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川把自行车锁在临川县作协的车棚里，照着门卫指的路摸到行政楼，径直上了三楼，找到一号办公室。
前一天早上，他还在被窝里迷糊着，忽然被外头传来的砸门声惊醒。他心里暗骂一句，又想到爸妈都去乡下吃酒了，这清早八晨的，能是谁。
他趿着拖鞋蹭到门边，从猫眼望出去，见老周涨红的脸被拉得像泡沫上的光晕。
杨百川连忙拉开门，老周一拳捣在他胸膛上。
杨百川揉着胸口，满脸不耐烦：“老周，今天不是礼拜六吗，你干啥子？”
老周扶着门框，连喘带咳地讲：“刚刚县作协主席跟我打电话，说，说市作协主席要见你！”
“啥子诶？”杨百川瞪圆了双眼。
他没把这件事跟那篇《谁在偷走我们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老周终于缓了过来：“明天上午八点，在县作协的一号办公室哈。”
杨百川抬手敲门，听见门缝挤出一声“请进”，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
沙发上坐着两个五六十岁的男人。
一个戴着眼镜和鸭舌毡帽，松松垮垮地靠着靠背，翘起二郎腿。
另一个头顶稀疏，双腿紧紧并拢，双手耷在膝盖上，坐得板正。
杨百川在上次联谊会见过方竟，知道那个戴鸭舌帽的就是他，挤出个笑，冲对方点了点头：“方老师。”
“诶，你就是小杨啊。”
方竟站起来，伸出一只手，旁边那男人也跟着走上前来。
杨百川握住那只柔软温暖的手，还没来得及开腔，旁边的男人就介绍起来：“小杨，方主席读了你那篇《一个人的中国》，很关心你的创作和生活，你跟他汇报汇报。”
方竟始终笑眯眯地盯着他：“老叶遮遮掩掩不敢说，有啥子不敢的！我们看到了《渝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
方竟显然没想让杨百川回答，紧接着又说：“批评我们作协改了你的发言。我们承认错误，来接受你的批评。”
杨百川连连摆手，说着“不敢不敢”，心里却暗喜。没想到那篇《谁在偷走我们的故事》被领导看到了，还是个大领导。
同时他也注意到，方竟一句话里把“批评”说了两遍，仿佛一根绳子，将他和那篇文章拴在了一起，听得他心里咯噔一下。
他们不会已经晓得那个“沧海”就是他了吧……
应该不会，要是晓得了，就不会讲那些客套话了。
方竟将杨百川上下打量了一圈，扭头对老叶说道：“这个小杨同志，我看起很眼熟嘛。”
杨百川笑着说：“我先前参加过市作协的青年作家联谊会，见过方老师的。您天天见这么多人，还能记得我，真是荣幸！”
方竟恍然哦了一声：“我想起来了。上回你的小说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杨百川点了点头，瞥了一眼在旁边立着的老叶。
老叶压根不晓得二人说的就是《一个人的中国》。这也暴露出，他刚刚那句客套话就是随口胡诌的，算是拍到马腿上了。
他连忙招呼二人入座。
方竟照旧翘着二郎腿，端起茶杯，呷了一口。不小心吃进一片茶叶，又吐回杯里。
“小杨啊，我看了《渝城日报》上那篇文章，非常有感触。我们的改革里的确存在一些做事死板、不动脑筋的现象，是机械唯心主义，我都批评过他们了。”
方竟板着脸，瞥了眼身旁周正坐着的老叶。等把脸转回来，对着杨百川时，又是笑眯眯的，满是慈祥。
杨百川心想，不愧是当大领导的人，就是会变脸。
而且他似乎完全忘了之前对《一个人的中国》的批驳，始终摆出一副特别看重新人的模样。
杨百川说：“我们厂报的周社长已经跟我解释过了，我也理解领导们的良苦用心。”
方竟和老叶对视一眼，都笑起来。一个笑得爽朗，一个的笑明显是挤出来的。
方竟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杨百川正要伸手去够几上的茶杯。方竟一句话把他喊住了：“诶，小杨，我想请你写一篇文章，看你愿不愿意？”
杨百川一怔，问：“写啥子？”
“我想着，让你结合这次经历，写一篇……就类似于感悟吧。也不需要多专业，多有文学性。最重要的是朴实，要写出你内心的真实感受。”
杨百川脸上尴尬地笑笑：“我看《渝城日报》上那篇文章就挺好的。”
方竟点头：“确实不错，但那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我们要的是当事人的感受，要找对改革里的弊病感触最深的人来写。”
杨百川挠了挠后脑勺：“那篇文章的作者好像是听过我当面汇报的，他应该也能算当事人吧。
老叶拍了下杨百川的胳膊，眼神里透着怨怼，嘴角却挂着笑：“哎呀，你是搞创作的，写几百字又不难。”
杨百川瞄了一眼老叶，又扫一眼方竟，到底没法说那个“沧海”就是他这个百川，点头应了下来。
他没把这事儿太当回事，随手将之前写的《谁在偷走我们的故事》大改一通，缩成八百字，交了稿。
作协那边一声不吭就录用了，仿佛压根没看出这篇文章是套作的。
稿子能发出来，杨百川心里就踏实了。毕竟两篇文章都是他写的，往后再没人会追究他侵权的事。
很久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又在不经意间被领导树成了典型。
必然是市作协在背后使劲。他这篇文章不仅被全市的文艺类报刊杂志转载，甚至还有两家省里的报刊也拍来了电报，说要转载。
也有记者登门采访。
起初老周还激动得很，把办公室倒腾干净，专门留给杨百川接受采访。
毕竟来的不再是临江县日报这种小角色，而是《渝城晚报》《扬子江时报》这样的市级，甚至在川东都有影响力的大报纸。
后来来得多了，老周也烦了，就让记者们在杨百川的集体办公室做采访。老臭成天不见人影。老蒋则是个闷葫芦。人家问他跟杨百川做同事有什么感受，他憋半天挤不出几个字，像蛤蟆一样戳一下蹦一下。
杨百川见这阵仗越来越大，才慢慢感到不对劲。
这篇文章怎么就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
25年后，杨百川早已在燕京的三环内置下一套平层大house。
他在落地窗前摆了一张实木办公桌，西墙被整个掏空，码满了书，垒成了墙。
坊间传言，那堵墙里有埃斯库罗斯失传的悲剧作品、《永乐大典》正本、《红楼梦》后四十回原稿。
就在那时候的某一天，一个来自燕京师大的年轻学者，怯生生地坐在办公桌对面的皮椅子上，那副青涩、局促的模样使杨百川想到刚穿越时的自己。
杨百川手里逗弄着一只软乎乎的猫，对青年招了招手，示意他继续。
“好的，杨先生。您认为您那篇《谁在偷走我们的故事》，对紧接而来的文学界、思想界关于改革的大讨论，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杨百川花白的头颅往后一靠，陷在真皮座椅背上。
烟斗里的烟丝滋滋地燃烧着，释放出淡蓝色的烟雾，在室内缱绻，犹如他漫长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