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陈寅恪先生《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漆侠先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的“总论”也谈道：“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过程中，宋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2]在唐宋学术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且影响深远的现象，就是各种统绪、系谱的建构和叙述，王水照先生将其称为“宋代知识分子崇尚‘统绪’的文化思潮”，并指出说：“在当时许多文化领域内，几乎都发生过关于‘统’的大论战：史学领域中的‘正统’之争，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道统’之争，散文领域中的‘文统’之争，佛学领域中的‘佛统’之争，乃至政治斗争领域中的朋党之争，趋群化和集团性的意识，深深地渗透进宋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成为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3]儒家道统系谱的建构和争论，不仅是唐宋诸种统绪之争中最为激烈的一种，也是给后世留下最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遗产的一种。儒家道统论及其作为呈现方式的儒家道统系谱，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影响至今不泯。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中唐时期，自韩愈重新揭倡儒家道统论之后，儒家道统及其承递系谱越发成为士人言说的一个重要论题，诚如刘复生师所云：“入宋以后，儒家道统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尽管对儒家道统的承继看法或有不同，但维护这个道统却成为新儒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4]而儒家道统论也“成为宋代儒学的基本预设之一”[5]。在宋代出现的多种儒家道统论及其系谱中，以程朱一系理学家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论对帝制中国后半期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儒家道统论，实际上仍然主要是程朱理学所建构起来的道统论。一般认为，程朱理学所尊奉的儒家道统系谱是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至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理学开创者，其后朱熹集其大成。然而，程朱理学所尊奉的儒家道统系谱在宋代得到朝野的普遍认可，毕竟已经晚至南宋灭亡前夕。那么，自韩愈重新揭倡儒家道统论以至于程朱理学的道统论成为“定论”之前，士人对于儒家道统系谱曾做出过怎样的选择？

近代以来，最先论及唐宋儒家道统系谱整体性演变的，当是刘咸炘先生。刘先生在其《学史散篇·宋学别述》中指出，在宋初的道统系谱叙述中，孙复、石介等宋初士人所称述的孟子、荀子、扬雄（字子云）、王通（字仲淹）、韩愈（字退之）等“五贤”是宋代早期道统系谱的主要选择范围，而随着宋学的不断发展，五贤都开始遭到士人的批判，最终只有孟子留存在了儒家道统系谱之中，而荀、扬、王、韩均被排除在外。[6]蒙文通先生后来在总结唐代诸子学状况时也曾谈道：“思想解放之风，于此大张。诸子之学盛行，孟轲、荀卿、扬雄、王通之书，渐见重于世，而研究儒家义理之学也就因之兴起。”[7]同样注意到孟、荀、扬、王等人在唐宋时期的整体性兴起。钱穆先生也曾谈道：“朱子在学术思想史上贡献最大而最宜注意者，厥为对儒家新道统之组成。……（韩愈）下及北宋初期，言儒学传统，大率举孔子、孟、荀以及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惟第二期宋学则颇已超越董、扬、王、韩，并于荀卿亦多不满，朱子承之，始确然摆脱荀卿、董、扬以下，而以周、张、二程直接孟子，第二期宋学始确然占得新儒学中之正统地位。此为朱子第一大贡献。”[8]这就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初期宋学的道统系谱与理学道统系谱其实大为不同。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唐宋初的儒家道统系谱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其主要道统人选是哪些圣贤？这个道统系谱又是如何瓦解的？其瓦解的过程和原因如何？理学所建构的道统系谱与这一道统系谱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它又是如何被理学道统系谱所取代的？同时，理学所尊奉的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孔庙“四配”道统系谱又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是当时所有新儒学学派的共识吗？此外，理学学派内部又是如何确定其承续孟子的开创者的？本书的撰写，正是带着这些疑问展开的。

近三十多年来，陆续有学者注意过这些问题，如刘复生师就曾提纲挈领地论述过唐宋儒家道统系谱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准确地指出，孙复、石介等人所排列的“五贤”道统系谱被理学道统系谱所取代，实为其间的重要一环。[9]不过，总的来看，学界对于唐宋儒家道统系谱建构、争论、重构的演变历程仍然缺乏整体性的梳理，对唐宋道统系谱发展演变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也认识不足。事实上，由于唐宋道统论在当时的广泛影响，以及其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是极为丰富的，但是主要都以个案研究为主。

