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旧书桌前的沉思与启智的分析

陆扬轻轻阖上自己小屋的房门，吱呀一声轻响，将母亲在厨房里忙碌时锅碗瓢盆偶尔碰撞的清脆声响，连同那股熟悉的饭菜香气，一并隔绝在了门外。小屋的空间着实不大，一张吱呀作响的单人木板床占据了近半位置，床头紧挨着一张靠窗的旧书桌，桌面是那种老式的清漆，边角处漆皮已然斑驳脱落，露出了底下深黄色的木头纹理。房间的另一头，则是一个掉了几块漆皮的木头衣柜，柜门微微敞开一道缝隙，隐约可见里面悬挂着的几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衫。

空气中，丝丝缕缕地弥漫着一股特有的气味——旧书本纸张经过岁月沉淀后散发出的干燥气息，混杂着些许木材的陈旧味道，还有不易察觉的、细密的尘埃在窗棂透进的光柱中微微浮动。

他缓步走到书桌前，这张桌面被时光打磨得光滑却也布满细小划痕的书桌，几乎是他整个少年时代最主要的“战场”与“囚笼”。前世，数不清的夜晚，年少轻狂却又迷茫无措的他，曾在这张桌前耗费了无数光阴——有时是面对摊开却一个字也写不出的作业本发呆，有时是偷偷摸摸地借着昏暗的台灯光线，沉浸在从同学那里辗转借来的武侠小说的刀光剑影之中。唯独，他未曾真正静下心来，为自己的未来，为那场足以改变命运的高考，好好地拼搏过一次。

陆扬伸出手，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拂过桌面，指尖下传来木质的温润与微凉，同时也沾染上了一层几乎看不见的细密灰尘。他的眼神复杂难明，既有对往昔岁月的无声唏嘘，更有对当下处境的深刻警醒。那九角三分钱的重量，如同实质般，依旧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提醒着他现实的窘迫与改变的迫切。

“启智。”陆扬在心中默念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破釜沉舟般的决心，“还在吗？能清晰接收到我的意识波动吗？”

“我在，陆扬。意识连接清晰，信号强度百分之百，随时待命。”启智那标志性的、不带丝毫情感波动的声音，如同最精密的仪器般，准时在他脑海深处响起，一如既往的冷静与高效。

“我想知道，”陆扬拉开那把同样老旧、坐上去会发出轻微“嘎吱”声的木椅子，缓缓坐了下来。他身体下意识地微微前倾，手肘搁在桌面上，仿佛这样能让纷乱的思绪更加集中一些，“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我是指城市里的，除了按部就班地读书学习之外，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或者说，他们的娱乐消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花钱的那种。”

启智的意识流中，数据检索的微光一闪而逝，大约只过了半秒钟的停顿，它便给出了条理清晰的回应：“根据数据库深度分析与社会模型交叉验证，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青年的主要娱乐消费行为及偏好，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核心方面：”

“第一，听流行歌曲。表现形式包括购买或租借卡式录音带，通过便携式录音机（随身听）或家用录音机播放。在特定社交场合，如同学间的联谊舞会、公园里的自发聚集，也常有集体歌唱流行歌曲的活动。这是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之一。”

“第二，观看电影。国产故事片、戏曲片以及少量引进的外国电影（如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等国影片，后期有少量欧美影片）均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电影票价相对低廉，是大众普遍能够接受的文化娱乐消费。”

“第三，阅读课外读物。范围广泛，包括中外文学名著的普及本、当代作家的通俗小说（如武侠、言情、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以及各类青年杂志、科普读物。书店和租书摊是他们获取这些读物的主要渠道。”

“第四，少量新兴娱乐形式。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开始出现旱冰场、桌球室以及初具雏形的电子游戏室。但初期规模普遍较小，设备相对简陋，消费群体也相对有限，尚未成为主流。”

陆扬安静地聆听着，这些信息在他那融合了五十岁灵魂的记忆库里，其实也存留着一些模糊而零散的印记。然而，启智所提供的，无疑是经过高度整合、系统化梳理后的精确数据，如同教科书般严谨。

