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情境与案例

金融的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从而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导致霸权的衰落，这一过程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答案在于国际政经结构之间的联动，即金融结构作用于安全结构、生产结构，然后进一步作用于霸权的资源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金融在同霸权互动时途径更为多元，不再局限于战争融资，还为生产技术、非传统安全融资。

（一）金融与国内资源性权力

在国内层面，金融结构在国家逻辑或市场逻辑驱动下同其他结构的联动存在以下四种情境：（1）f-s-S（金融—国家安全—国家逻辑）;（2）f-s-M（金融—国家安全—市场逻辑）;（3）f-p-S（金融—国内生产—国家逻辑）;（4）f-p-M（金融—国内生产—市场逻辑）。（见图1-1）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预期金融在四种情境下对霸权的不同影响：“f-s-S”指金融遵从国家逻辑在安全领域帮助国家政府进行战争融资，助力霸权护持。“f-s-M”指金融在市场逻辑指导下给敌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借款，破坏霸权护持。不过，以上两种传统情境在现代社会并不显著。而在另外两种情境中，“f-p-S”指金融在国家逻辑驱动下进入生产部门、产生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从而充实霸权国权力资源。“f-p-M”指金融遵从市场逻辑配置生产资源，但不关心国内分配问题，因而在霸权国内部滋生经济社会问题，进而消耗霸权国权力资源。本节着重阐释“f-p-S”情境与“f-p-M”情境，即金融遵从国家逻辑或市场逻辑同国内生产之间的联动。

1.“美洲金银现象”再现

“f-p-S”与“f-p-M”这对情境的典型案例是“美洲金银现象”：美洲金银涌入欧洲后，相比于有些国家借之实现经济腾飞，另一些国家未能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反而招致严重的经济困境。美洲金银导致的两种结局分别对应“f-p-S”情境和“f-p-M”情境。后一种情境如今又在美国经济结构的金融化趋势中显现。经济金融化堪称现代版的“美洲金银现象”，即金融资本在市场逻辑驱动下逐利、进入非生产部门。案例间的对比表明，如果对金融资本管控不力，不仅无法实现权力资源持续积累，还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能否持续积累权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的经济组织，再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权力资源。经济组织的重要职能是保护、配置和管理核心经济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金融资本。对有效经济组织的追求催生了产权制度。一方面，要依照市场逻辑对私人资本进行规范和保护；另一方面，要依照国家逻辑对民间资本进行配置和管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Thomas）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要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有效平衡、基于强大产权制度的有组织生产，而当生产组织效率低下、无法有效获取经济资源、导致增长疲软时，国家可能因此衰落。大航海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16]国家只有有效平衡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有效地引导、约束和利用民间资本，才能实现持续性积累权力资源。当国家缺少主动权去平衡两者，就很难对金融力量进行监管，更难以将其转化为权力资源。

美洲的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后，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面对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有些欧洲国家借之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有些国家没有。在前一种情况中，美洲金银在流入国转化为生产力，产生可持续积累权力资源的能力，而在后一种情况中，美洲金银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没有为流入国积累权力资源，甚至破坏了当地经济的稳定。外来货币由于没有转化为经济生产力，反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严重破坏。[17]造成两种情况之间差异如此悬殊的关键在于金银是否被投入生产部门，是否被用于提升生产力。

如今，金融不能服务于生产力的“美洲金银现象”以经济金融化的新面目再次出现：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等金融业部门在GDP中占比不断攀升。如图1-2所示，1973—2017年的美国 GDP中，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大幅上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则大幅下降。[18]美国愈演愈烈的经济金融化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美洲金银现象”：在市场逻辑驱动下，资本偏好快钱和热钱，不断涌入非生产部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将这种资本流动趋势概括为霸权国的生命周期，即一国经济重心从贸易向工业再向金融部门转移，资金从生产部门逸入金融部门。[19]其原因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的，资本部门的收益率更高。[20]

