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丝绸之路”（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简称“丝路”）不仅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民俗和思想交流的文化大动脉，还是丝路沿线各国、各族人民传统文化的巨大载体，更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书写对象。20世纪以来，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的一些作家创作了以丝路文化为叙事核心的俄语小说。这些小说题材和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书写丝路发展历程、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发生在丝路上的故事，是对丝路历史和丝路文化的真实记录和深入思考，充分反映出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俄语文学对丝路文化的重视以及对丝路文学叙事的兴趣，这无疑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一问题的提出

广义而言，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横亘亚欧非各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其中，陆上丝绸之路由中国政府在公元前的西汉组织开辟，自中国西北渭水流域以及新疆境内向西而行，“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1]。在塔吉克斯坦作家哈穆达姆（А.Хамдам，1948—）和齐格林（Л.Чигрин，1942—2020）的小说《张骞的一生——伟大的丝绸之路》（Жизнь Чжан Цяня，или Велики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2002）的“序言”中，塔吉克斯坦历史学博士纳比耶夫（В.Набиев）详细描述了陆上丝路的走向，他写道：“透过千年历史的烟云，我们仿佛可以看见商队是如何从伟大的中国的长城出发，把中国古代的都城长安落在身后而最终到达了敦煌的。在这里伟大的丝绸之路分为两支：一支向南，越过塔克拉玛大沙漠，途经穆尔克莎车、巴尔克，最后到达传说中的马勒阜。另一支向北穿过喀什，途经阿斯帕尔、孔多、胡詹多、伊斯塔拉夫山那、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最终又像大河一样注入了马勒阜。在此之后两条分支合在一起一直延伸到巴格达和古罗马，穿越整个欧洲。”[2]可以看到，陆上丝路所经之地涉及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俄语国家。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中首次把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191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分别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发展了与这些地区以及欧洲各地（古海上丝路终点多止于阿拉伯国家，货物一般经由其转运至欧洲）的文化和贸易关系。

丝绸之路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交通系统”，它“不是一条简单的商贸通道，而是一个承载着国际间历史文化传习的网络”[3]，既促进了中国与上述各国和各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同时对这些国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庞大复杂的丝路网中，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对西方的影响最大”[4]。丝路文化成为“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几千年来，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以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都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陆上丝绸之路所经俄罗斯和中亚俄语国家的现当代文学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丝路历史和文化为核心的叙事作品，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因此下文论述中涉及的丝绸之路均指陆上丝绸之路。

（一）丝路文化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

丝绸之路无疑是多维度的，它兼具历史、地理和时代的独特内涵，“真正使世界主要文明、使东西方文化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丝绸之路”[6]，它跨越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逐渐成为亚欧非大陆之间的经济、文化、宗教交往的通衢。丝路文化就是这一地区的人民在民族往来、货物交流、思想接触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7]。这就意味着，丝路文化不是某一个民族创造的、某一个国家独有的，它“是沿丝路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文化的总和，是沿丝路不同国别和不同民族文化的总和……丝路文化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晶”[8]，因而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丝路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民族性、全球性的特质，它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9]。

中亚广义上指的是亚洲中部内陆地区，其概念最早由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于1843年提出，所包含的范围存在多种界定，本书取其狭义，即“指中央亚细亚西部的历史地理区域（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регион на запад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即苏联的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今位于独联体的中亚五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所在地区”[10]。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历来是东进西出和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古代的丝绸之路途经此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文化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故而与丝路文化关系密切。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33处丝路考古遗址、古建筑，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各有8处和3处，足见丝路对这些国家影响之深远。在这些国家境内，有很多遗迹昭示着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例如“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亚塔斯遗址带有中东建筑传统风格，是跨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明；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城则融合突厥、印度、粟特和中国文化，记录了那段辉煌的丝路岁月”[11]。

