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增长点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稳步推进，需要双方基于共同利益需要，不断扩大利益契合点和交融点，不断深化双方互利合作和全球层面的相互配合。中国快速发展所呈现的巨大发展机遇，中国治理经验所彰显的独特魅力，双方不断增加的全方位互利合作需求以及双方在国际体系层面的相互配合和支持，都是双方合作可以继续挖掘的生长点。

（一）发展合作中的相互需求

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切，也是拉美地区长期以来的强烈诉求。历史上，拉美国家尝试过多种发展模式，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新自由主义”等发展模式和政策，在实现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后，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发展瓶颈。一直以来，拉美地区国家被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与统计数据，42个拉美国家和地区之中，25个位列中等收入乃至低收入行列，整体上拉美地区依然迟滞于“中等收入陷阱”[4]。据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对于大部分拉美国家而言，如果经济无法实现较快增长，则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至少还需要40年的时间。[5]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若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1980—2018年，拉美地区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由8.9%降至7.4%。[6]这并不意味着过去40年拉美经济没有增长，而是相对于中国和东亚国家的经济快速提升，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然明显滞后。

如何回应拉美国家的发展诉求，是外部世界与拉美交往的关键所在。在拉美国家长期流行的结构主义认为，造成拉美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美元金融霸权及拉美自身“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都使得拉美至今难以摆脱对“中心”世界的依附。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明显放缓，保护主义、内顾倾向加重，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了一系列美国利益优先政策，例如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驱逐拉美裔非法移民、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既为世界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又给美拉关系造成龃龉。在此情况下，中国利用自身经济红利，积极促进全球合作和共同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国际公共产品，无疑是对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有益补充。

当前中拉互利合作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中拉在能源资源领域的相互依赖，这是拉升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的原动力。中国是拉美在农产品、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如石油、大豆、铜、铁，稳定对中国的原材料出口是拉美国家维系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中国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高，也迫切希望实现资源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拉美地区对于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供应、维护能源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双方在产能合作上的巨大需求，这是提升中拉经贸合作水平的新动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适度向外转移优质过剩产能，而拉美的工业化进程发展迟缓，一些国家甚至存在持续的去工业化现象，因此也希望借助与中国的合作提升它们的工业化能力。拉美国家的迫切期望是通过产能合作提高能矿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摆脱长期以来的“资源诅咒”。三是双方在政策、标准、规则上的对接，这是中拉合作提质增效的必须。中拉加强在贸易、投资、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全面对接，加强双多边合作机制和规则建设，有助于扫除双方合作中的规则、法律和体制机制障碍，有助于打造更加稳定、透明、廉洁的投融资环境。当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强调政策的对接和标准规则的共建，其意义正在于此。

中国发展之于拉美的积极意义，国际社会给予了积极肯定。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认为，中国利用“新丝绸之路”建立起连接亚洲与外部世界的一体化平台，中国将在其中担当世界和地区领导者的角色。[7]一些国际多边机构看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认为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动力。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拉美经济展望2019》认为，中国、美国和欧盟是世界发展的三大中心。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指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价值链中的两大角色，“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加速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全球经济是主要原因之一”[8]。近年来，中拉深化合作相向而行，必将助力拉美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愿景。

部分西方媒体和学者将中美两国与拉美的合作进行对比。《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用“建墙”与“筑桥”来分别形容美国和中国的对外合作政策，“拉美正在遭受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美国没有帮助拉美，而是在退却……在拉美，特朗普在筑墙，而习近平则在建桥”[9]。《迈阿密先驱报》记者奥本海默认为，“美国在拉美留下的‘真空’正在被中国填补”[10]。美国学者雷蒙德·罗伯逊（Raymond Robertson）认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相对冷漠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过去20年，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促使一大批学者关注中国与拉美的关系”[11]。波士顿大学教授凯文·伽拉格（Kevin Gallagher）将拉美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大宗商品“彩票”期（Commodity Lottery）、国家主导的工业化（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北京繁荣”（China Boom）（表1）。他认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拉美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北京共识”对拉美经济的提升带动力超越了“华盛顿共识”时期。他同时指出拉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得以恢复并在其后十年实现增长正是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因而呼吁拉美国家搭乘中国的顺风车（ride China's coattails）[12]。凯文教授的统计数据是否完全精准暂且不论，但他的论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冲击力，为世人思考拉美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表1 拉美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二）治理经验的互学互鉴

长期以来，很多拉美国家一直未能处理好社会转型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成为拉美政治发展的一个痼疾。《拉美经济展望2019》以“新发展陷阱”（New Development Traps）来描述当前拉美的治理困境，认为拉美国家存在生产力陷阱（Productivity Trap）、社会脆弱陷阱（Social Vulnerability Trap）、制度陷阱（Institutional Trap）和环境陷阱（Environmental Trap）四大发展陷阱。其中，制度陷阱体现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特别是无法为约占社会总人口40%的中产阶层提供有效的服务和保障，无法满足他们在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诉求，这是导致拉美中产阶层不稳定进而引发社会脆弱的重要原因。[13]如何提升治理能力已经成为拉美发展的优先议程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贫困治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相互分享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如何更好推动中拉双方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遂成为中拉合作的重要内容。在2016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明确指出“从各自历史传统和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进一步加强在治国理政和发展领域经验交流，助力双方共同发展”[14]。2018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发布《圣地亚哥宣言》，明确宣布双方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推动政府、政党、智库、企业家、青年、妇女各层面的人文交流，加强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各领域的经验交流。[15]在此背景下，中拉人文交流得到快速发展，各层面、各领域的经验交流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相继展开。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一种基于相互平等的互学互鉴。中国需要更多了解拉美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多了解拉美的洲情、国情、社情和民情，这是开展对拉美工作的前提。中国还需要认真研究拉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路径和发展政策选择，既包括它们如何率先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行列的经验，也包括它们何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新自由主义陷阱”的教训。在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的特殊时期，拉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如何完善国内治理体系、如何加强现代治理能力建设，特别是如何规避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难题，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三）政治与外交领域的相互支持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拉美是发展中国家的密集板块，双方在全球发展、全球治理乃至国际秩序改革完善等问题上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虽然很多拉美国家与美欧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也难以完全脱离与美欧的合作关系，但拉美国家也一直有着自立自强的强烈愿望，有着打破“以西方为中心”传统政治经济格局的强烈呼声。中拉合作的重要诉求，就在于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为出发点，以共同发展为着眼点，推动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基本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公正的发展。以奥利弗·施廷克尔为代表的拉美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全球力量平衡发生转变，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广泛和系统性影响。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日益抛弃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以改革现有秩序或者建立“平行秩序”的方式重塑全球秩序，这增强了新兴国家的自主性。他由此断言，中国正在引领全球治理的新航向。[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