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何要编译一本霍尔的文集？这可以有许多理由。首先当然是霍尔作为文化研究系谱中首屈一指的界标性人物，其思想与著述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此外，无论是作为一个编者，还是其他术有专攻的研究者，也会立即注意到霍尔思想成形的一般方式。自其于20世纪50年代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富有魅力的事业中以来，或许由于文化研究快速展开的情势，急需应答迎面而来的各种理论问题，与多种思想系脉交手、对话，并借此为其同伴疏通持续前行的航路，因此，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以数年磨一剑的方式来潜心打造以个人姓氏鸣世的鸿篇巨制。结果是，正如我们所见，他用以付梓的那些重要文本基本上是以散篇的形式出现的，这在诸多当代理论大家中也实属罕见，即其主要不是以著作而是以论文的形式来奠定其地位的。有鉴于此，想要对霍尔各时期的思想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知，就会首先遇到资料寻觅与收集上的困难。这种困难也因不少资料原是刊登在早期发行量甚少的一些期刊、油印读物上的，有些则属其在某地演讲或访谈的记录等。而霍尔自己也似乎对鸠集这些文稿并不上心，以致直到近期也未见有英文版的霍尔论集出版。

将斯图亚特·霍尔的重要篇章裒辑成册并迻译为中文的想法，在较早的时候就已在我们的脑海里成形。当时霍尔虽然已经得了一种“说不清楚”的血液病，需要每周去医院透析三次，但是他还能用电子邮件与学者们交流。然而不久之后，霍尔的病情开始恶化，记得有一次去信与霍尔商讨中译本的选目，收到的却是霍尔病重住院的消息，回复者称是霍尔的代理人，下方署名“On Behalf of Professor Stuart Hall”。至此之后，与霍尔的联系就像是断线的纸鸢。当然，后来又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与戴维·莫利（David Morley）2010年的赴京有直接的关系。该年秋冬之际，时任英国伦敦大学歌德斯密斯学院教授的莫利与其妻子夏洛特·布伦斯顿（Charlotte Brunsdon）前来参加我主持的第四届BLCU国际文化研究论坛，便与其谈到原来的这个计划与所遇的困难。慷慨的莫利随即答应可以帮助我与霍尔之间进行沟通（这也是因为他是霍尔病重期间少数还能与之相见的人之一），并与我一起促成此事。莫利归后不久即与霍尔取得了联系，根据霍尔的意见，还是先让我选出一个约两卷本的篇目，然后由霍尔与莫利二人最终裁定可否。现在看来，霍尔这样的想法有其自身的道理，毕竟我们对之的阅读范围是有限的，也只有他自己才真正能够判断哪些篇目最能代表他作品的“精髓”，并通过怎样的排列去形成一包容各时期思想的较为完整的序目。由于霍尔的身体处在时好时坏中，很不稳定，因而一直拖延至2013年冬，莫利才来信告知已有一个初步确定的目录。差不多时间，我也接到了下年6月出席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5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心想可以借此当面与霍尔最后敲定一些细节。但不幸的是2月即传来霍尔别世的噩耗，以至于在夏天前往英国时，我们只能在伯明翰大学会场的屏幕上面对带着幽默与坚毅笑容的斯图亚特·霍尔先生。事既如此，随后的一些未尽事宜则只能由莫利帮助完成，如主题的编排、一些原稿的拾遗与复印等。最后，也有赖莫利与霍尔的遗孀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的数次沟通，才由凯瑟琳签署下各篇文章的转让版权。