在公元8—10世纪，丝绸之路在俄罗斯境内主要沿里海北部海岸而行，途经黑海、北高加索、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流域，在古代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贸易的发展则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例如，如今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赫尔松涅斯露天博物馆便是建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城邦，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城市、北部黑海地区的大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中央广场得以在这里保存下来，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唯一的古希腊罗马风格的圆形剧场，可容纳3000名观众。俄罗斯境内古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主要贸易中心是顿河河口的泰内伊斯古城，建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其遗迹在俄罗斯最大的考古博物馆保护区内，位于罗斯托夫州涅德维戈夫卡村镇附近，其中保留着当时交易的一些器皿、武器、工具、服装和各种饰品。达吉斯坦的杰尔宾特是古丝绸之路上最古老、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位于里海和高加索山脉之间，也是战略要地、行走在丝路上的商人们的必经之地，途经此地必须纳税，因此得名杰尔宾特，意思是“狭窄、封闭的大门”。从杰尔宾特出发沿里海行进便进入现今的阿斯特拉罕州，这里如今仍能找到古丝绸之路时期的硬币等文物，金帐汗国（1240—1502）的首都拔都—萨莱就在该州同名首府阿斯特拉罕北面约105千米处，2017年阿斯特拉罕还举办了“伟大丝绸之路的美食传统”国际节。古城保加尔在10—12世纪为伏尔加河卡马河保加利亚首都，在今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经济中心、14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如今保加尔市仍可见到可汗宫殿的遗址，博物馆里保存着丝路贸易时期的硬币、武器和手工艺品等。通过伏尔加河地区之后，古丝路的北部分支穿过南哈萨克斯坦到达阿尔泰州，当地的游牧民族也与中国进行贸易，考古发现了一些丝绸织物；比斯克市自2014年以来定期举办名为“伟大的丝绸之路杯”的包饺子、吃饺子比赛，赛事组织者认为饺子是唯一将贸易之路沿线各民族联系起来的食物。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均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尤其在中东地区政治不稳、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联系面临危机时，凸显出其重要作用。丝绸之路的数条支线是保障欧亚地区商贸往来能在数个世纪持续不断的最重要因素。近现代时期，随着国际商路重心逐步转向海洋，丝绸之路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上述地区之间建立的文化经济联系仍在不断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直至今日，多民族和多宗教文化仍然是上述地域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亚五国也是丝路的重要路段，“连接中国与罗马的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正是处于这一地区不同族群的控制之下”[12]，其境内各种遗迹无声地诉说着丝路的历史。

哈萨克斯坦横跨亚欧大陆，丝路穿过其南部、中部和东部领土，是丝路从中国向西延伸的第一站。在中世纪，哈萨克斯坦境内有诸多重要的丝路沿线城镇，如咸海的古城、沙漠中的城址、楚河流域的政治和贸易中心，此后又涌现其他一些城市。阿拉木图在1997年以前曾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也是哈萨克斯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古代中国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如今阿拉木图仍然是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突厥斯坦是中亚最具价值的古城之一，古城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一座尚未完工的陵墓，埋葬着突厥族著名的贤人艾哈迈德·亚萨维（1093—1166），1396年帖木儿（1336—1405）下令开始修建这座陵墓，可未及陵墓竣工他就过世了。离突厥斯坦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城讹答剌，它曾是丝路上一座繁荣的城市，是8世纪时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特派使者带着中国商品来过此地。奇姆肯特曾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哈萨克斯坦州首府，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三大城市，从12世纪起便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要冲。除此之外，在4—13世纪丝路繁荣时期涌现出一些起重要作用的城镇，例如卡亚雷克、卡拉默根、塔尔加等，后来随着丝路的沉寂或战争的原因而没落。“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遗产点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共有8处，分别为科斯托比遗址、阿克托贝遗址、库兰遗址、开阿利克遗址、塔尔加尔遗址、奥尔内克遗址、阿克亚塔斯遗址、卡拉摩尔根遗址。这些遗址既表明丝路沿线不同国家文化和商业关系的存在，也说明它们在丝路以及该国的经济乃至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吉尔吉斯斯坦是丝绸之路中亚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并吸收东西方文化成就得以发展。几千年来，丝绸之路的线路一直在不断变化，但贯穿吉尔吉斯斯坦的丝路路线却始终保持不变。吉尔吉斯斯坦仿佛是这条古老商路的“山门守护者”，沿途出现富有的城市、贸易和手工业村镇，例如杜尚别和伊尔克什坦现所在地，以及奥什、伊斯法拉、乌兹根等均为古丝路沿线的重要城市。中世纪的吉尔吉斯斯坦是古代突厥人的文化中心之一，境内保留着许多与丝路文化相关的文化遗迹。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遗产点之一的布拉纳古城（巴拉沙衮城）遗址位于托克马克城，建于10世纪，是中世纪时期楚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之一、古丝路上重要的商贸中心。丝路遗产点之二的碎叶城又称阿克·贝希姆遗址，位于托克马克城，始建于5世纪，13世纪毁于蒙古西征。中国唐朝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在西域设此重镇，是中国历代以来在西部地区设防最远的边陲城市，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奥什市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早在8世纪这里就以丝路上丝绸生产和加工的中心闻名于世，位于奥什附近的苏莱曼圣山一直是中亚地区人们朝拜的圣地，山中两座16世纪重建的清真寺和许多史前洞穴壁画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此外，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也称为新城遗址）的宗教和民间建筑融合了多元文化特色，是见证丝路发展轨迹的重要遗存。