“磁带？”陆扬的注意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关键词，他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确认，“你说的是那种……小方块，里面有两圈黑色带子的，卡式录音带？”

“是的，陆扬，定义准确。”启智迅速确认道，“卡式录音带（Cassette Tape）及其便携式播放器（Portable Cassette Player，民间俗称‘板砖’或‘随身听’）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城市青年群体中迅速普及并形成潮流。拥有一台进口品牌如‘三洋’（SANYO）、‘索尼’（SONY）、‘爱华’（AIWA）或‘松下’（Panasonic）的随身听，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时尚标志。”

启智顿了顿，继续补充细节：“在内容方面，当时最受欢迎的磁带包括港台流行歌手的作品，如邓丽君的抒情歌曲、张蔷的迪斯科舞曲、费翔的劲歌热舞，以及一些旋律优美的港台校园民谣合辑。这些磁带的官方引进版较少，市场上流通的多为翻录或盗版。此外，随着对外开放和学习外语的热潮兴起，各类英语学习磁带，如《跟我学》（Follow Me）、《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以及VOA慢速英语节目录音，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市场份额，尤其受到有升学或出国意愿的青年学生群体的青睐。”

陆扬微微颔首，手指无意识地在积了一层薄灰的桌面上轻轻划过，留下几道浅浅的痕迹。他清晰地记得，前世的自己，也曾痴迷过那些动听的旋律。为了买一盘当时最火的流行歌曲盗版磁带——好像是叫什么“劲歌金曲大联唱”之类的名字，他曾经勒紧裤腰带，硬生生省下了好几个星期的早饭钱。拿到磁带的那一刻，那种如获至宝的喜悦，以及之后躲在被窝里用一台破旧的单卡录音机翻来覆去听到磁带声都变了调的痴迷，那种纯粹的渴望与满足，是深深镌刻在他灵魂深处的、属于那个贫乏却也充满激情的年代的独特记忆。

他的思绪从短暂的回忆中抽离，深吸一口气，换了个话题，这个问题在他脑海中其实已经盘旋酝酿了许久，此刻终于问出了口：“那么，启智，关于‘倒爷’这个词，你们未来的数据库里，应该有相当详尽的资料和分析吧？我想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风险有多大？收益又如何？”

启智的逻辑核心似乎对这个跳跃性的提问毫无滞涩，声音依旧平稳无波地响起：“‘倒爷’，是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指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对一群特殊商品流通从业者的民间俗称。其核心商业逻辑是利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信息不对称、价格双轨制、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物资短缺所形成的套利空间，进行商品倒买倒卖活动以获取利润。根据数据库记录，其常见的操作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模式一：短途倒卖与地区差价套利。例如，从城市周边地区的国营工厂或批发市场，以较低的计划内价格或批发价购入当时市场上较为紧俏的日用消费品（如肥皂、火柴、暖水瓶、毛巾、的确良布料、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等），再运输到商品匮乏的集市、农村地区或城市内的自由市场，以较高的议价出售，赚取差价。”

“模式二：长途贩运与跨区域资源调配。典型操作是将南方沿海地区率先出现的电子产品（如电子表、计算器、收音机、录音机）、新潮服装（如喇叭裤、牛仔裤、蝙蝠衫）、流行饰品等，长途贩运至信息相对闭塞、物资供应滞后的北方或内陆城市销售。反之，亦有将内地的土特产品、中药材、手工艺品等贩运至沿海大城市或出口窗口地区。”

“模式三：票证套利与稀缺指标变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紧俏商品需凭票供应，如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烟票、酒票，乃至购买大型耐用消费品所需的工业券、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电视机票、冰箱票等。‘倒爷’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倒卖这些票证本身，或者利用票证购买商品后再加价转售，实现套利。”

“模式四：涉外商品与特权渠道利用。部分‘倒爷’利用边境贸易、侨汇指标或特殊关系，获取或少量走私境外商品，如‘万宝路’、‘健牌’等外国香烟，‘人头马’、‘轩尼诗’等洋酒，进口化妆品、尼龙丝袜、录像带、甚至日本家电等。这些‘洋货’在国内市场极度稀缺，往往能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成本的价格售出。”

