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乡村生活周期

秋那桶村民长期过着单调而繁重的山地生活，他们的生活境况更接近于恩格斯所描述的19世纪法国农民状况，“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始终如此；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来说，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30]但近几年来，受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的影响，秋那桶封闭宁静的山地生活也随之被打破。本节力图对秋那桶山地生活做出概括性的描述，以便我们能够理解家计经济背后的文化机制。

一 一天的生活

早上六七点钟，栖身在木楞房下面的鸡开始鸣叫，辛劳的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受大山的阻挡，怒江峡谷中的日出比平原地区要稍晚一些，早上六七点钟天已放亮，但太阳要到8点多才会出现在山头。与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不同，秋那桶村民的作息时间都很随意，没有要紧事人们一般不会起很早。直到八九点钟的时候，才会看到人们在木楞房中进进出出，开始为人和牲畜准备食物。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只有到了中午才会做些重要的事情，而上午则是在家中忙碌，喂猪、喂鸡、煮酒、做饭、劈柴、打扫庭院等等。

家庭主妇早起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烧水、打制酥油茶。受藏族文化的影响，秋那桶的早餐是吃炒面，喝酥油茶。炒面是由包谷、小麦等杂粮炒熟后磨成的面粉，村民习惯边喝酥油茶边吃炒面。早上生火时，人们会习惯性地在火塘边上丢几颗洋芋烧来吃，夏季的青嫩包谷也经常放在火塘里烧烤，这些都可以成为村民们的早餐。喝过酥油茶之后，就要为家中的牲畜准备食物，喂猪成为一项主要的家务活动。家庭主妇们每隔两三天就要蒸馏一次自熬酒，蒸馏后剩下的酒糟掺些水，拌上猪草煮一下就可以用来喂猪。

到10点多，家务忙碌完毕之后主妇们开始准备午饭（他们称为早饭），午饭和晚饭现在一般都是大米饭，用他们特有的圆底铝锅蒸煮，煮熟后从三脚架上取下来放在火塘边煨烤，然后换上铁锅炒菜（自2009年秋那桶通电以后，村民多用电饭锅来做米饭，一些家庭也购买了电磁炉来炒菜）。村民们吃的蔬菜因季节变化而不同，冬季主要是洋芋和芥菜，夏季主要是包谷地里套种的南瓜和黄瓜。此外，每逢星期二丙中洛集市，人们会从集市上买来各种蔬菜来改善生活。琵琶肉是一年四季的主要肉食，一般家庭在春节前都要杀一两头猪，腌制成琵琶肉食用。但菜和肉一般是分开来炒，他们不习惯将菜和肉混在一起来炒，认为那样吃不到肉，琵琶肉通常是切成大块大块的，认为这样吃起来才过瘾。

人们不紧不慢地做着这些琐碎的事情，看似在不停地忙碌却又感觉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很难体验出“时间就是金钱”这句格言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时间只是一种存在的节奏，是象征性的，无法被抽象和实体化。火塘里的火从早上一直要燃烧到午饭做完，煮茶、煮酒、煮猪食、做午饭，围着火塘的这一系列琐碎的事情占据了上午大半天的时间。早上经常听到李晨光发出的牢骚声：“啊哞，从早上开始忙，忙半天一样都忙不出来（一件事都没做出来）。”

