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缘起

2013年，我考入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跟随导师周琼教授从事西南灾荒史的研究，从暑假在云南省图书馆摘抄地方志中有关灾害的史料，到2015年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摘抄有关云贵两省灾害记录的朱批奏折、内阁题本和录副奏折等档案，我逐渐消除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史研究较为困难的顾虑，并在多次向周琼教授请教后，获得深入开展清代西南灾荒史研究的要领。2016年，我有幸申请到云南大学硕博连读的机会，并继续跟随周琼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为了拓宽我的学术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无论是在博士研究生的课堂上，还是在课外的讨论学习中，周琼教授都不厌其烦地跟我讲授西南地区灾荒赈济在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她还鼓励我撰文参加历届中国灾害史年会，希望我能从学术探讨和交流中对清代灾荒史研究有进一步的思考。将清代云南和贵州两省的灾荒赈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既能推进西南灾荒史研究的工作，亦能确定我的学术理路，“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区域联动性”这一富有魅力和极具挑战的选题，就成为我完成博士学业的主攻方向。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自然灾害一直伴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是人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程，因而与自然灾害相抗争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2005年10月19日，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减轻我国巨灾行动计划”研讨会，有关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实现，时任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减灾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要全面提高社会大众的减灾意识和技能，大众的积极参与，既是减灾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又是社会类减灾工程的主要内容，必须在组织大众参与方面下功夫，才能真正在提高行政减灾能力的同时提高社会减灾能力。”[1]他极力强调在国家减灾行动的主导下，应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灾害救济的积极性。当前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防灾减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缺少备灾或者缺乏清醒的防灾减灾意识，人类的命运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将显得尤其脆弱。自然灾害作为人类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一种灾害类型，更需要人类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重视程度和防范技能。然而，如何加强人类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和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和考验。

近年来，作为中国西南边陲的云贵两省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当地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困扰和深远影响。2009年至2011年，云南遭受百年一遇的全省特大旱灾，干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损失之大，为云南历史所罕见。云南大部分地区、贵州西部已达特大干旱等级，其中云南楚雄市尤为严重，20余万农村人口缺水，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庄稼绝收，云南大部分地区面临严重生产生活用水困难。2011年7月以来，持续的高温少雨天气导致贵州部分地区发生较为严重旱情，至8月16日贵州干旱监测显示，全省30余个县市出现特旱和重旱。截至8月25日，贵州省除贵阳市云岩区外的87个县（市、区）均不同程度受灾，因旱受灾人口2000多万，有近550万人、280多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饮水困难。8月29日，贵州省出现特旱23个县市、重旱36个县市区、中旱17个县市。特旱区域主要分布在铜仁地区西部、黔东南州中西部、黔南州中东部及南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西南部、遵义市东部。由于在此次大旱之前云贵两省皆无大范围降水过程，干旱持续时间长，影响程度加重，抗旱救灾形势严峻，且对云贵地区的经济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2007年6月3日，云南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发生6.4级地震，据云南普洱市人民政府报告显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受伤562人，逾百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2014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由于震级高、震区人口稠密，且鲁甸正处在雨季，地震还引发滑坡、泥石流以及堰塞湖等次生灾害，地震造成的人口损伤和经济损失惨重。2017年8月28日，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张家湾镇普洒社区大树脚组发生山体滑坡，灾害涉及34户。据8月31日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500余人受灾，27人死亡，8人失踪，8人受伤，紧急转移安置575人（其中集中安置156人，分散安置419人），房屋倒塌250余间，直接经济损失8400余万元。国家财政部、民政部向贵州省安排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1600万元，主要用于毕节市纳雍县山体滑坡灾害和黔东南州等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以支持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历史是一面镜子，总结历史时期灾荒赈济的经验和教训，方可为突如其来的灾害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对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进行研究，探索区域性灾荒紧急应对过程中防灾减灾机制建设的成效，对探索清代云贵地区的救灾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亦可为当前云贵高原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另外，通过对云贵地区历史时期灾荒史实的回顾和探究，藉此引发生活在这一区域或更多的社会公众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更为重要的是，鉴于云南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地缘环境优势，通过总结清代云南和贵州地区官方和民间灾赈的经验，藉此可为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云南和贵州同处低纬度高原，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区域地理环境差异显著。清代云南和贵州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其中主要以地震、干旱、洪涝、疫疾和冰雪灾害发生的频次最高。由于云南和贵州位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和毗邻地带，两大板块相互挤压导致地壳运动活跃，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亦比较严重。有清一代，云南和贵州两省各府厅州县所属地方干旱、地震、洪涝、疫疠、虫灾、冰雹、霜冻、雪灾、低温冷害等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灾荒，对云贵两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造成深远影响。环境问题、生态变迁、灾荒演变和人类命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都是区域性、全球性生态环境修复、社会协同治理以及增进民生福祉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论题。深入透视清代云贵地区环境、灾害与人类命运的交织网络，剖析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与社会协同治理的互动关系，是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区域性自然灾害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亦对推动当前西南边疆地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和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与水平具有重要资鉴价值。