图1-3显示，美国金融业过去四十余年的强势发展对制造业产生了显著的“挤压效应”。金融资产占国家总资产的比重升至70%，非金融企业资产占国家总资产的比重从40%以上大幅跌至25%左右。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在其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几乎与金融资产在国家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呈同步增长之势，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不足30%一路升至2017年的逾50%。因此，经济金融化不仅存在于美国经济结构的产业分布中，也显见于各行各业。该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本应被投入生产部门的资金被放在金融市场中逐利，而无法有效回流至生产部门。如果缺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任由资本套利而非投入生产领域，就会像历史上西班牙使用美洲金银的反面案例那样，不仅无法持续积累权力资源，还会恶化国家经济状况。

“美洲金银现象”的古今案例显示，霸权衰落不单纯源自崛起国的外部挑战，还同时源自内生性因素，即霸权国出于自身原因无法有效积累资源性权力。而且，由于资源性权力是霸权的基础、是生成联系性权力进而汇聚结构性权力的根基，所以霸权国在国内积累权力资源的能力下降，还意味着其难以在国际上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导致其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

2.经济金融化对美国霸权的消耗

本节将进一步展示“f-p-M”对霸权的影响。金融力量倒向市场逻辑会产生一系列消耗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的效应：经济金融化使资本更少进入生产部门，挤压普通民众在生产部门的就业，推高社会失业率；金融力量在市场逻辑驱动下把逐利置于首位，把平复经济社会矛盾置于次位，加剧社会不平等，动摇国内政局；国家政府为避免金融资本外流，反而会间接向普通工人转嫁税负，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金融化进程。金融行业大幅扩张对经济社会整体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导致劳资关系进一步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其一，形成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主流意识形态（shareholder value），企业的头等要务是通过裁员、股票回购等各种手段抬高股价，迎合股票持有者的利益诉求。于是，工人本应作为企业最为天然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却被进一步置于随时可以牺牲的边缘地位[21]；其二，推动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各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公司越发依靠金融活动而非传统业务创收，对传统业务的投资随之减少。于是，资方对生产性活动的倚重减弱，工人的议价能力也相应遭到贬抑。[22]这种经济环境使得工人们的境遇很难取得实质性改进。

金融业对制造业的“挤压”最终会落脚到对制造业人口的就业挤压，在霸权国内部积累矛盾。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等生产部门的产值不断下降，它们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也会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在弱监管条件下无休止套利，同其他生产部门的盈利差距不断拉大，进一步扩大了资本部门相比生产部门的从业人员贫富差距。如图1-4所示，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从1998年的近14%持续降至2017年的8%，高端服务业从业人数所占比重则稳步上升（这其中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据了大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人口降速远超金融服务业人口升速，说明从制造业失业的普通工人难以顺利转入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的学历门槛和专业门槛更高，传统制造业工人普遍面临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被就业市场淘汰的困境。这造成美国社会近年来失业率走高和贫富差距拉大，并进一步危及经济社会稳定、冲击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

市场逻辑追求超级全球化是以国内政治代表性为代价的，金融资本的国内政治代言人维护的是金融套利最大化而非其他，这也是近几年霸权国国内民粹主义抬头的重要经济政治根源。“超级全球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矛盾。追求超级全球化就必须削弱国内政治势力，没有这么多代表社会各界的团体，技术官员也就不用那么顾及民意要求了。”[24]当逐利的超级全球化同强调代表性的国内政治之间发生矛盾时，金融资本及其政治代言人们由于受到“绝对的致富欲”[25]支配而重视维护前者。不过，这样的选择长期来看并非没有代价：“高估了超级全球化的好处，低估了国内政治势力的力量。”[26]长此以往，支持超级全球化的金融派终于遭到美国社会反弹，反对自由化、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抬头，大批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全球化“失意者”受此吸引，塑造了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并推行民粹风格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个过程展现了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矛盾——对逐利的市场逻辑的偏重将使霸权国政府丧失本国大众的支持，从而消解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

