那点（那里）搬过来的。”事实上，在青那组并不存在纯粹的藏族户，从外地搬迁来的藏族都接受了这里的怒族文化并与当地怒族通婚组建家庭。有一次张志明跟我调侃道：“前几天来了几个游客，问我是什么族，我告诉他们说我是‘杂交族’，哈哈，把那几个游客搞懵了。我父亲是汉族，我母亲是这里的怒族，我就是一个‘杂交族’。”“杂交族”这一自我调侃恰恰是秋那桶婚姻人口状况的真实反映，在秋那桶，族际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杂交”也正是他们在狭小通婚圈中实现婚配的有效手段。

除藏族外，傈僳族、独龙族和纳西族人口在村中也占一定比例。傈僳族与怒族历史上就是交错杂居的，各村民小组中几乎都分布有一些傈僳族人口（其中那恰洛组全部为傈僳族）；秋那桶的独龙族多是来自独龙江女性，她们通过婚姻关系嫁到秋那桶；一户纳西族家庭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丽江地区搬迁而来。在这个小小的村落中，不仅亲属关系错综复杂，民族关系也颇为复杂。

傈僳族在怒族村寨中似乎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当地一直流传着傈僳族会“下毒”的说法：“傈僳族会下毒，怒族最怕的就是傈僳族下毒，现在一些怒族人也从傈僳族那学会了下毒。”村民们所说的“下毒”即是傈僳族的巫蛊术^[22]。我去察瓦龙时有村民提醒我说：“过那恰洛时不要喝水”。开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是怕我不习惯喝当地的生水会拉肚子，后来才知道是怕傈僳族在水里“下毒”。几个村民很玄乎地跟我讲述他们曾被某某下毒，大病了一场差点死掉，后来找下毒的人要解药才好了起来。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村民们都很谨慎，他们一般不会轻易说出下毒人的名字，害怕下毒者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傈僳族的蛊毒似乎成为当地群众心中的梦魇，令人谈之色变，这对当地的民族关系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当地，但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人们一般都会猜测“这一定是傈僳族干的”。

近年来，随着怒江峡谷与外界交往的增多，秋那桶也有了汉族媳妇和汉族的上门女婿，这进一步丰富了秋那桶的民族构成。秋那桶现在虽是多民族共居，但从文化上来看，它仍是一个典型的怒族村落，仍保持着怒族社会的文化特征。外来的藏、傈僳、独龙、纳西等族，通过与当地怒族通婚杂居，已融入秋那桶的社会生活之中。在日常的交往中，人们并没有明显的族别意识，而且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又进一步掩盖了其中的族别差异。

二 年龄结构

怒族在险恶的高山峡谷中生存，各种意想不到的疾痛和伤害经常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加之当地缺乏必要的医疗设施，造成了历史上怒族人口“面多黄痩”“鲜及中寿”^[23]的境况。即便今日，峡谷居民也常常苦于各种疾痛的折磨，病患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怒族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得到显著提高，在一些村落中已经出现了不少高龄老者。如青那老组长甘志民的母亲迪莉莎生于1921年，已是90多岁高龄，但身体硬朗，每天都穿着整洁的怒族服装，来秋那桶的游客都喜欢给这位慈祥的老人拍照，并将她视为怒族妇女的经典形象。

截至2009年，秋那桶行政村的10个村民小组共有295户1274人，其中男性676人，女性598人。^[24]图4能够直观明晰地反映秋那桶的人口结构。

图4 秋那桶人口金字塔图

注：图表中数据来源于丙中洛边防派出所2008年对秋那桶的人口统计数据，其中雾里一组的数据缺失，未能纳入统计。

秋那桶的人口金字塔图呈现中间宽两端窄的结构，15～59岁的青壮年比例最高，幼儿和老年人口比例较低，从中可以看出秋那桶的人口负担系数较低。^[25]在20世纪80年代，怒族社会的人口负担系数曾高达88.8%。^[26]而现在，从秋那桶村的个案来看，他们的人口负担系数已下降到35.5%。人口负担系数的降低，使得青壮年劳动力从沉重的家庭抚育负担中解放出来，现在，他们可以更为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

在秋那桶的人口金字塔中，0～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这与当地女性的大量外流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年来，秋那桶的大量年轻女性到外地打工并与外地男子结婚，当地男子出现了严重的婚姻挤压。这使秋那桶的家庭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都遭遇了困难，长此下去，秋那桶的乡村社会将会失去自我繁衍的能力。