追缅霍尔的经历，从1957年为其在牛津大学创办的《大学与左派评论》撰写的首篇社论（Editorial）开始，他便以一种高亢的精神状态跻身当代思想论争与自身思想构造的伍列。据不完整统计，仅为其发表的大小文章就达300篇以上（含若干重复的），这还不包括100多篇演讲与访谈稿件，以及独著、合著的书稿。就这批文稿所表现出的思维或思想特征看，霍尔的身上又明显地重叠为三重角色，即学者、理论家、政治家，这也使其与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学术巨擘不太一样。将之视为学者，这是因为作为一名教授，他的大部分写作是在学界共认的规范与规则指引下完成的，同时也有意识地试图以比前辈更为严谨的方式来处理学理性的问题。为此，他也曾在几篇论文中，如在《科学的腹地：意识形态与“社会知识学”》中，细致地梳理了自19世纪初以来至今的知识学传统，期望在爬梳各种偏颇之论的基础上确立起文化研究自身的一套为学路径。将之视为理论家，是因为他的学问绝不是匍匐在实证主义的地面上展开的，而是或本身便是对理论史的研治与辨析，或是以一种逐步建构中的理论去洞悉与照亮对象。从一个确定的角度看，这也与其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在文化研究引路人位置上的明确意识有关，因而，需要不断地在理论上披荆斩棘，并在思想上首先占据一个制高点。作为一名政治家，则大致可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广义政治或泛政治的角度，这种视野的采纳，使他在从事学术与理论的基本研究时，往往会将之与一种超乎其外或深潜其下的其他具有塑形性的社会力量始终勾连在一起，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般会将貌似学院式的文化研究称为一种“文化政治”。其次是狭义政治的视角，这当然不一定为大多数的文化研究学者所备有，但是以霍尔而言，却始终未能摆脱与之的干系，溯其由来，这当然会与其最初即作为英国“新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有渊源关系的，其后，例如在与“撒切尔主义”，甚至新近的政治领袖如布莱尔、卡梅伦的话语较量中，他也主要是在狭义政治的范畴上与对方展开论争的，以至于我们也可将他视为“后—新左派”的一位主要代言人。关于后面一点，即对狭义政治的一贯热衷，我想也是可以从他对一直以来所敬仰的偶像即马克思所述的“实践”概念中寻得根据的（这一表述也会常出现在他的论述中），为此而使之最终有别于那些膜拜学术自立，将自己限定在一个分工明确的学术界域之内，或自诩能通过改造知识去改造世界的准学院式知识分子。在此，也有必要将以知识去言说政治与以政治去言说政治做一类别上的适当切分，由此来界分泛义政治与狭义政治之间的区别。当然，在霍尔那里，狭义政治与广义政治之间也未必就如想象中那样会存在一道犁然可判的分界，而是常常也会借助某种介质暗通款曲，或策略性地粘连在一起。总体来看，尽管各种界分是可以辨认出来的，但不同角色或不同思考路径之间仍然会以某种方式相互交切，穿越到对方的辖域中，这或许也是“后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吧。细心的学者，想必是可以在霍尔的著述中察知上面所述的这些征象的。