一天之计在于晨，美好的早晨通常被他们“荒废”在无尽的琐事之中。直到午饭过后人们才开始了一天的正式劳动，而这时已是太阳当空，人们却宁愿在炎炎烈日下汗流浃背地从事各种劳动。在内地一些农村，人们多是趁着早晚阴凉之时劳作而在中午炎热时休息。我也曾建议他们趁着早上凉快去干活，中午天热时回家休息，他们也表示赞同我的说法，但却没人这么去做。后来我才意识到，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切实际的。怒江峡谷山高谷深，瘴气滋生，历史上怒江的瘴气令人谈之色变。即便现在，生活于峡谷中的人们也容易患风湿、关节炎等疾病，而只有到中午日照强烈之时所谓的瘴气才能被驱散，所以上午在野外劳作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到下午六七点钟，在外劳作的人们开始收工，此时家里的主妇已忙碌着准备晚饭了。干重体力活或是请人帮忙干活时，在下午3点钟左右要有一顿加餐，通常是煮些包谷稀饭或面条来补充体力，休息片刻继续劳动，直到把当天的活干完。如果在野外劳作，则要事先在家里做好粑粑，炒些蔬菜带到地里去吃。山谷中的生活宁静平淡，不像都市生活的多姿多彩，但秋那桶居民善于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乐趣以打发漫长无聊的时光。劳作归来，人们可以在村里无所事事地串门喝酒。在电网尚未覆盖到秋那桶之时，村民们在溪流上安装了小型水力发电机，利用流水动能来发电。这种小型水力发电机功率小且电压不稳，仅能够勉强带动电灯、电视等小功率电器。每当夜幕降临之际，大喇叭中播出的流行歌曲开始在宁静的山谷中回荡。晚上，人们会围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来了兴致甚至会杀鸡做“侠拉”^[31]，边喝边唱，哪怕是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人们也还是会操持起来，如果哪家请人帮忙干活的更是要热闹一番。调查期间，我经常被热情的村民们拉去喝酒，回来时往往都是凌晨一两点钟，平淡的乡村生活在村民们的精心调节下变得有滋有味。一次晚上我被张志明叫去他家喝酒，喝的是两块钱一瓶的大米酒，边喝边唱，大家非常尽兴，一箱的包谷酒被喝掉一大半，直到凌晨1点钟才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一起喝酒的张秀莹一见到我就说：“啊哞，昨晚喝多了，头现在还老是痛，你怎么样？”在秋那桶，喝酒、唱歌、跳舞是人们的一般社会娱乐，打篮球、打台球、看电视、放影碟等现代娱乐活动进一步丰富了人们的平淡生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村生活简单而宁静，村民们安分守己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过，秋那桶的山地生活绝非远离尘世的桃花源般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既有山地生活的平静与安宁，同时也充斥着现代的躁动与不安。

二 一周的生活

天主教的传入给村民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现在，秋那桶村民习惯以星期几（当地人习惯说“礼拜几”）来计算时间，对他们来说，星期大概是最稳固、最能按其本来意义来体验的时间单位，特别是星期天的礼拜仪式能够将没完没了的劳作间隔开来。对信奉天主教的村民来说，一个星期内最重要的活动要算是星期天的教堂礼拜。^[32]此外，每周二到丙中洛的集市购物对村民们来说也是件重要的事情，人们会根据这两项活动来安排一周的生活节律。

秋那桶村民的生活现在已经离不开市场，每到星期二人们都习惯性地到丙中洛集市去购物。星期二的早上，青那教堂前的球场上就会有面包车等候去丙中洛赶集的村民。从青那组到丙中洛车费为10元，由丙中洛返回时因是上坡路，特别是有秋那桶这段3.5公里长的上山公路，车费也增加到15元。往返丙中洛一次仅路费就要花费25元，这对没有经济收入的村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10点钟左右，丙中洛街头已是熙熙攘攘，平时宁静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市场虽小但货物还算丰富，服装鞋帽、日用百货、蔬菜肉类、农具农药等物应有尽有，比较有地方特色的山鼠、漆油、酥油、背篓、松明子和各种药材等货物都摆放在街头出售。秋那桶村民多是单向性地从市场上购买商品，除了药材和菌类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物品可在市场上出售。在丙中洛开店经商的大多是外地人，本地人则很少经营，用村民自己的话说：“我们怒族就会喝酒，不会找钱，在丙中洛开店铺的全是外地的汉族，汉族人找钱最厉害”。实际上，许多物品在村中的商店也能买得到，但人们还是愿意跑下来看一看，一来价格要便宜些，二来集市上物品更为丰富，可选择性更大。虽然酒、肉、菜等食物主要是家庭自产，但有时人们也会买一些新鲜的猪肉和蔬菜来改善一下生活。到下午两三点钟，喧嚣的集市逐渐平静下来，人们带着购买的物品站在路口等候着车辆送他们回去。