塔吉克斯坦位于崎岖复杂的高山地区，但在古代和中世纪一直起着联结各民族与文明的桥梁作用。经过塔吉克斯坦的丝路有多条线路：粟特路线从撒马尔罕到浩罕，经过彭吉肯特，再沿着瓦尔茨、乌拉秋别、苦盏、科尼博多姆和塔斯法拉一路到达费尔干纳山谷；哈喇特斤线路通过希萨尔和杜尚别把铁尔米兹与喀什（中国）连接起来；哈特隆州路线是哈喇特斤的南向分支，从杜尚别通往巴尔赫（阿富汗），再连接到丝绸之路的南部分支；帕米尔路线从巴尔赫（阿富汗）通往霍罗格（塔吉克斯坦），随后分支并入其他路线。丝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塔吉克城市包括彭吉肯特、乌拉秋别、苦盏、胡勒布克等，彭吉肯特等八处历史遗迹被提名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遗产名录。苦盏则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地处中国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上，城中还有中世纪的城堡及清真寺等古迹。国立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中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古代遗物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例如在胡勒布克考古中发现的珍贵文物等。胡勒布克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丝绸之路对东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纽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塔吉克斯坦历史学博士纳比耶夫指出：“在很早很早以前，塔吉克斯坦人民和中国人民就被丝之路这条文化和经济贸易的纽带紧紧地连在一起了。随着伟大的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与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联系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中国的手工制品很早就在中亚有盛誉，特别是从中国运来的各种陶瓷制品更是深受塔吉克斯坦人民的欢迎。我们相信，新的丝绸之路会更加拉近我们的距离，将会为发展我们两国人民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13]

乌兹别克斯坦是著名的丝路古国，古丝路在其境内直穿而过，因而历史上与中国联系较为悠久。乌兹别克斯坦13世纪被蒙古鞑靼人征服，14世纪中叶突厥人阿米尔·帖木儿建立以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庞大帝国，16—18世纪乌兹别克人建立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乌兹别克斯坦因古城撒马尔罕和塔什干而闻名，而这两个古城是古丝路的一部分。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过的大宛国，就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一带。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到处都是与丝路相关的古城，纳曼干、安集延、浩罕、塔什干、撒马尔罕、花剌子模、布哈拉、希瓦都是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所经过的地方。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是三大古都，均始建于中国春秋与战国交替的时期；布哈拉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有“中亚麦加”之称；希瓦至今仍保存着古建筑群的风貌，被称作独一无二的“历史活化石”。可以说，这些均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市见证了古丝路的繁荣和兴衰。

土库曼斯坦位于丝绸之路上，古丝路经此通往欧洲。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到过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古梅尔夫、乌尔根奇、尼萨等主要城市。梅尔夫是位于马雷州的一个古代绿洲城市，梅尔夫古城在撒马尔罕和巴格达之间，是古代丝路上的交通要道。在12—13世纪，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1220—1221年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攻破城池并拆毁城墙，该城从此结束了繁荣的历史，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土库曼斯坦素有“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之美誉，境内有阿什哈巴德、巴尔卡纳巴特、达沙古兹、土库曼纳巴德等重要城市。除了梅尔夫古城以外，昆亚乌尔根奇古迹、尼萨的帕提亚要塞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综上可见，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境内都有丝路穿越，古道所经之处，留下众多历史和文化遗迹，其中多个历史古迹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目录。毋庸置疑，古丝路在这些国家文明发展史上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经由丝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思想和知识、技术和发明、文化传统和宗教教义得以广泛传播。