如依据斯金纳等人的提法并加以类推，同时又不是局限在一些分类话题的讨论中，而是从总体的框架设定上看，大致可以将霍尔的学说归入“宏大理论”的范畴，即是将历史与社会的“整体”构成作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既由于重读马克思，也由于深入地接触西马、葛兰西、阿尔都塞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等，使霍尔在一个时期中极为热衷与这些学说的积极对话，甚至企图在此基础上构制出一套新的解释方案，并且在此后，他也一直未放弃用这一坐系或路径来运演其他的话题。正如我们所知，在50年代之后，毕竟整个西方理论都已始传递出大量转型的信息，由此而使既往的各种“整体主义”“基础主义”都陷入背腹受敌、难以为继的窘境，因此，霍尔所着迷的这套“宏大理论”，也会显示出与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经描述的两种范型即“抽象理论”（形而上学）与“规范理论”（模式化理论）的巨大不同。撮其要点言之，首先，在霍尔看来，由于整体的各层次（包括各种亚层次）在事实的状况下均不是以必然率或决定论的方式，而是以“多重决定”或“接合”（articulation）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特定的“情境”（conjunctions）不单在对各层次关系的解释中是重要的，而且也会对普遍主义的种种设定提出尖锐的挑战。是情境而非完美、自洽的逻辑规定了理论适用性。尽管在当时的其他学科领域中也才出现了对普遍性理论的质疑（如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库恩等），及试图建立各自的替代性模式，然而，由霍尔突出强调的这一解释方案无疑是非常有特色的，同时也对后来的学术进程起到更为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次，在霍尔对人类学等的反思中可以看到另一条思路，即其赞同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某种文化或观念体系都首先是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的，而分类并非是与自然的秩序相对应的，而是对诸要素进行“编排”（arrangement）的结果，因此，不同的编排方式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与概念体系。这个原则也可以推之于对二级化的理论模式的考察，就此而言，我们也就很难对一种可以承诺为普遍或客观“真理”的认知模式作出担保。这个“编排”的概念，其实也可以在霍尔对媒介与“文本”等的讨论中发现，差不多等于其所述的“编码”（encoding），两者用词有别，但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却享有共同的指意。而既然有编码的行为，也就相应地会有“解码”（decoding）的行为，如果后者是可以被充分论证的，那么很自然地就将我们对意义的分析从生产的环节引到了解读的环节，并意味着会进入一个“积极受众论”或“解构主义的文化研究”时刻，进一步将文本的闭合性或整体主义驱逐到视线可及之外。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霍尔会走向零打碎敲的实证主义，或德里达式的无穷解构与“播撒”。以霍尔之见，分类，或将不同的要素“聚结”（condense, cohere）在一起，以形成某种组合，即尾随“解构”而至的“重构”（reconstruction）仍然是有必要的，以便我们能有效的思考，而不是走向貌似中立与“科学”的实证主义（当然在霍尔看来，在人文学科领域中的这个貌似科学的实证主义也是选择的结果），或者解构主义“无穷滑动”的命定性“原则”。这如同在社会及其斗争的领域中不仅仍然存在着主导方面的带有目的性的“整合”（如“共识”等），也存在着并需要有边缘力量的“结盟”一样，这些都不可能是完全弥散无方的，为此而可将文化研究的主张与原子式个人主义、“原教旨无政府主义”，以及“激进主义的差异论”（如福柯）等区别开来。那么又是由什么原则规定了、决定了这种组合、聚合或“临时性的结盟”呢？原因可能是内部的，例如历史所留下的连续性印记、踪迹、阴影等，也可能是源自外部的，就后面一点而言，也就需要我们经常地跳出文本的“逻辑”，回到对外部“情境”的探察，既然如此，我们也应当更多地去关注“使用”（uses）这一概念。借此，我们也又一次见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遭遇。

对霍尔的“理解”，始终离不开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似乎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也是投在霍尔前进之路上的一个最为巨大的背影，有多条思想明线或暗线都可以将霍尔引向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霍尔对马克思本人的崇敬是真诚的，这点甚至表现在即便是出现明显相左的意见时，霍尔也不会轻易地口出背言，而是仍然会为马克思做巧妙的辩解。我想如果有人在这一问题上追问霍尔是否会有一个元立场（proto position），想必他会自诩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顺便插一句，他在为自己考虑身后归属的时候，也选择了葬在马克思墓的周边）。但他又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也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甚至不是对之的“改头换面”，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的，这也与时空的转移及话题的变化等相关。然而就差异而言，最为明显的一点，恐怕就是在其对“文化”的突出强调以及在将“文化”置于整体社会与历史的间架中时所做的“另类”解释。

从霍尔对西方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思想所做的勾勒中，我们大致能推知，对“文化”的重视也与整个欧洲的观念主义传统有关，如当时许多一流的思想大家几乎多是沿着“人文学科”（如德国的Geisteswissenschaft）的路径走下来的，在英国则主要是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名义厕身其间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有其历史与社会的必然性，由此而以其“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极大地冲击，甚至是压倒了以“观念”（ideas）为理论核心的人文主义学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风起云涌的“革命”目标密切相关。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始，随着社会形态与构式的巨大变化，欧洲已经从一个“革命”的时代转入“协商”的时代，这种社会所发生的转型，自然也会导致思想界理论目标的转换与改变。文化研究早期的“三大家”（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即敏锐地嗅觉到了这一信息，并始而从“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解释社会的困境与矛盾。其实，如果做细致的观察，其后各家对文化意义的界认还是不太一致的，总体来看也是比较含糊的，文化的概念似乎可包容诸如产品、文献、信息、传媒、表象、书写、语言、观念、意识形态，甚至生活方式（form），以及各种教育与宗教机制等内容。但不管怎样，在文化研究看来，对“文化”观察的重要性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等的维度，成为这个已然形成或设定的新的社会构架中的“意义竞争”的主战场，这也是为什么可以将这一随后出现的学术与思想流脉称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缘由。霍尔虽然与“三大家”同时登上这一历史的舞台，但他也是这一“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受益者，最后，则又成了这一文化转向的最为雄辩的代言人。当然，这种转向决不是返回到已溃不成体的19世纪的以“观念”为核心的旧辙上，而是沿着马克思业已开辟的路径继续前行，从“社会”的层面上而不是主要在“观念”的层面上来重新界定“文化”的内涵，进而调整步履，创建新说。在此，我们大致已可察知，霍尔的论述会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怎样的区别。