既往研究的讨论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探讨某些著名士人或学派的道统系谱建构，这以对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研究最为丰富；二是探讨某个道统人物在唐宋儒家道统系谱中的地位演变，这以学界对孟子升格运动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然而，这两种研究路径的缺陷也相当明显，即前者容易忽略某个士人或学派与其他士人或学派之间的共识和分歧，而后者则容易将某个道统人物从道统系谱整体中抽离出来。由此，这两种研究路径也就不太重视唐宋道统系谱演变的整体性和阶段性，而这其实正是唐宋道统系谱建构的关键特征。蔡方鹿先生的《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一书是前一种研究路径的代表性著作，该书详细罗列了历代著名儒者的道统观，对唐宋诸儒如韩愈、孙复、石介、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道统思想也都论述甚详，并特别总结说道：“北宋初孙复、石介论道统，上承韩愈，下启程朱，并扩大了韩愈道统的范围。”但因限于体例，其对唐宋道统系谱的整体性演变和阶段性特征的论述极为简略。[10]李祥俊先生《道通于一：北宋哲学思潮研究》一书的第二章“道统”则是后一种研究思路的代表，该章分别简要讨论了北宋诸儒对孔子、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其他前代诸儒的议论，还简要论述了北宋诸儒的自评和互评，并尤其注意到：“北宋前期的道统论基本上是对传统的继承，除了推尊尧、舜等古圣王之外，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孔子、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的一圣五贤模式。到了北宋中后期，新儒学思潮兴起，回归先秦原始儒学成为主流趋势，而对汉唐诸儒往往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等人都被从儒家道统中清洗出去，孔、孟之道得到了凸显。而北宋后期的二程学派则初步建立起了孔、曾、思、孟的新道统，构成其后儒家道统的基本形态。”但可惜的是，从“五贤模式”到理学新道统的整体性道统系谱演变历程，却并非该书讨论的主要内容。[11]

有鉴于此，本书力图呈现被个案研究遮蔽的唐宋儒家道统系谱演变全景，希望既能够展示唐宋道统系谱的整体性演进历程，也能够凸显其间的阶段性特征。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本书将以唐宋儒家道统系谱的建构、争论、重构为主要线索，在内容结构上则以宋代新儒学发展的时间顺序为目。

由于唐宋思想史研究中一些常用概念的内涵颇为丰富且具有争议，所以有必要对本书将会频繁用及的一些关键概念进行限制性的说明。首先，本书在使用“道统”这一概念时，并不特指儒家之道的传递统绪，在指谓道统中的儒家之道的传递统绪这一含义时，本书将一律明确使用“道统系谱”。其次，韩愈以至于北宋中前期出现的新思想动向，包括文学上的古文运动、思想上的儒学复兴运动、学术上的新经学思潮等多个方面，它们同处一个思想潮流之中，在思想理念和参与者上都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为了行文方便，本书将统一使用“古文运动”。再次，学界关于宋学、新儒学、理学、道学这几个概念的涵括和使用曾发生过一些争论，本书在使用这几个概念时，将宋代的学术思想统称为“宋学”，将唐宋时期出现的有别于汉唐传统儒学形态的新型儒学称为“新儒学”，对“道学”和“理学”不作区分，并主要使用“理学”。

另外，本书征引的文献中不时存在将“扬雄”写作“杨雄”、“扬子云”写作“杨子云”、《太玄》写作《太元》的情况，书中征引时则一律纠改为扬雄、扬子云、《太玄》，特此说明，后文将不再逐一出校，以避烦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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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收在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77页。

[2]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总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3] 王水照：《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

[4] 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第一章“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生及其特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27页。

[5]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9页。

[6] 刘咸炘：《学史散篇·宋学别述·宋初三家学派图第一》，见其《推十书（增补全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甲辑第3册，第1243～1245页。

[7]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8] 钱穆：《朱子学术述评》，见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9～160页。

[9] 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第一章“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生及其特点”，第27～30页。

[10] 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引文在第247页。

[11] 李祥俊：《道通于一：北宋哲学思潮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256页，引文在第11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