此外，国家政府为避免资金外流，还会将金融资本的税负部分转给普通工人。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应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需要和偏好，但是企业和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迁移，就限制了国家这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是可以迁移的，这就给企业税率造成了下行压力，将资本应付的税赋负担转嫁到工人身上，因为他们的迁移不是那么容易。”[27]制度本应是用来约束市场力量的，但在现实情境中，制度失效也让市场力量失控，冲击经济社会稳定，进而消耗霸权。资本越是积累，它拥有的这种破坏性力量就越强大。按照国家逻辑，任何类型国家的政府要想维护政治安全、维持秩序稳定，都需要在国内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以缓和经济社会矛盾。然而，这种考虑在金融的市场逻辑中居于次要位置。当霸权国政府无法掌控金融力量甚至被金融力量所俘获时，就会导致社会资源不断流出生产部门，加之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持续不力，美国国内的不平等程度步步加深。

3.新冠疫情下的金融力量

“f-p-M”这一情境所展示的霸权消耗过程会在霸权国遭遇危机时进一步凸显：受市场逻辑驱使，金融力量会绑架政府来优先保障金融资本的利益，并将危机向民众转嫁，从而阻碍政府充分发挥公共职能，有效实施危机救助，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进一步累积，从而加速消耗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新冠疫情暴发后，面对卫生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双重危机，美国政府的政策就展现了金融力量在市场逻辑主导下是如何消耗霸权的。

美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对金融资本倾斜，导致国内社会矛盾加速累积。在美股市场陷入熔断危机后，美联储推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救市。相比于历史上的同类政策，美联储在本次疫情中采用的宽松货币政策将给美国社会带来更多副作用。而在美国资本市场遭遇危机的同时，美国社会还因为疫情的冲击出现了更严重的生计危机。但与美国政府不惜一切的救市力度相比，救实业、救民众的再分配政策却暴露出资金有限、效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一方面，美联储推行的零利率和“无上限”量宽政策使资本利益膨胀。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资金向金融机构和高收入人群聚集并推高资产价格。虽然得益于金融系统中新注入的流动性，美国股市从2020年3月的暴跌中迅速恢复，但是，由于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持有全国52%的股票和共同基金，他们成为政府危机救助的最大赢家。与此同时，资产价格的推升并未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和就业市场，反而在不同群体间扩大了贫富差距。于是，美国经济愈发呈现为“K型复苏”（K-Shaped Recovery），即经济在经历危机之后其中一些部门回升而另一些部门加剧衰退，导致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大型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富裕人群与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28]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无法给实体经济和民计民生以足够的支持。比如，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4月3日开放岗位保留计划“薪酬保护项目（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面向中小企业提供349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4月27日又追加3210亿美元的贷款规模，旨在鼓励公司维持雇员工作及其工资水平。不过按照项目设计，该补助中有高达40%的部分可用于除支付工资之外的其他用途。这就激励那些本有能力维持就业的企业申领补助，而后把资金用于诸如金融投机等其他用途，从而挤压那些真正有裁员压力的企业所能得到的资金支持。而且，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依照“先到先得”原则，使强势企业能更早更多地争得补助。多项调查显示，救助资金无法流向真正有需要的地方，而是流向受疫情影响更小的发达地区和大型公司。[29]

在压倒性的市场逻辑的驱使下，霸权国的金融资本通过有力地操控政府政策来加大攫取社会资源，不仅在危机中避免利益受损，反而在危机中更便利地逐利。但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矛盾的累积也在加速消耗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不仅削弱了美国经济的恢复能力，更损害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从内部对美国霸权构成侵蚀。

综上，在霸权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市场驱动在金融领域占上风，金融的市场力量未被置于国家逻辑的霸权护持目标约束下，不但没有被用来积累权力资源，还会消耗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这也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天性和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性原因。因此，霸权衰落有其内生根源，即金融领域的国家逻辑之于市场逻辑处于劣势。