这种区别当然还是首先体现在各自对“基础要素”的确认上，即马克思是将经济看作整个社会形构中最为基础的分析要素，而霍尔等则将文化视作对当代社会进行整体分析的最为重要的入口。两者虽然均未离弃对其他维度（霍尔称为“分区”）的密切思考，并将各自的中心主题牢牢地与政治考量捆绑在一起（这是因为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政治建构的基础，而且他们也都希望将自己的目标最后定位在政治解决的方向上），但是其间的差异也必然是明显的，这可以从我们一般会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称为“政治经济学”，而将文化研究称为一种“文化政治学”中见出。与这一基本设论有关，两者的歧出也会延伸到对其他分域问题的解释上，例如在后马克思主义阶段中，霍尔对“身份”理论所做的阐述，便不是依据马克思早先的判定，主要以经济上所居的位置为基点，用“阶级”概念来界定社会成员的身份归属，而是偏向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同时结合其所述的各层次是依据特定“情境”而“接合”起来的理论观点，以为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或每一个人的身份，更主要的是依据文化上的差异，以多元叠加与复合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既然单一的并具有“超强规定性”的支配性逻辑已不再灵验，不复生效，那么在当今时代，身份或“主体位置”的塑形也必然是依多元决定的方式呈现的，并会在诸要素的随机性重组中发生位移的，等等。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思考，霍尔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还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史上最为值得尊敬的学说，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担保他的理论可用以解决所有时代的所有问题，或将自己的学说演化为一种普世性适用的宗教，恰如其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表明的——霍尔的名言是：“不做担保的马克思”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与之同时，对马克思的另类解释，在霍尔看来，决不是要试图去放弃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未曾阐明或留下空白的地方去重新着色，使这一学说能趋于完善，如借用阿尔都塞的另一句名言来表示这一想法的话：就是“为了马克思”（for Marx）。为了马克思在新的时代依然有效，就有必要创造性地重新解读马克思，在新的语境中再次激活马克思留下的那份遗产。