除每周二的集市外，星期天的礼拜是天主教徒最为重要，也最为严肃的活动。怒江峡谷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之地，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以及一些原始宗教并存于怒江峡谷之中。峡谷中的各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但在外来宗教的冲击下，这些原始宗教日渐淡化，在今天已很难看到它们的影子。西藏的藏传佛教势力最先南下，早在清乾隆初年德格藏传佛教寺庙活佛杜建功就到怒江传教，并在丙中洛地区找到了信徒，藏传佛教从此在丙中洛一带扎下根基。其继任者松娄喇嘛于1766年在丙中洛建成飞来寺，并分别从德钦、中甸、西藏等地招徕藏族居住于此。自此，藏传佛教势力在贡山不断发展壮大，并一度对贡山地区各族群众进行统治，此后，藏传佛教寺庙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贡山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殖民势力以缅甸、越南为依托妄图沿怒江北上进入西藏境内，进而进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正如埃里克·沃尔夫曾指出的：“人类社会（史前社会、原始社会或现代社会）都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在我们看来，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或远或近的群体发生复杂的关系，共处在蛛网和网结般的联系之中”^[33]，这个偏远封闭的怒江峡谷不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英法传教士充当西方帝国对外扩张的先锋，先后进入怒江峡谷中传教，将代表西方文明的天主教、基督教传输给峡谷中的各族人民。历经百余年的冲突与磨合之后，现在不同的宗教文化能够在峡谷中和谐共存。整体来看，村民们的宗教信仰是以村落为单位^[34]，同一村落内部的村民大多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

秋那桶行政村的10个村民小组分别选择了天主教、基督教和藏传佛教作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怒江峡谷中，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能够在同一村落，甚至能在“同一屋檐下”^[35]和谐共存。当问及村民为何皈信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时，他们通过简单的思考之后会告诉你，“现在是宗教信仰自由了嘛，信什么教都是一样的。”但教徒们对其所信仰的宗教都有很强的认同感，当继续追问他们哪种宗教好时，他们几乎总会拿同一件事情来说事儿，基督徒会说：“我们基督教好，基督徒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习惯好。”而天主徒也会说：“我们天主教好，烟可以抽一点，酒也可以喝一点，但不能喝多，喝醉了也不能吐，不像他们基督徒教规那样严格。”每种宗教信仰都盘踞着信徒的心灵，从其日常言行中可以看出一个教徒的质朴与虔诚。

虽然他们认为“信什么教都是一样的”，但天主教和基督教显然要比藏传佛教更具有“现代”的味道。青那组的村民信奉天主教，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日的上午都要在教堂中进行礼拜仪式，村民把做礼拜称为“念经”。每到周六晚上7点钟左右，青那教堂的负责人张光荣就要到教堂敲钟，提醒大家不要耽误了做礼拜的时间。晚饭过后，8点钟左右，村民们陆续来到教堂，但村民们对周六晚上的礼拜不够重视，参加的人数也相对要少一些，有些人白天干活累了就不去“念经”了。更有些年轻人喝起酒来也就忘了“念经”这回事，当提醒他们去做礼拜时，他们会说：“没事，明天还要做，明天补回来就行了。”星期日的礼拜人们颇为重视，基本上全村人都会到齐，即便是在外面从事各种生计活动的人们，如果条件允许也会考虑回来做礼拜。

宗教生活培养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每逢星期天礼拜仪式前，教徒们都要洗头、换衣服、打扫庭院，为“念经”做好准备，这一天也是平淡而繁重的乡村生活中最为轻松和活泼的一天。天主教的教规规定，星期天是“安息日”，必须休息，什么都不能做，“但这里活路多，多少还是要做一点，实在忙不赢，活儿还是要干的。”礼拜之前，教堂内外也要打扫干净，这项工作一般是由村里的年轻人来做。吃过早饭，梳洗完毕之后，人们陆续从家中出来，来到教堂准备做礼拜。前来做礼拜的人们都背着怒族的传统小挎包，里面装着圣经和赞美诗以及记圣歌的本子。做礼拜的时间一般是上午11点左右开始，教堂负责人看教徒们差不多到齐了就开始敲钟做礼拜。

星期日的礼拜持续一个多小时，要到中午12点多才结束。教徒们迈进教堂时双手合十、屈膝弯腰向天主致敬。教堂内部陈设非常简单，正前方是祭台，墙上正中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教堂内摆满了低矮的长条板凳，教徒们念经时要双膝跪立在低矮的条凳上。教堂门口左侧木架上摆放着石头做的圣水盆，教徒们走进教堂时会习惯性地在圣水盆中蘸取圣水画十字并施礼。礼拜念经时以中间过道为界，男左女右分坐两侧。尚未懂事的孩子也会在大人的带领下参加礼拜活动，这是他们步入社会和接受教育的第一步。