古丝路在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发展史上的作用不容小觑，而在21世纪的今天，俄罗斯与上述中亚各国仍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条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上的重要国家。这就意味着，丝绸之路与各国在新时期发展外交、营造良好经济环境、构建经济新格局、保障国家安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发展文化艺术等多个维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一些国家逐渐意识到丝路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考察和探究。总的来说，俄语国家中最初对丝路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自19世纪中期开始俄罗斯多次派出探险队、考察队到中亚、中国西部、蒙古高原进行探险考察活动，考察的大部分地区正是“丝路”经过之地。与此相应，古丝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为俄罗斯文学界所关注，陆续出现了以丝路为描写对象和叙事核心的作品，进入20世纪后中亚各国也有相关作品问世，学术界逐步将这些作品纳入文学研究范围且已取得一些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认知以及文学文化关系的发展。基于多种因素可以预见，丝绸之路将一如既往地成为各国艺术和文学关注和描写的对象。

（二）俄罗斯与中亚各国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创作简况

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俄语文学对中亚、东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 [14]，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和诗人创作了一些相关的诗歌和小说，例如索洛维约夫（В.Соловьёв）的诗歌《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1894）、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的长篇小说《受洗的中国人》（Крещёный китаец，1927）、普拉东诺夫（А.Платонов）的《切文古尔镇》（Чевенгур，1928）和《江族人》（Джан，1935）等以中亚为题材的“东方小说”。此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越来越重视对丝绸之路的描写，20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多部以丝路历史文化为叙事核心的俄语文学作品。

俄罗斯的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创作始自20世纪30年代，形式主义理论家、小说家什克洛夫斯基（В.Б.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首先于30年代初创作了传记小说《马可·波罗》（Марко Поло，1931）。30年代末开始，作家瓦西里·扬（Василий Ян，1874—1954）陆续创作了历史小说《蒙古人入侵》（Нашествие монголов）三部曲，其中包括三部长篇小说，即《成吉思汗》（Чингисхан，1939）、《拔都汗》（Батый，1942）、《走向“最后的海洋”》（К “последнему”морю，1955）。70年代末，作家卡拉什尼科夫（И.Калашников，1931—1980）以成吉思汗的成长史、蒙古帝国创建史、西征史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严酷的年代》（Жестокий век，1978）。进入21世纪以来，丝路文化再次受到俄罗斯作家们的关注，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当中先后诞生了三部长篇小说，其中有加塔波夫（А.С.Гатапов，1965—）的长篇小说《铁木真》（Тэмуджин，2004）、沃尔科夫（С.Ю.Волков，1969—）的幻想三部曲《成吉思汗》（Чингисхан，2010）、涅恰耶夫（С.Ю.Нечаев，1957—）的历史传记小说《马可·波罗》（Марко Поло，2013）。从题材上看，俄罗斯的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有两类，一类是以蒙古帝国及其西征历史为题材，包括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和一部幻想小说；另外一类以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为题材，包括两部传记小说。

需要提及的是，除了上述小说作品以外，关注丝路文化的还有其他体裁的作品，例如东方学家阿赫梅特申（Н.Х.Ахметшин，1953—2008）的旅行记《丝绸之路的秘密》（Тайны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2002）、《广袤荒漠的秘密》（Тайны великой пустыни，2003）、《香巴拉的大门》（Врата Шамбалы，2012）；诗人维克多·斯利佩丘克（Виктор Слипенчук，1941—）的叙事诗《成吉思汗》（Чингисхан，2012）；等等。在诗集《伟大的丝绸之路》（Великий 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2010）中，收入了11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或者以丝路为主题，或者贯穿着丝路意象，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除了上述俄语文学作品以外，俄罗斯雅库特作家卢吉诺夫（Н.А.Лугинов，1948—）用雅库特语创作过与蒙古帝国历史相关的作品，例如三部曲《奉成吉思汗之命》（По велению Чингисхана，1998），目前已经有俄文译本。