将“文化”从经济决定论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可看作20世纪后半期国际学术场域中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以“文化”为核心的论述不仅在文化研究内部，也在狭义的文化研究外部如所谓的新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人类学（“写文化”）、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潮流中得到积极的回响，甚至像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论也无可置疑的是建立在这一设论基础上的——这些似乎已不需要在此做更为详细的例说了。“文化转型”始于早期“三大家”，但是以反观的视角看，“三大家”在处理“文化”这一主题时，还是比较粗糙的，并偏于对“经验”的执定，这使得他们在认知论上会陷入“反映论”（对应论）或主客辩证反映论的思维中，无法真正超越整个哲学传统的框架。但是在霍尔看来，文化与自然、文化与现实、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简单对应或可互为“镜像”式的关系，而是首先在两者之间即存在着大小不同的“裂隙”，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将两者能够关联起来是因为其间有一个调节性的“中介”（mediator）。有了这个中介，我们思考文化与自然、文化与现实或文化与社会之关系的路径，就会从表象是什么转入表象是怎样被编排、移用、建构的等。从广义上看，这个中介也可以称为“语言”，稍微收缩一些，可以称为“表意”（significance）或“表征” （representation），再收缩一些，则也可称为“意识形态”，几个概念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持续递降的关系。霍尔对这个中介有大量富有睿智的论述，其中也汲用了语义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例如主要从语义学中汲用了“语言”“表意”的概念，从巴特与德里达等处汲用了“表征”的概念，从阿尔都塞等处汲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等等。在霍尔看来，这一中介既在文化之内又在文化之外，既在社会之外又在社会之内，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如何定义“文化”与“社会”的。总体来看，在一条选定的垂沿线上，如果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始点，并用文化研究加以衔接的话，那么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两重过渡，即先是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文化政治学，从而使理论关注的重心出现偏移；然后是从前期“三大家”直呈式的经验主义模式转向对“中介”的关注。如果对这一曲线的描绘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文化研究至霍尔处已被推入一个新的地界。当然，这一三段论式的拟说还是相当简单化的，对这一理论进程的更为具体一些的考察，也还是需要顾及每一转型之间实际存在的其他各种思想导源，如在第一次转型间出现的以泰勒、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人类文化学范型与韦伯、涂尔干等为代表的社会学范型，而霍尔的第二次转型所接受的影响源就更为杂多了（在这有限的篇幅中是难以列举的），它们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递送到霍尔那里，以不同的侧重缠绕在霍尔的理论“体系”上，并为霍尔那些综合性的分析所融会。当然，对于霍尔来说，所有的影响源也同时会带有某种巨大的压迫性，以至于使我们的理论跋涉事实上会成为一条铺满鲜花的荆棘之路，因此，在各种“必要的综合”（necessary synthesis）与“必要的绕道” （necessary detour）之后，更为需要的是备有一种“突围”的意识。霍尔曾经为此而说过的一句话，对于了解其这方面的想法或有提示性的意义，即：“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不得不竭力击退的理论，而不是你可以非常流畅地言说的理论。”

当然，以“体系”一词来指称霍尔的思想，也会带来不少的尴尬，至少，我想霍尔是不会乐意接受这样一种陈述的。从霍尔自己对整个文化研究工程的各种论述中，他也一直拒绝对这一学派做闭合式的理解。大约“体系”的潜台词就是“模式”或是“终结”，因此，思想如果还能继续“存活着”，就需要不断地让自己处在“十字路口”，以至于将“与天使们的搏斗”转向与自己搏斗。霍尔也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实践去证明这点，即不断地依据场景的变化去转换话题，并在此过程中重新组织他所遇到的各种概念要素，以便借此而擘画出新的理论图景。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多种研究霍尔的著述都会提到，似乎没有必要在此赘述，但至少可以将之看作霍尔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之相关，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其所选择的言述方式，也可以转换为这样的问题，即在告别形而上学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规范主义理论之后，我们应当如何更为有效地去思考与表述那些“宏大”的议题？从总体上看，不同的理论家所选择的路径是有明显差异的，以霍尔而言，也根据我个人的阅读体会，他在更多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是一种“辩说”的方式（尤其表现在其后期），而其正面的设论也差不多是在各种辩说中完成的，因此，不像形而上学或规范理论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一个自我圆成的理论框架，从一个固定的中心整齐地演绎出一些因果律的分叉，而是“在辨析中前进”，由此将自己的叙述呈示为一个不停地解构与建构过程。此外，正如上面已述的那样，这又不同于那种为解构主义所期待的，可以做无限解体、没有定向的增长与扩量，而是依然会有必要的聚结，设定出必要的“标界”（stakes），尽管这种聚结仍然是由多样性而构成的，并会沿着某种有所限定的逃逸线逐步向前移动的。

为节省篇幅，对霍尔的尝试性解读只能于此暂时告一段落。这当然远不是一个完整的解读，也未必是一个精确的解读，尤其是那些霍尔所经历的多场话语事件及其中所包含的有益启示，更是无法在有限的篇章中一一细述。总体来看，我也只是对其理论的“出发点”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刻绘，未及由之扩展出的具体“脚本”（scenario）。有兴趣的学者或可以借助这一选本来了解更多，并发现一个立体与多面的，也是更为精彩的斯图亚特·霍尔。需要有所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已然将霍尔描绘成这一文化研究谱系中的一位最为强悍的理论制作者，但仍然无法用他的思想去替代或替说其他学者的研究。既然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在其行进线索中预埋下了诸多的不确定，那么在其有所约定的“形制”（formation）中也必然会衍生为多种不同的“规划”（project），因此还是需要去分门别类地对待与处理的。