青那教堂名为“圣母玛利亚升天堂”，年代颇为久远，可谓是几经风雨，历尽沧桑。1905年法国传教士任安守在青那修建了教堂，任安守、彭神甫（具体姓名不详）、李文增、石光荣等神甫先后在此传教。“文化大革命”时期，青那教堂被拆毁，部分房屋保留下来被当作仓库盛放粮食。直到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开始重新修建，前后历时三年时间修建起了现在的教堂。老人们回忆以前的教堂时总是会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啊哞，以前的教堂比现在的大得多，里面也老是漂亮了，现在的教堂没有以前的好。”以前传教士大多是从碧罗雪山东麓的德钦县过来，他们用藏语传教，教徒们唱圣歌、读圣经都是用藏语，秋那桶村民受藏文化影响较深。直到1988年石光荣神甫来此用汉语传教，这种情况才有了改观，教徒们也从中学习到了汉语和汉字。

信仰一旦深入人心则很难改变，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宗教活动被禁止，但一些村民私下里仍然在悄悄地进行宗教活动，“那时老妈妈们（指老年妇女）也在家里念经，只是不敢公开，不敢让别个（别人）知道。”我颇为好奇地问了几名党员是否信教，青那组的老组长甘志民回答说：“按理说呢，我们党员不能信教，我们在正式场合尤其是开会的时候是这样那样不能说，但在下面也会悄悄地做”。已退休的老乡长朱庆常（中共党员），每次礼拜念经时也是早早地坐在教堂外面等候。村主任和雨林（中共党员）很认真地跟我说道：“我们在乡里开会时，乡里跟我们强调，我们主任不能进教堂，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在调查期间，确实没有见到和雨林进过教堂，但一次礼拜时余桂炎跟我调侃道：“你去看看和主任吧，他正在家念经哩，蒙起被子，躲在床底下，怕被人发现。”村民们真是幽默，在这种事情上也不忘调侃一下，从幽默的话语中也能看出上帝已在他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午后1点钟左右，伴随着教堂中传出的悠长钟声，星期天的礼拜仪式宣告结束，教徒们一一退出教堂，群集在教堂门口。礼拜仪式结束后人们就闲散地坐在教堂旁边聊天、晒太阳，年轻人则争抢着去打乒乓球和篮球。可以说星期天是村民们过得最为轻松、惬意的一天，整日操劳的人们难得有一个这样的休息机会。当然，他们会感谢上帝的恩赐，“我们天主徒可以休息，他们信藏传佛教的不行，要天天干活。”隐没于大山之中的各族群众，在教义和教规的感召与约束下凝聚到一起。天主教的教义训导教徒们要互帮互助，甘于奉献，并宣扬教友间的亲密情谊要超越村落内部的血缘亲属关系。当有教徒遭遇困难时，天主教的负责人会召集教徒们采取各种方式来帮助有困难的教友。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而教友之间的互帮互助无疑使他们的生活又多了一层保障。正如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指出的：“在物质稀缺的社会里，社会秩序只能依赖于后设社会保证，尤其是宗教的保证。”^[36]传教士们不仅为封闭的怒族社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这里的人民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三 年节庆典

除了紧张繁忙的家计劳作外，平静的乡村生活也经常被一些节日庆典所打破。现在，村民们过的节日主要有春节、仙女节、圣母升天节^[37]、建军节^[38]、中秋节、国庆节、圣诞节、复活节等。这些节日可以大体划分为本土节日、汉族节日和宗教节日三大体系，从这些归属不同文化体系的年节庆典可以看出，今天的怒族文化已成为一个文化的拼盘，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在这里积淀下来。而怒族这样一个小民族能够生存繁衍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不同文化的吸纳。本节选取仙女节、圣母升天节和春节三个富有代表性的节日来展现怒族社会的年节庆典和生活周期。

仙女节又称鲜花节，是贡山怒族最具民族特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贡山怒族的本土节日。仙女节起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阿茸的怒族少女，她聪慧美丽，发明了织麻布、独木舟、溜索，芳名远扬。后来，有个残暴的头人想霸占她。阿茸抗婚躲进了高黎贡山的溶洞之中，残暴的头人得不到阿茸恼羞成怒，于是放火将阿茸烧死在溶洞中。阿茸死后身躯化成了钟乳石，灵魂变成了崖神，而溶洞周围则开满了杜鹃花。贡山丙中洛一带的怒族为了纪念这位少女，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聚集到她殉难的洞口（丙中洛附近的一座叫“年西”的山上）举行各种祭祀活动。