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Ч.Айтматов，1928—2008）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关注过丝路文化，2012年其家人发现的一本名为《大地与长笛》（Земля и флейта）的小说手稿便与丝路文化有关，作家生前在俄罗斯并未出版这部小说。但是，据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阿博特尔达江·阿克马塔利耶夫（Абдылдажан Акматалиев）说，这部作品于1973—1974年在保加利亚的两本杂志上发表过，1976年以保加利亚语出版了两卷本。然而，这部小说并未最终完稿，因而不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此外，艾特玛托夫创作了中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的白云》（Облока Чингисхана，1990），讲述了成吉思汗西征路上发生的故事，是一部内容丰富、体裁独特的小说。

近十几年，随着中、塔两国外交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在新时期的发展，塔吉克斯坦作家也将目光投向丝路历史和文化，哈穆达姆与齐格林联合创作了历史小说《张骞的一生——伟大的丝绸之路》；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利莫夫（Р.К.Алимов，1953—）创作了将现实、历史和想象结合起来的童话体小说《沙尔沙尔赴北京历险记》（Шаршар покоряет Пекин，2007）。这两部小说体裁不同，小说中的人物却都是沿着丝路而行，作家记录和描写的就是他们踏上丝路的动因及其在丝路上的种种遭遇和经历。

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博罗金（С.П.Бородин，1902—1974）自50年代开始创作史诗性长篇历史小说《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Звёзды над Самаркандом），小说由三卷构成，第一卷为《瘸子帖木儿》（Хромой Тимур，1953—1954），第二卷为《行军篝火》（Костры похода，1958），第三卷为《闪电王巴耶塞特》（Молниеносный Баязет，1971），三部曲描写了14—15世纪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历史事件，塑造了核心人物帖木儿的形象。作家计划写第四卷《白马》（Белый конь），但是除个别章节外，小说未能完成。

在中亚五国中，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尚未见到描写丝路历史和文化的俄语小说。需要指出的是，哈萨克斯坦作家虽然没有用俄语进行相关创作，但是很多作家用哈萨克语创作了以丝路文化为叙事内容的小说。这些小说大多都有俄文译本，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作家多斯让诺夫（Д.Досжанов，1942—2013）的长篇小说《丝绸之路》（Шёлковый путь，1972）；谢尔盖耶夫（А.Сергеев）主编的小说集《商队黎明出发：哈萨克历史故事》（Караван выходит на рассвете：казахск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вести，1989）中收入的作品如下：多斯让诺夫的《奥特拉尔》（Отрар），斯卡克巴耶夫（М.Скакбаев）的《瘸子帖木儿的诗人》（Поэт хромого Тимура），凯基利巴耶夫（А.Кекильбаев）的《遗忘岁月的叙事诗》（Баллады забытых лет），马加乌因（М.Магауин）的《沙汉·谢尔》（Шахан-шер），阿利列库洛夫（Т.Алилекулов）的《灰鹰》（Серый ястреб），穆汉别特卡利耶夫（К.Муханбеткалиев）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关于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乌捷米索夫》（Заклятый враг：О казакском народном.герое М.Утемисове）等作品；阿季巴耶夫（Х.Адибаев，1924—2012）的历史小说《奥特拉尔的毁灭（成吉思汗最后的岁月）》[Гибель Отрар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Чингисхана），1997]；等等。哈萨克斯坦作家的上述小说，因用哈萨克语创作，不列入本书研究范围。

综而观之，上述以丝路为叙事核心的作品题材较为丰富，从内容上看，主要关注丝路发展史（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书写对象）、蒙古帝国的历史（即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在中亚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帖木儿及其帝国、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以及在丝路上发生的各类故事等。从体裁上看，其中既有小说，也有诗歌，还有文学传记和游记，但是小说所占比重较大，有历史小说、传记小说、幻想小说、惊险小说、童话体小说等多种类型。由此可见，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的俄语文学对丝路叙事保持着一定的兴趣，对丝路文化较为重视，本书则以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现当代描写丝绸之路的俄语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的丝路文化表征。从总体看来，丝路文化看似自成体系，却因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包罗万象而相对较为松散。有鉴于此，本书主要分析这些小说的体裁特征及其依托的历史文化语境，研究小说中与丝路历史相关的主题和人物形象、丝路文化意象、宗教文化和中国文化元素等，在此基础上解读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中蕴含的丝路精神，揭示丝路文化叙事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二国内外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研究现状