（二）国际金融与联系性权力

在国际层面，金融结构在国家逻辑或市场逻辑驱动下同其他结构的联动包括以下四种情境：（1）f-s-S（金融—系统性安全—国家逻辑）;（2）f-s-M（金融—系统性安全—市场逻辑）;（3）f-pS（金融—全球大生产—国家逻辑）;（4）f-p-M（金融—全球大生产—市场逻辑）（见图1-5）。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社会和国际场景中，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是系统性、非传统的安全，生产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预期金融在四种情境下对霸权的不同影响：“f-s-S”指金融力量在国家逻辑下得到有效监管，像金融危机这样的系统性安全风险得到有效防范，霸权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稳定；“f-s-M”指金融力量在市场逻辑指导下不关心霸权护持，导致金融危机爆发，霸权国因失利失信而丧失国际影响力；“f-p-S”指从国家逻辑出发，政府规范金融行为、配置生产资源，维持霸权国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维系霸权治下的国际等级秩序；与之相反，“f-p-M”指从市场逻辑出发，政府并未有效监管金融行为，金融在无限逐利的过程中部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原有格局，进而牵动国际等级秩序，减损霸权国在同他国的国际分工关系中的联系性权力。本节重点关注“f-s-M”情境与“f-p-M”情境，即金融力量遵从市场逻辑同系统性安全及全球大生产之间的联动。

1.价值链格局变动？

在国际层面上市场逻辑超越国家逻辑的前一种可能后果是霸权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位被颠覆。但研究发现，尽管新兴国家相对提升了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但美国的优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中美两国为例，大量资本流入中国没有抹除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差距。金融力量虽然遵循市场逻辑行事，却并未导致霸权衰落。

市场逻辑之下的金融结构—生产结构联动并未在国际层面明显地侵蚀霸权，这表现为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未明显改变。大量美资企业来华投资，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撑，客观上逐渐推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但与此同时，美国依然居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大量资本流入中国并未改变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比。虽然中国在对美出口“量”上领先，但美国仍然在对华出口“质”上占优，这得益于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美国虽然在数字上呈现对华贸易逆差，但依然占据贸易收益的大头。相关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均呈逐年增长，但中国的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30]中国商务部出台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两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呈互补关系。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31]

这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层面追求双重目标，既要追逐利益，又要护持霸权。长期盘踞美国政坛的金融派一方面欲借超级全球化最大化金融利益，另一方面也欲借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维护美国霸权。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意识形态上的欺骗性使其看起来是在淡化等级秩序，但本质上还是要维护等级秩序。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在这时是基本协调的：在全球价值链中保持高位、维持国际生产秩序的等级结构并不阻碍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资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时，依照市场原则在全球经济系统内配置资源，并不意味着放弃母国在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尽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对提升了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32]美国霸权的绝对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生产中的等级结构并没有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发生质变。得益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这种等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得以强化。金融力量不仅遵循了市场逻辑，也并未与国家逻辑产生严重冲突，因此导致霸权衰落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2.金融霸权失信

“f-s-M”情境下，资本逐利会动摇他国对霸权国主导下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霸权稳定的融资体系一直被滥用，表现为霸权国要求监管他国的金融状况，却不切实进行自我约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美元滥发、贬值会使各国对其丧失信心而诉诸更值得信赖的融资渠道，以多元货币而非单一美元为基础的IMF债券由此诞生。这标志着基于信任的霸权影响力开始下降。

市场逻辑之下的金融结构—安全结构联动在国际层面明显地侵蚀霸权。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机制是信誉。进入21世纪后，一系列多边制度成为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作为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达成的契约关系，多边制度的核心就是信誉。霸权国能否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关乎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这是其他国家对霸权国信任的来源，也是霸权国维持权力合法性的基础。[33]置信空间大则霸权的影响力大，置信空间小则霸权的影响力小。霸权国若想护持霸权，就要维护自身信誉，在金融领域中约束国际金融行为，确保国际金融系统稳定及其中各国的金融安全。然而，市场逻辑主导下的货币政治不一定相融于霸权护持的国家逻辑。[34]金融资本在市场逻辑驱使下可能逃脱政府约束，威胁各国金融安全，从而动摇霸权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秩序。