“灾异是中国传统社会衡量统治是否符合天意民心、社会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志性事件而在文献中有明确反映。”[2]西汉董仲舒的《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于大成，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受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人把灾祸和灵异事件的出现视为上天对人类社会失去规范的统治秩序的警示和惩戒。葛剑雄教授在谈及灾异与人事的关系时指出，从二十四史的《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中有关历代天象和灾异的记述来看，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3]陈侃理认为，中国古代的“灾异”通常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而灾异论则把自然现象和异常事变与人事结合起来考察，它的根本依据是天人相关。[4]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施行，是清朝帝国在“大一统”观念和“善治”思维下荒政制度和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受益的外溢，尤其是清政府在云贵地区历次灾荒赈济过程中坚守生命红线、民生底线，在强化西南边疆民众对清朝政治制度认同的同时，还为国家治理能力在云贵地区的柔性延伸创造了条件，同时对云贵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亦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灾荒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始终，有关灾荒赈济和区域社会协同治理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维度，亦是与当前生态环境恶化和减灾救灾防灾密切相关的现实命题。云贵高原地理环境和地貌格局多样，山川河流众多，地形地质条件复杂，气候类型差别显著，进而形成多样的自然灾害类型。清代以来，云贵两省的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都有关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记载。无论是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等地方志，还是山川志、寺庙志和盐井志，都不乏这时期同源性和链发性自然灾害的详细记述，尤其是对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演化过程、救灾信息传递和官方及民众的灾害风险防范亦有序列化的记载，为探讨孕灾环境复杂性、多种灾害之间的耦合性以及救灾程序的制度化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清代云贵地区的地方志编修，“灾异志”“灾祥志”“祥异志”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纂修类目。例如，据康熙《云南通志》载：“休咎之征，关乎天道，而人事系之。滇荒区僻壤，白雉神驹不少，概见灵芝秀麦亦复时生，虽皆和气所致，亦何必沾沾称瑞，以为有补于圣世之祥符也。至若民间灾眚尤为修凝者，所宜加之意矣。备稽旧志，凡累朝物象之变，具细必书，是亦宋李沆水旱必闻之遗意欤。夫春秋纪灾异，而不言征应，则消弭之故，全归人事。古有虎渡河而蝗不入境者，其在督守令且然明乎德。妖之贞胜，庶可语于天人之际乎？作灾异志。”[5]

广泛阅读清代云贵两省的地方志、诗文集、游记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奏章、诏令和谕旨等档案史料，灾害叙事、应对举措和人文关怀尽显现于字里行间。盖所谓祥者，所以征其瑞也；异者，所以志其怪也。自古祯祥之瑞，肇自人间，因地而施，因人而集，且因时而见。清代云贵地方志中有关自然灾害和自然灵异事件的诸多记录，主要以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自然灾害为主，尽管记录相对简略，但清代云贵地区历次灾害的形成和发生通常伴随系列次生、衍生灾害事件，并相应地发生或叠加同质性或异质性的灾害链现象，不同灾害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尤为清晰。清代云贵地区的自然灾害不仅呈现出突发性、多因性、群发性、周期性、复杂性以及潜在性等特征，同时还兼具地方性、民间性、多元性和丰富性等特点，为揭示多种灾害的关联性及相互作用的实质提供了较好的样本，为探究清代云贵地区不同时间界面和空间尺度下灾荒的关联性及其演化机理提供了历史的视窗。