祭拜活动由普化寺的喇嘛组织，喇嘛们打鼓诵经，并由主祭者念祝词。人们用谷物、米酒等物品供祭他们心目中的女神。一些村民会用瓶罐去接溶洞钟乳石上的水滴，他们认为这是阿茸赐予的仙水，能够祛病除灾。祭祀活动结束后，人们围坐在山坡上，开展各种娱乐活动。节日期间，整个峡谷都充斥着欢快而古朴的节日气氛。受外来宗教的挤压，怒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已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从仙女节可以看到他们原始宗教的某些踪迹。现在，仙女节已成为怒族的法定节日，节日活动也增加了歌舞表演和一些体育项目。

信奉天主教的秋那桶村民对天主教的节日极为重视。2009年夏，我在秋那桶调查期间，恰好赶上了圣母升天节这一天主教的盛大节日。当我对这一节日还是茫然无知的时候，有村民们告诉我说：“圣母升天节也叫做圣母升天瞻礼，这是天主教的三大节日之一，仅次于圣诞节和复活节，遇到这些节日我们信天主教的都要搞庆祝活动。”圣母升天节在8月15日举行，实际上早在圣母升天节的前两周，教堂负责人就已开始为这一节日做准备，教徒们每家拿出四五斤小麦或者青稞，集中到一起，统一酿制水酒。在村里调查时，村民们经常跟我提起他们将要到来的节日，“过几天过节了，要喝酒、跳舞、打球，那时就好玩了。”人们也经常念叨着，在外工作的亲人在圣母升天节之前肯定会赶回来。

2009年的圣母升天节恰好是星期六，村民们早早地喝过早茶，然后梳洗打扮。怒族妇女们穿上她们的传统民族服饰，村中几户藏族村民则穿戴起平时很少穿的藏装。礼拜仪式在10点钟开始，这次的礼拜仪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礼拜仪式结束后，人们把为庆祝节日准备的几桶水酒抬到教堂门口。几个年轻姑娘用铝勺为人们添加水酒，人们松懒地坐在教堂前的台阶上，手中握着酒缸，不时地咂上一口。

在初岗的教堂前，场面更为热闹，几户村民摆起了烧烤炉，烧烤鸡腿、鸡翅和火腿肠，这些材料在前一天就已准备好。初岗教堂的负责人见到我就大声问道：“小温，你看我们这点儿搞得怎么样？昨天我叫他们下去丙中洛把东西买来，今天烧烤搞起，水酒搞起，人们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以前我们过节还都放鞭炮嘞，今年我是太忙了，都没时间下去买鞭炮。”年轻的小伙子们组织起来，酣畅淋漓地打了一场篮球赛，虽说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但村民们对打篮球都非常有兴趣，而且打得非常漂亮。直到夜幕降临，喧闹的山谷才平静下来。

在秋那桶村民所有的节日庆典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春节。随着与外部社会交往的增多，秋那桶村民的春节活动在形式上与汉族社会的春节趋于一致，但在具体表现内容上则具有很强的民族味道。为欢度春节，秋那桶村民在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就要开始准备，杀猪、磨面、酿酒、劈柴、打核桃油等等，这一系列工作繁忙而欢快。此外，人们还要在丙中洛集市上购买春联、大米、蔬菜等过年必备的一些物品。2009年冬，我在秋那桶进行田野调查，与当地村民一起度过那个春节，并参与了春节期间的一系列活动。下面我将以李晨光家为个案进行描述，通过个体家庭的年节活动来展现秋那桶的春节气氛。