20世纪30年代以来，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作家都创作过以丝路文化为叙事核心的俄语小说，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将上述作品纳入研究范围，但是成果寥寥。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渐多，这无疑对中国与各国的相互认知以及文学文化关系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描写丝路历史的文学作品自20世纪中期受到重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60—70年代，主要研究瓦西里·扬的生平及其《蒙古人入侵》三部曲的主题和体裁特征，例如拉兹贡的著作《瓦·扬评传》（Разгон Л.Э.В.Ян：Критик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1969）、扬切韦茨基的著作《历史作家瓦·扬创作概述》[Янчевецкий М.В.Писатель-историк В.Ян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1977]侧重介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伊万诺娃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瓦西里·扬的历史小说体裁问题和创作》（Иванова Т.Н.Проблемы жан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Василия Яна，1979）、洛巴诺娃的专著《瓦西里·扬的历史小说》（Лобанова Т.К.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оманы Василия Яна，1979）研究了三部曲中的《成吉思汗》和《拔都汗》的主题和体裁特征；卡甘诺维奇的《20—40年代俄苏文学中的东方：某些民族文化关系问题》（Каганович С.Л. Восток в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20—40-х годов：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нацианальных культур，1979）则以瓦西里·扬、马尔科夫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为基础，侧重阐释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

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了瓦西里·扬以外，什克洛夫斯基和卡拉什尼科夫等作家也被纳入研究范围，研究视角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作品的体裁和风格特征，例如塔吉克斯坦文学副博士斯特留科娃的论文《当代塔吉克斯坦俄语文学的历史体裁（阿多·哈穆达姆和列奥尼特·齐格林的创作）》[Стрюкова В.Д.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жан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то Хамдама и Леонида Чигрина），2009]分析了两位作家的历史小说《张骞的一生——伟大的丝绸之路》的体裁和风格特征。第二，关注成吉思汗和马可·波罗等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例如伊马特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瓦西里·扬的小说〈成吉思汗〉与卡拉什尼科夫的小说〈严酷时代〉中历史人物的观念》（Имад К.Ш. Концеп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в романах “Чингиз-Хан” В.Яна и “Жестокий век” И. Калашникова，1995），让努扎科夫的论文《关于中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小说中草原游牧民族的描写》（Жанузаков М.Н.Изображение кочевников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розе 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中概括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总体特征，分析了成吉思汗的文学形象。波尔多诺娃的文章《历史主义的诠释：当代布里亚特文学中成吉思汗的艺术形象是民族意识发展的因素》（Болдонова И.С. Герменевтический историз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 Чингисхан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уря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ак фактор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2012）分析了成吉思汗的形象；曼科夫与拉特尼科夫合著的文集《伊戈尔·莫热伊科—基尔·布雷切夫：天才之界》（Манаков М.，Ратников К.Игорь Можейко-Кир Булычёв：грани таланта，2014）除了分析作家再现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关系的艺术手法以外，还诠释了作家叙事诗中的马可·波罗形象。第三，从词汇语义层面分析小说文本，例如萨尔米娜的文章《俄语作家中亚作品中教权主义词汇的使用》（Салмина М.А.Изпользование клерикальной лексики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писателей о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10），亚济佐娃的文章《瓦西里·扬的历史长篇小说〈成吉思汗〉中作为主要语义文本的语言文化述位》（Азизова З.Т.Базовые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емы как смысловые доминанты текст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омане Василия Яна《Чингисхан》，2015），叶戈杜洛娃和马尔科娃的文章《加塔波夫的俄语长篇小说〈铁木真〉中无等值词汇作为成吉思汗时代的反映》（Егодурова В.М.Маркова Т.Д. 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ая лексика как отражение Эпохи Чингисхана в русско язычном романе А.С.Гатапова “Тэмуджин”，2017），等等。

可以看出，国外学术界趋向于越来越重视俄语文学中丝路文化叙事的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外的研究仍停留在对个别作家或者个别作品的介绍和分析方面，研究视角仍有很大的局限性，成果不够丰富，未成体系，近20年来无相关专著出版。