清代云贵地区水旱、洪涝、蝗虫、瘟疫、地震、雪灾以及低温冷冻等自然灾害频发，战乱频仍，灾荒和人祸交加，人为灾害和环境灾害交织，灾荒不断蔓延和扩散，给防灾备荒带来巨大的挑战。清末云贵两省罂粟的大面积种植，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大幅减产，因而加剧了灾荒的危害程度，对云南和贵州两省人民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给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清代云贵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平坝地区与山区半山区的农业耕作和作物种植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区域灾荒赈济中的粮食需求和供给充足与否，成为灾荒期间扶危济困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因子，亦是探讨灾荒赈济协同治理和区域性联动的关键因素。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荒政制度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云贵地区建立起集荒政和仓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防灾减灾救灾实践中提升了云贵地区社会协同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6]这一变迁主流成为清代云贵地区实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清朝强化西南边疆地区底层社会的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在场”的“隐喻”。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实践和救灾的区域联动，从根本上促进了区域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并在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为清朝在云贵地区实施具体的治边方略和荒政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既是最主要的治理目标理念，也是历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7]面对地方文献和档案史料中关于云贵地区灾荒赈济史实的记述，我在梳理和解读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实践历史是西南边疆内地化整体历史的重要部分，赈济灾荒不仅是救灾，还是清政府对底层民众的体恤和对生命的关怀。从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实践和社会成效来看，清代督抚制度的施行，推进了西南边疆管辖和基层社会治理举措的落实，灾荒赈济在较大程度上排解了清朝“大一统”整体发展进程中云贵地区被边缘化的风险，并不断使西南边疆的治理体系得到优化。清代灾荒赈济的施行，“在一定层面上奠定了清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成为促进清代中华民族认同发展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加速了汉民族对清王朝的认同及其进程，也加快了满族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这使清王朝的统治者在恤民、轸念民瘼的外衣下，得到了民众对其恩情的感念，巩固了统治基础”[8]。毋庸置疑，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满足了云贵地区灾害治理的需要，灾荒赈济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的发展态势强化了清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随着清朝政府在云贵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灾荒赈济使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这对清朝在云贵地区推行固本强基和安边富民的政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本研究从环境史的视角切入，通过梳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地缘环境和社会因素，对云贵地区灾害发生频率、特征、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与山地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试图对清政府在云贵两省的灾赈实践和云贵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做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并以此探索清政府在灾荒救济中推行的举措及其成效。本研究在探究清代云贵地区灾害链及灾害演化机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清政府云南和贵州官方和民间社会力量的救灾实践做相关性分析，探究清代荒政制度在云南和贵州的流变和对灾赈的影响，并从清代云贵地区的“内地化”进程探究西南边疆地区防灾减灾救灾的特殊性，从灾荒赈济和底层认同[9]双重维度进一步阐释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的荒政实践及社会治理的成效。

在具体的研究中，通过对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灾赈实践活动进行考察，探赜索隐，对清政府的西南边疆治理路径进行分析，以厘清灾赈在云贵从边疆向内地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总结区域性救灾模式和经验，对探讨灾荒赈济中的区域性联动和地方能动性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学界对清代云南和贵州两省的灾荒赈济做出了相关研究，但多数为片段式的单一主题的研究，不足以揭示基于灾害之间的整体关联性，而从长时段的视角对清代云贵地区灾害发生的共性规律，灾荒赈济协同机制的构建及救灾恤贫、固本安边的实效性的考察成果尚少，希冀本研究能够弥补清代云贵灾荒史研究的这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