李晨光家从腊月二十五就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先是磨包谷，春节期间要消耗大量的水酒，因此，每户人家都准备了充足的水酒和自熬酒。次日，一大早就杀猪，请人帮忙制作琵琶肉。腊月二十七，李晨光夫妇在家打核桃油，从敲核桃到煮熬核桃油整整忙了一天。在这几天，其他村民也都在忙着打核桃油。腊月二十八，李晨光夫妇将在山上晒干的木柴背回家中。腊月二十九，李晨光的妻子在家洗了一整天的衣服，总算是把年前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大年三十这天，一家人早早地起来，将屋里屋外打扫干净，换上了新衣服，李晨光将前几天在丙中洛买来的春联贴在门框上。春节期间，许多人家的院子里、饭桌上都铺有松毛，据村民讲：“以前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铺上松毛，说是铺松毛可以发财、变富裕。现在的年轻人不那样搞了，但一些老人家还是那样搞。”特别是在嘎干塘、初岗、贡卡几个村民小组中，人们仍习惯以松毛铺桌子、铺庭院。

年三十这天的早餐、午餐与平时一样，李晨光对我说：“午饭先简单吃一点，我们晚上再过年，晚饭要有12个菜”。午饭过后11点多，教堂里响起了钟声——春节这天也要做礼拜。直到中午1点钟，礼拜仪式结束，人们开始回家准备晚饭。下午五六点钟，年夜饭的时间到了，这时饭桌上已摆满大大小小12道菜。年夜饭要有12道菜已成为这里的传统，即便家庭人口再少也要做足12道菜。在这12道菜中，“圈儿圈儿”和“脑官儿”是必不可少的，这两道菜是用龙普人制作的陶土锅和陶火锅烹制而成的。“圈儿圈儿”是以韭菜根、芋头、琵琶肉等几种菜混杂在一起烹制而成。做“脑官儿”更为讲究，要将几种不同的菜有层次地叠放在陶火锅中，最下面是琵琶肉和排骨，上面一层是韭菜根，再上面是芋头，最上面一层是切成大块的琵琶肉，这样一层层摆放好，然后将火锅放在火塘三脚架上煮。这顿丰盛的年夜大餐，对一些条件困难的家庭来说极为难得。据村民讲，以前条件困难，只有到过年时才能吃到一点肉，年夜大餐通常是一顿就吃光了。现在条件好了，年夜饭经常要吃上两三天才能吃完。

晚饭刚刚吃罢，李晨光的母亲又做起了“侠拉”，一家人围坐火塘，喝着“侠拉”，看着电视，别有一番滋味。晚上8点多，教堂里的钟声再一次响起，人们又都到教堂去做礼拜，春节里的礼拜仪式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是比平时更多。礼拜仪式结束后，人们回到家中继续看电视、喝酒、聊天，直到深夜。秋那桶有“抢新水”的习俗。据传，上帝会在初一这天夜晚，将一种形似酥油的吉祥之物洒在每一口井中，谁先取到这天的水，谁取的最多，他在新的一年里就会发财致富、事事顺利。一些村民在凌晨一两点钟，便到村中的水池去“抢新水”。虽然村民们都知道这是个子虚乌有的传说，但人们还是会在初一的凌晨来“抢新水”，因为它至少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个好兆头。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这几天的节日气氛最为浓厚，经常是几家亲戚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木楞房中经常传出欢快的歌舞声。过了初五，节日的气氛开始淡了下来。新的一年开始了，人们又进入下一年的循环周期中，在这宁静的山谷中，人们的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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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晏奎、孟凡君、孙继成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第248页。

[2] “贡山”县名于民国22年（1933年）启用。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国民拓边队进驻菖蒲桶，即以菖蒲桶为行政区名，民国10年（1921年），民国政府通令各地，凡以当地土名为行政区名者，均须更改新汉名，菖蒲桶属更改范围。民国22年（1933年）菖蒲桶行政区改为贡山行政区，并同时使用贡山设治局行政区划名。1949年贡山和平解放，改称贡山县人民政府，1956年后成立自治县，改称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一直沿用至今。

[3] 参见《菖蒲桶志》，转引自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第521页。

[4] 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2004，第50页。

[5] 在藏语中“秋”意为水，“那”意为黑色、恶毒，“桶”意为地方，当地群众将“秋那桶”三个字解释为“毒水之地”。

[6] 参见丙中洛乡政府文件《拉达底异地搬迁项目实施情况简介》（内部文件）。

[7] “啊哞”为当地的感叹词，村民们感到惊讶、诧异或无奈之时经常会以这个感叹词来抒发感慨。

[8] “找钱”是云南一些地区常用的一个词汇，在秋那桶，“找钱”活动主要是指挖药材、找菌子和外出打工等能够赚取现金的活动。

[9] 这种说法与早期的传教活动有关，基督教传教士在怒江的传教活动主要在傈僳族群众中进行；而怒江峡谷中的藏族主要是从西藏的德钦迁徙而来，德钦的藏族群众信奉天主教。因此出现了当地群众所说的“有藏族的地方大都信天主教，有傈僳族的地方都信基督教”的宗教分布格局。