三 教育情况

怒族社会在长期的怒江生活中未能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历史上一直过着“刻木记事，结绳计时”的生活。即便现在，人们在大山中活动时仍习惯用砍刀在树木上做下简单的记号，以记录他们能够明了的时间和事件。作为一个与汉族文化差异显著并处于华夏文明体系边缘位置的群体，他们在与汉族接触时，也认识到自己“没文化”。村里的老人经常感慨地说道：“啊哞！听说汉族的书是多得读不完，据说藏族也是，我们怒族连字都没有。”怒江峡谷历史上曾被视作蛮荒之地，历代封建王朝都无力对这些蛮荒之民实行有效教化。史料记载，怒江地区，“在土司管辖时代，并无一人读书。”^[27]直到晚清之季，清末官员夏瑚才正式提出应在此地“筹费设学，以广教育也”，并注意到“怒江地方，自幽喇干（现在的牛栏杆）以上，蛮怒杂处，以下则傈、怒杂处，欲设学堂，上江必通蛮怒语言之士，始可充其教习。”^[28]但可惜夏瑚随后被革职，他所提的建议也未能得到落实。从清末到民国的半个世纪里，由于国内战事不断，中央政府对怒江的开发治理也被搁置，正规的学校教育也未能在怒江推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怒族的学校教育才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对散居在怒江两岸的怒族来说，读书识字仍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村民曹汝光（男，1951年生）这样回忆他小时候的情景：“我是12岁开始读书，那时在丙中洛读书，在雾里那点儿要过溜索，我们不敢溜，上学时要爸爸送过去，回来时也要爸爸去接。那时候读书不用交钱，菜和粮食都要从家里带到学校。读书的时候一年只穿一双鞋，只有冬天冷的时候才穿，平时要将鞋子好好放起，光脚走路，生活条件是相当的差。当时学生都是这样，老师们也是穿不起，一年才一两双鞋。读到了六年级就不读了，那时候讲汉话，写汉字是相当的困难，到现在我也是只能写些简单的，那些复杂的（汉字）写不来。到了18岁，我就开始背东西，搞运输，合作社的时候蚕豆、麦子、洋芋都要从维西背过来，背到腊早^[29]运输站，一次要背六七十斤的东西。就这样一直背了十多年。”

初岗的陆志荣原在丙中洛红塔小学教书，2009年退休后回到初岗老家，并花了6万多元在村里盖了新房。每次到他家走访时，陆志荣对我都是热情地招待，他的人生历程很好地反映出这一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

我是1976年参加工作，那时候我们整个贡山县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大学生。到1980年的时候贡山县才有两个大学生，一个是独龙族的，叫李打春，另一个我想不起名字了。当时整个秋那桶连个师范生都没有，高中、初中生也只有几个，我那时是初中毕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知识青年回乡锻炼三年。1976年，我当时初中还没毕业就回来了，在村生产队干了三年。在生产队的时候我开始当计工员，后来进入专业队当事务员，再后来就做了生产大队里的会计。当上会计之后，嘎干塘小学有个老师生病，于是叫我去代课。我那时是初中生，也算是“人才”，所以才叫我去代课。代了一年多的课，后来到了1980年村里有个招工的机会，是贡山县教师招工考试。我参加招工考试，很顺利就考上了，于是当了老师。当时整个贡山县人才紧缺，还要从丽江引进人才。1991年之后才有些变化，我是初岗组解放以来的第一个初中生，也是第一个国家职工。

我们初岗将来也没什么希望，交通啊、信息啊都太差。现在读书的娃娃读到初中以后都退学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他们平时读书也还行，可一到正式考试就不行。丙中洛红塔小学现在条件非常好，一日三餐都是免费的，国家每年的补贴呀，财政下拨的棉被呀多得是，连衣服都不需要家里买，校服基本就够穿了。可还是不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教书的时候遇到一个学生，我们村的，读了一个星期，周末放假回家就不来了。我们老师跑到家里去动员，下来（丙中洛）读了一两个星期回家后就又不来了。我们这里的孩子，不读书的话是一点出路都没有。

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峡谷中各族人们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时间较短。村民们文化水平低，大多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读到初中、高中的都很少。图5为秋那桶9个村民小组14岁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的统计图。

图5 秋那桶14岁以上人口教育情况

注：图表数据来源于丙中洛边防派出所2008年对秋那桶村的人口统计数据，因雾里二组的人口资料缺失故未能将其统计在内。14岁以下人口大多正在接受义务教育，故未对14岁以下人口教育程度进行统计。另外，该图表中，大专人口为零，实际上近几年该村考取了一些大学生，但因其户口随升学迁移到外地，或是户口迁入外地，故此村中人口资料显示大专程度人口为零。

实际上，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能否读书识字来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峡谷中的怒族，能够在险恶的山地环境中，在远离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发展出自己简单而实用的民族文化，并传承至今，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虽然大多数怒族人口不具备读书识字的能力，然而他们在学习语言方面却颇有天赋。在秋那桶，与外界交往较多的村民通常能够掌握汉语、怒语、藏语、独龙语、傈僳语等多种语言，对他们来说，掌握几种常用的语言比精通汉字更为实用。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秋那桶走出了不少领导干部，村民们对此也颇为自豪，“我们秋那桶出了不少当官的，县里面的领导差不多四分之一是我们秋那桶出去的，在州里的（六库）也有好几个，其他村都不行。”2008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村里还没有大学生，但我2009年在秋那桶调查时，村里已有好几个学生在外地读大学。张光荣的儿子和侄子均在外地读大学，初岗的李玉华和李玉军兄弟也都在昆明读大学。青那组两个成绩优秀的女生胡晓娟和刘惠兰被贡山县妇联推荐到昆明市女子中学读书，二人后来都考取了大学。刘成年、和明等年轻人都相继在湖南读了中专，毕业后到大城市打工。这让我们在封闭的山地环境中看到了一丝希望，虽然他们与外部世界存在着巨大差距，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逐渐克服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障碍。现在，他们与其他民族一样，正在积极探索着自己未来的生存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