市场逻辑驱动下金融对霸权信誉的破坏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不受约束的金融资本未能受到必要的管制，四处“收割”各国财富并酝酿系统性金融危机，危机最终爆发殃及各国，霸权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后，市场逻辑继续压倒国家逻辑发挥作用，驱使霸权国政府滥用国际规则甚至国内规则向他国转嫁成本，进一步破坏霸权信誉。历史上，资本全球流动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同与之配套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起形成霸权稳定的基础，但这是在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达成微妙平衡时才得以实现的。资本无限逐利会打破这一平衡，动摇国际社会对霸权秩序的信心，消融霸权国经营的等级秩序。[35]

20世纪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诞生[36]是美元逐利的一个重要体现。虽然它最终促使国际金融市场的产生，但当时金融体系一度陷入混乱，乃至濒临崩溃。同样是在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拉美国家推进金融自由化。以阿根廷为例，美国金融力量借机大肆掠夺，破坏阿根廷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乃至危及全球金融系统稳定与安全。看似美国赚了便宜，实则增加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不满，同时减损了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信任。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追求金融全球化“使得撤销监管后的金融体系更为脆弱。它让银行、企业和政府大量增加短期借款，整个金融体系的借贷率大大增加。它也使得金融危机更容易在各国之间传播开来，因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困境很容易给另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带来问题”。[37]在此场景下，全球经济体系的安全维持变得更加艰难，与霸权国维持自身信誉和影响力的目标相悖。

此外，霸权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金融状况受到监管，却不切实进行自我约束。斯特兰奇曾批评美国没有扮演好中立的仲裁者和制度体系的运营者，而是表现为不负责任的霸主。[38]这个体系甚至被美国用来打压竞争者，例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打压贸易对手日本和西欧时，通过美元贬值消除对日和对欧的贸易赤字。但是，这种行为会使国际社会逐步丧失对美元的信心，不再愿意购买美国债券。

IMF债券就诞生于各国对美国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的群体性反思，也表明美国霸权在因失信而衰落的过程中，已经从面对少数国家时的联系性权力部分下滑，质变为面对国际社会时的结构性权力全面跌落。面对金融安全风险，各国考虑诉诸更值得信赖的融资渠道，产生了以多元货币而非单一美元为基础债券的动因。IMF债券是IMF向成员国政府及其央行发行的债券，始于2009年7月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多元货币的诉求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来自不负责任霸权国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认识到仅购买单一美元债具有极高的不可控风险。IMF债券经执行董事会批准，以特别提款权（SDR）标价和计息，最长期限可达5年。在SDR篮子中，美元不再是单一货币，非美元货币占总权重的一半以上，如此符合了各国将外汇资产多元化的诉求。这是IMF自成立后首次尝试发行债券，虽然在诸多方面仍然不够完善，发行量不大，也存在一定的不可控风险，但这种多元化债权国、融资渠道和外汇储备的发展趋势却非常明显。当然，美国依然在IMF的重大事项决策中拥有一票否决权，IMF债券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全球金融秩序和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各国也并未彻底摆脱美元独大的困扰。但是，它标志着美国不再是国际社会唯一主要的融资来源，基于信任的霸权影响力正逐步呈现下降趋势。

从影响力维度看，金融领域的失信直接导致霸权国在全球治理中影响力的衰落。美国未能有效地预警、控制和应对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历次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进一步削弱了“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自由放任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合法性”[39]。债股汇市本质上都是信用体系，“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40]，没有好的信誉就意味着丧失稳定性。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制度设计不善、资本不受约束、利益集团干扰、霸权国滥用制度等情况都是在消耗霸权信誉。随着霸权国逐步丧失国际信誉，其对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所能施加的影响力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