此外，如从超越的眼光看，霍尔的理论工程中也自然会存在一些易从其他的角度攻陷的“软肋”。同样就其要点而言，譬如在其凸显“文化”特有的含义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整个社会形构中政治经济学要素的相对忽视。那个“在最后时刻的决定性”虽然被保留下来了，但就其整个论述架构看，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虚化与弱化了。关于这点，后来与之论辩的许多学者都曾反复予以指出过。尽管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曾有所辩解，并主要将之视为由时代转型引起的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但就我看来，似乎也可将之看作一种言说策略，以便借此而能更为充分地凸显其理论的聚光点，并进而开辟出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向。当然，问题从来就是复杂的，因此，经济被“接合”到文化与政治上去所体现出的强大的构建力量，自然也是很难以“文化”为核心的理念所能借替性地去解答的。尤其是在21世纪开始的全球性社会变动中，当“民族国家”与“科技主义”两大议题为经济的驱力所重塑，并在文化研究尚未清理干净的种种问题背景上日益凸显出来，以未曾料及的方式再次冲击社会的组织与形构，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与观念之时，如何思考文化/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也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式（problematic），并对霍尔既有的理论布局带来新的、有力的挑战。毫无疑问，这也是在阅读霍尔时需要备有的意识，只有这样，重读霍尔才会变得更有意思，激发出更多的兴致。在这样的时刻，想必那只尚未耗尽精力的“老鼹鼠”也还会继续在社会的肠道中穿梭，并在另一个洞口与我们对目相视。

如最初已经交代的，目前我们见到的这个选目最终是由霍尔与莫利确认的，为什么在有限的容纳空间中挑选出这些篇章而未辑入其他的一些篇章，当有霍尔自己的考虑，其代表性也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受到辑本预设规模的限制，有些在我们看来还是比较重要的篇章依然还是割爱舍弃了，有些原载于合集中的杰出篇章，尽管也十分重要，从完整性的角度看也应纳入本集之中，但由于已有较好的中文译本（如载入《控制危机》《仪式的抵抗》与《表征》中的论文），考虑到最好还是不宜重复，也未再选择重译。这些论文有3—4篇，读者如欲更为全面地了解霍尔的思想，可参考提到的那几个译本。

为了确保霍尔文集的翻译是真正“专业”的，本书的译者也均是从国内同领域的学者中精选与特邀的。像孟登迎、和磊与胡疆锋，长期以来即从事英国文化研究，并有数种自己的专著与译著出版，在中国文化研究界已享有广泛的声誉。借此机会，我想对他们的“友情加盟”表示真诚的感谢。另如张道建、王行坤、张文瑜、丁珂文，则属相对年轻一些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们博士毕业的时间虽然有早晚之别，但都是早年英语专业出身，然后在博士期间以文化研究为专攻方向的，也多在近期出版过文化研究领域的专著、译著，或发表过这一领域的论文或译文等。有了这些中坚力量的保证，想必我们的译本是应当可以让读者放心的。

戴维·莫利作为本书的共同主编，从正式起事到翻译阶段，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出了巨大的关切。至今我还保存着与他的大量通信，本来早已约定有序，但去年才得知他患了一种手部麻痹症，无法在电脑上打字，因此只能作罢，从而也给本书的善终留下了一节遗憾。但我会记住他给予的友情，也希望他尽早恢复到原来那种志气昂扬的状态中。

最后，需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惠敏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刘志兵先生。在这部译著的成形过程中，他们不仅无私地奉献了各种筹划上的指点，也热心地提供了出版上的积极支持。在一个多人参与的工事中，每一个印记都将是十分宝贵的。

黄卓越

2018年3月1日于北京西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