（二）国内研究现状

1955年至今，中国国内陆续翻译并出版了一些丝路题材的俄语小说。苏联作家瓦西里·扬的《蒙古人入侵》三部曲均已翻译并出版，且译作有多个版本，如1955年劭循岱译《成吉思汗》，1983年乌恩奇译《拔都汗》，1985年陈弘法译三部曲，2014年李秀峰、卢浩文译三部曲。此外，2007年出版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利莫夫创作的《沙尔沙尔赴北京历险记》，2002年翻译并出版塔吉克斯坦作家哈穆达姆与齐格林合著的小说《张骞的一生——伟大的丝绸之路》，2016年翻译并出版什克洛夫斯基的小说《马可·波罗》。以此为基础，一些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丝路叙事文学作品展开研究。

最早的研究是传记研究。中国学者和翻译家关注作家的生平经历，例如上述作品的中译本前言、刘宗次译《散文理论》（1994）的前言、杨玉波译《感伤的旅行》（2014）的后记以及一些学者在相关文章中简要介绍过瓦西里·扬、什克洛夫斯基等一些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基本创作情况。

此后是翻译研究和文体风格研究。陈弘法根据其翻译瓦西里·扬所著《蒙古人入侵》三部曲的经验，撰写《关于翻译俄文历史小说译名和风格的处理问题》（1993）一文，既说明在小说译名翻译以及文体风格选择上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同时也阐释了瓦西里·扬的历史小说的文体特征。

近几年的研究趋向文本分析和解读。焦洋的硕士学位论文《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作品研究》（2015）分析了《马可·波罗》塑造的马可·波罗形象、作品的中国元素以及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侯佳希的硕士学位论文《什克洛夫斯基“语文体小说”初探》（2015）深入探讨了《马可·波罗》的艺术特征，杨玉波在《丝绸之路的文学想象：什克洛夫斯基的历史传记小说〈马可·波罗〉》（2016）一文中阐释了作家在小说中使用的陌生化叙事手法及其对丝路文化的认识。可见，国内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出版译著和传记研究逐渐走向文本分析和解读，但是目前相关研究成果极少，只有上述几部译著的前言、译后记、几篇硕士学位论文、个别文章以及一些零星的文字予以蜻蜓点水似的介绍和分析。

综上所述，虽然丝路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早已渗入俄语文学创作之中，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现当代俄语小说丝路文化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作家或个别作品上，国内对此类小说的译介也很不够，研究成果寥寥，既没有对其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进行阐释，也没有对丝路文化叙事发展历程及小说体裁的演变进行研究，更缺少对作品进行主题、人物形象、意象和文化因素等多维度的文本解读。总体上看，国内外对丝路文学叙事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对丝路历史、经济、地理和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丝路承载着沿线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与审美记忆，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文化的，也是艺术的；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既是亚洲的、东方的，也是欧洲的、西方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丝路与文学关系密切，丝路是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文学则是记录和传承丝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以丝路文化为叙事核心的文学作品反映与沿线多个国家相关的重要历史时代和事件，折射出对国家兴衰、民族关系、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思考，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是世界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拟钩沉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的发展史、体裁类型及其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上述各国俄语文学对丝路文化的多维度阐释及其对丝路文化浓厚兴趣的缘由，揭示俄语小说丝路文化叙事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1] 李文增：《略论中西方丝路文化视野的差异性》，《世界文化》2019年第1期。

[2] [塔]阿多·哈穆达姆、列奥尼特·齐格林：《张骞的一生——伟大的丝绸之路》，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2002年版，第1页。

[3] 黎跃进、孟昭毅：《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史重构》，《东北亚外语研究》2021年第1期。

[4] 李文增：《略论中西方丝路文化视野的差异性》，《世界文化》2019年第1期。

[5] 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光明日报》2017年8月9日第12版。

[6] 陈一军：《丝路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丝绸之路》2015年第4期。

[7] 黎跃进、孟昭毅：《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史重构》，《东北亚外语研究》2021年第1期。

[8] 张远：《新时代丝路文化研究与文化自信》，《红旗文稿》2017年第24期。

[9] 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光明日报》2017年8月9日第12版。

[10] 李琪：《“中亚”所指及其历史演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1] 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光明日报》2017年8月9日第12版。

[12] 李琪：《“中亚”所指及其历史演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3] [塔]阿多·哈穆达姆、列奥尼特·齐格林：《张骞的一生——伟大的丝绸之路》，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2002年版，第3页。

[14] 参见刘亚丁《俄罗斯文学和历史文献中的“看东方”》，《俄罗斯文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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