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辽城外的寒风卷着沙砾，如无数细针扎在脸上。我扶着陈墨斋先生躲在土坡后，他剧烈的咳嗽震得我手腕发颤。
远处扬起阵阵黄尘——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正沿着官道仓皇撤退，铁轮马车碾过冻裂的车辙，成箱的辎重颠簸着掉落，木箱摔开露出崭新的步枪，枪管在阳光下晃得人眼疼。
士兵们骂骂咧咧地踢着滚远的弹药箱，棉帽上的“东北讲武堂”徽章歪向一边，像一张张扭曲的哭脸。
“汉卿啊汉卿……”
陈先生摘下眼镜，镜片上蒙着沙粒，用冻红的指尖反复擦拭，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痛惜，眼角皱纹里嵌着灰沙，“三十万大军，竟不战而退。”
我望着那些远去的背影，他们的棉大衣后襟磨得发亮，露出底下的灰布军装——和北大营里被日军刺刀挑烂的军旗一个颜色。
路边躺着几具百姓的尸体，最小的那个不过十四五岁，新棉袄上还绣着未完工的牡丹，子弹洞穿的胸口处，棉花卷成血红色的花。
“快看！”
陈先生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隔着布衫掐进我的皮肉。
一队日军骑兵从侧翼包抄而来，马蹄铁上的防滑钉啃食着地面，发出“咔嗒咔嗒”的脆响。
东北军士兵顿时乱作一团，有人转身放了几枪，枪口焰在沙尘里一闪就灭，却被日军轻重机枪织成的火网压制，子弹犁过雪地，激起串串雪柱。
一个年轻士兵被马刀劈中后背，重重摔在我面前，他喉管被割断，血沫混着沙砾咕嘟咕嘟往外冒，手里还攥着一封家书，牛皮纸信封上“平安”二字被鲜血晕染得像团火苗。
我拽着陈先生慌忙躲进路边的破屋，门框上“出入平安”的春联被撕得只剩“平”字一角。
透过墙缝，看见日军将东北军丢弃的辎重车洗劫一空：几个士兵砸开木箱，把成捆的法币往腰间塞；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举起缴获的望远镜，镜筒上“蒋中正赠”的刻字被蹭掉了金粉，他朝着通辽城方向狞笑时，金牙在沙尘里一闪。
没过多久，城中升起滚滚浓烟，烟柱里裹着火星，疯狂向上蔓延，显然是日军进城烧杀抢掠了，随风飘来的焦糊味里，混着令人作呕的甜腥。
“不能再逃了！”
我握紧绣春刀，刀柄红布条上的血渍又结了新冰。
陈先生望着我坚定的眼神，剧烈咳嗽着打开怀表，表盖内侧嵌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带的私塾学生们在孔庙前的合影。
沉默良久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布包，布角磨得透亮，里面是用蝇头小楷记录的日军暴行和东北军撤退路线，字迹被雨雪洇得发皱：“这或许能帮上抗联的忙。
有天夜里我路过村头，听见狼在啃食死人骨头……这些都得让后人知道。”
我们在风雪中跋涉，陈先生的拐杖头磨得溜光，每戳进雪地都带出半块冻土。终于在一处山坳里找到了抗联的临时营地：
窝棚用松枝和破棉被搭成，战士们蹲在篝火旁，有人用冻僵的手给步枪上油，有人把草根塞进嘴嚼。
当我们拿出那份记录时，一位满脸风霜的队长摘下破旧的皮帽，露出头顶的刀疤，紧紧握住陈先生的手，掌心的老茧擦过先生虎口的冻疮：
“老先生，这比枪炮还珍贵！
张学良不战，可咱们中国人不能不战！
上个月我们在林子里伏击鬼子运输队，用大刀砍断了三个鬼子的脖子。”他身后的战士们闻言抬头，眼睛在火光里亮得像狼。
夜色降临时，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啪——嗒——”，是三八式步枪特有的脆响。
我站在营地边缘，望着通辽城方向跳动的火光，那火光比北大营的更亮、更凶，却照不穿漫天风雪。
绣春刀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刀鞘上“守土”二字的刀痕里积着雪，我用指尖抠掉雪粒，露出底下暗红的木质纹理——那是爹用刺刀刻完后，蘸着自己的血抹的。
耳边仿佛又响起北大营的爆炸声，混着顺子咽气时的喉鸣，我暗暗发誓：即使整个东北军都退了，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能握住刀枪，这场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就像这漫天风雪，冻不死土里的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