[1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7页。

[11] 为保护村民隐私，本书各事例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12] 〔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曾培耿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41页。

[13] 参见《菖蒲桶志》，转引自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第532页。

[14] 张增祺：《云南建筑史》，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第48页。

[15] 陶天麟：《怒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第175页。

[16] 陶天麟：《怒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第175页。

[17] “则根儿”是用木质较硬的栗木削成小木楔，长约8厘米，宽约2厘米，顶部厚约0.8厘米，底部呈刃状。“则根儿”在秋那桶被当作钉子使用，它多用于固定檩椽。使用时需先用砍刀顺着树木的纹理在要钉入“则根儿”的地方砍出一条切口，将“则根儿”的刃部置于切口中，用砍刀敲击顶端即可把它钉进松木中，留出一部分在外面，用以卡住檩椽。

[18] 刘锡蕃：《岭表纪蛮》，台北南天书局，1987，第46页。

[19] 参见《菖蒲桶志》，转引自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第532页。

[20]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74页。

[21] 迪麻洛为贡山县捧当乡最大的一个村，藏族人口约占40%。在地理位置上，与迪庆藏区接近，从迪麻洛翻山到德钦有一条驿道，当地村民一天即可到达。

[22] 事实上，在当地被指为“会下毒的”，不仅仅是傈僳族人，有些怒族人也经常被指责为“会下毒”。这部分群体大多是村中寡居的妇女。

[23] （明）杨慎：《南诏野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4] 许多女性外出后，其户籍并未随之迁出，因此，根据户籍资料绘制的人口金字塔会与村落人口的实际情况存在一些偏差。

[25] 人口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或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人口，劳动人口则是指15～64周岁之间的人口。其计算公式为：人口负担系数=（14周岁及以下人口数+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15～64周岁人口数）×100%。

[26] 杨一星、张天路、熊郁：《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民族出版社，1988，第119页。

[27] 菖蒲桶行政公署编纂《菖蒲桶志》，转引自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第514页。

[28] 夏瑚：《怒俅边隘详情》，转引自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民族出版社，2006，第503页。

[29] “腊早”为地名，位于贡山县普拉底乡，从此处翻越碧罗雪山可达维西。

[30] 〔德〕恩格斯：《从巴黎到伯尔尼》，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560页。

[31] “侠拉”是怒族最具特色的一道饮食。“侠拉”为怒语，意为肉酒，其做法是，把鸡肉切成小块用漆油炒熟，待鸡肉炒熟时将包谷酒倒入锅中，煮开后即做成怒族人最喜欢的“侠拉”。做“侠拉”最好要用瓶装的度数较高的包谷酒，自家蒸馏的自熬酒酒精度数低，做出来的“侠拉”口感稍差。

[32] 需要指出，这里对秋那桶宗教生活的描述仅是笔者所观察的信奉天主教的青那组、嘎干塘组、初岗组、贡卡组等几个村民小组的情况，信奉藏传佛教的雾里一组、雾里二组、碧旺组、石普组宗教生活情况与此不同。

[33] 〔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页。

[34] 这里所说的村落是指自然村，即村民小组。

[35] 何林：《阿怒人：同一屋檐下的不同宗教信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36] 〔法〕阿兰·图海纳：《行动社会学——论工业社会》，卞晓平、狄玉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73页。

[37] 圣母升天节（Assumption Day），天主教、东正教节日。又称圣母升天瞻礼、圣母安息节。在天主教、东正教的教义中，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结束在世的生命之后，灵体一起被接进天堂。天主教于公历8月15日举行，东正教于公历8月27日或28日举行。这是关于圣母玛丽亚最古老、神圣的节日。

[38] 一些曾当过兵的年轻人非常热衷过建军节，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节日。在这一天，村里退役的军人会聚在一起杀狗，煮狗肉吃。在“十一”国庆节的时候，秋那桶村民也要吃狗肉来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