陆扬听得极为专注，眉头也渐渐锁紧。启智所描述的这些操作模式，有些他前世依稀有所耳闻，甚至在街头巷尾亲眼见过一些端倪；而另一些，则是他第一次如此系统、如此清晰地了解到其中的运作门道。这些信息，无疑为他揭开了那个风云激荡年代一个侧面的神秘面纱。

“风险方面，”启智的声音不疾不徐，如同最冷静的旁观者，继续进行着它的分析，“‘倒爷’行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面临着多重且显著的风险：”

“其一，政策与法律风险。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国家对于个体户和商品流通领域的政策尚处于探索和逐步放开阶段。‘投机倒把’的界限模糊，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政策时有摇摆和调整，一旦被定性为‘投机倒把’或‘扰乱市场秩序’，轻则罚款、没收非法所得，重则可能面临拘留甚至判刑的法律制裁。许多‘倒爷’实际上是在灰色地带游走。”

“其二，市场波动与信息滞后风险。当时的商品信息传递效率低下，市场预测基本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觉。一旦对市场需求判断失误，或遭遇突如其来的价格波动、新品冲击，很容易导致商品积压、资金链断裂，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其三，人身与财产安全风险。长途贩运过程中，交通条件恶劣，治安状况复杂，携带大量现金或货物的‘倒爷’极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遭遇盗窃、抢劫的风险较高。交易过程中也可能遇到欺诈、赖账等问题，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其四，渠道与关系依赖风险。许多‘倒爷’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其掌握的特殊进货渠道或建立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一旦这些渠道中断或关系破裂，其生意便难以为继。”

陆扬听着启智冷静到近乎冷酷的风险剖析，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寒意。这些潜在的危险，每一个都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倾家荡产，甚至身陷囹圄。

“至于收益，”启智的语调依旧没有任何起伏，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早已被验证无数次的数学公式，“高风险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高收益。在那个商品短缺、需求旺盛、价格管制与市场价格并存的特殊年代，成功的‘倒爷’确实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对商机的敏锐捕捉，迅速积累起远超普通工薪阶层的财富，成为令人艳羡的‘万元户’，甚至积累起数十万、上百万的原始资本，为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基础。然而，这只是幸存者偏差。数据库同时显示，在少数成功者的光环之下，是更多默默无闻的失败者。血本无归、债台高筑，乃至因违法行为而身陷囹圄的案例，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同样比比皆是，只是鲜为人知罢了。”

陆扬缓缓地靠在了冰凉而坚硬的椅背上，眉头紧紧地蹙成了一个“川”字。启智的这一番详尽分析，客观、全面，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倒爷”这个充满了时代色彩与传奇意味的词汇，层层剥去了所有浪漫化的想象与道听途说的光环，露出了其底下赤裸裸的、高风险与高回报交织的残酷本质。

他非常清楚，以他目前一个年仅十七岁、在校高中生的身份，一个口袋里只剩下九角三分钱、连一顿像样的午饭都买不起的穷学生，去考虑投身“倒爷”的行列，无异于一个手无寸铁的孩童妄图闯入猛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简直是痴人说梦，自寻死路。

那些需要启动资金作为杠杆，需要广阔的人脉渠道作为支撑，更需要超乎常人的胆识、果决的判断力以及丰富的江湖经验才能驾驭的活计，暂时，还远远轮不到他去触碰。

“我明白了，启智。”陆扬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声音有些沙哑地道。他揉了揉眉心，心中那股曾因“倒爷”可能带来的暴富前景而悄然升腾起的、不切实际的躁动念头，此刻如同被一盆冰水当头浇下，迅速冷却、消散了不少。

他需要的，是更稳妥、更安全、更符合自身现有条件的“近水”，而不是这种看似诱人却布满陷阱的“空中楼阁”。

那九角三分钱，依然是他眼前最现实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