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京纪行诗美学风格的流变
元朝立国，海宇混一，南北士人皆得入仕，形成“南北选房，流转定夺”[70]的用人格局。从而催生了由南北文人共同组成的元代馆阁诗人群体。而作为时代产物的上京纪行诗，成为南北文人诗歌创作的接合部，联结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馆阁文人。李嘉瑜《不在场的空间——上京纪行诗中的江南》中说江南与漠北的联结让“江南士人站在漠北，却恍然置身江南，现存的空间与记忆的空间叠合”[71]。但这种南北融合不仅表现在意象叠合，也体现了南北诗学的融通。虽然元代南北诗风的融合以及诗学的融通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并实现的，但不可否认，上京纪行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场合。尤其到元代中后期，诗人们在新空间场域的诗歌实践中对北方诗风进行练择，由风沙之气转入雄浑奇伟；对宋季诗风给予批判，由清苦之气转入清丽古雅。从而形成元代中后期文人对“无急调，无蹇词”的“盛世良作”[72]之深切感知与从容概括。
一 由“风沙气”入“雄浑奇伟”
元初北方诗坛多受到“粗豪”“风沙气”等批评。“粗豪”“风沙气”又多集中于述写风物、描写山林的诗作当中。因而北方诗人的纪行诗作中不自觉地带有“粗豪”诗风。然而诗人们力求摆脱“风沙气”的袭扰，由“风沙气”转为“雄浑奇伟”。这一转变对此后的上京纪行诗歌创作有重要影响，而元后期文人对诗美风格的感知与概括也由此而来。孟攀鳞在《湛然居士文集序》中谈到耶律楚材的诗风：
观其投戈讲艺，横槊赋诗，词锋挫万物，笔下无点俗。挥洒如龙蛇之肆，波澜若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岳，其辉绚烂足以灿星斗。斡旋之势，雷动飚举；温纯之音，金声玉振。……盖生知所禀，非学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余地；公轮之制木，运斤而成风。是皆造其真境，至于自然而然。[73]
这种诗风绝非粗豪的“风沙气”，而是雄豪的气势和奇伟的气派。首先，它禀于天生，非学而能，是北方豪放文化意识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意识几乎投射到元代每一位西北子弟诗人身上。贡师泰《葛逻禄易之诗序》说：“易之出其族（西域葛逻禄），而心之所好独异焉。宜乎见于诗者，亦卓乎有以异于人也。”[74]迺贤已是元后期诗人，这个常年居住于江南的西域葛逻禄诗人，在包括其至正九年（1349）出塞北游上都时所作的《上京纪行》诸诗中依然可见“有异于人”的地方。其次，耶律楚材雄浑奇伟的诗风并没有落入粗犷，力求以绚烂、温纯和脱俗补之，最终归入“真境”。其实这与他的诗学宗尚有直接关系。查洪德《耶律楚材的诗学倾向》一文指出，耶律楚材“宗苏（苏轼）而不抑黄（黄庭坚）”，宗苏主平易而宗黄求新奇。他宗苏，崇尚平易自然；不抑黄，表现为对清新雄奇风格的赞赏。[75]他兼宗两派的诗学追求和雄豪的诗歌创作是其摆脱“风沙气”的努力与实践。
元初北方诗学多承自元好问。顾嗣立《寒厅诗话》说：“元诗承宋金之际，西北倡自元遗山，而郝陵川、刘静修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气，时所不免。”[76]顾氏“粗豪之气，时所不免”的批评，实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初北方诗学通过反思江西末流“尖新硬瘦”的习气，保留了由“粗豪”蜕变而来的“雄浑奇伟”诗风。元好问以矫正宋金余习、振兴诗坛为己任，提倡诗歌雄浑壮美之气。徐世隆《元遗山文集序》云：“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77]他主张宗唐，为元代宗唐倾向开端定调。传为其编选的《唐诗鼓吹》，“大抵遒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78]，而其自作也兴象深邃，风格遒上。作为元代早期诗人，他的弟子魏初、王恽、郝经继承了其诗学主张。
魏初是由金入元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其学问出自元好问，主张“宗古”，追求“格律坚苍”。《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风为“不失先民轨范”[79]。王恽是元初文臣，他的诗学也得自元好问，在创作中颇有体现，因而笔力坚浑，能嗣响其师。郝经早年师事元好问。后世评价他的诗歌“天骨挺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80]。“天骨秀拔”正是对其诗风“雄伟”之气的概括。他的诗风与诗学取向直接影响了后来馆阁诗人的创作风气，有导夫先路的作用。然而真正将“雄浑奇伟”诗风带入台阁诗人群体的是天山雍古人马祖常。《四库全书总目》云：
其诗才力富健，如《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勒之气。……（苏天爵）称其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效慕之，文章为一变，与会稽袁桷、蜀郡虞集、东平王构更叠唱和，如金石相宣……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81]
至顺二年（1331），文宗驻跸龙虎台，马祖常应制赋诗，被文宗赏识，给予“中原硕儒”称誉，后被广泛关注。同时期馆阁诗人袁桷、王士熙、胡助与之酬唱不绝。马祖常“宗古”，取向仍与元好问相同，主法汉魏、盛唐。陈旅《石田集序》说他的古体诗“似汉魏”，近体诗“入盛唐”。[82]因世居北方，所以他的诗歌必然有豪放之本性；因宗法盛唐，又不至于落入粗豪。马祖常实为将“风沙气”转入“雄浑奇伟”又见诸上京纪行诗，从而成为影响元代馆阁文人创作风气的重要角色，使元代中后期上京纪行诗的创作数量与创作水平均有提升。
诚然，元代北方诗坛虽力图摆脱“风沙气”困扰，但水平未必均等。顾嗣立评元初王恽《秋涧集》时说：“然所存过多，颇少持择，必痛加芟削则精彩愈见。”[83]这也难怪顾嗣立有“粗豪之气，时所不免”的批评。然而顾氏的批判止于延祐、天历。其言：“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马祖常）、宋（宋褧）。”[84]明初方孝孺却对以上京纪行诗创作为代表的天历诗坛给予否定，而这一时期馆阁文臣诗即将进入全盛期，其批判的焦点仍是“风沙气”：
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谈诗五首》其五）[85]
方孝孺的批评似乎尖刻，但指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元代中后期南北诗人群体对于北方诗风的接受和练择。如果说北方诗人是摆脱风沙气而入雄浑，那么南方诗人就是得到风沙气从而成就了雄浑奇伟的诗风。元末文人戴良《皇元风雅序》云：“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语其为体，固有山林、馆阁之不同。”[86]然而不同之“体”却于上京纪行诗中得以统一，因为纪行风物的描写多在山林之间，馆阁酬唱的主题也多在上京纪行之中。因此，南方籍馆阁诗人诗歌创作的场域也多在上京纪行中，有关“雄浑奇伟”诗风的讨论就在此展开。王士熙《奉题开平百首诗后》云：“玉海云生贝阙高，骑鲸人去采芝遨。滦江一夕秋风到，瑟瑟珊瑚涌翠涛。”[87]这是对袁桷上京纪行诗雄浑奇伟风格的诗意概括，其才力之雄健、境界之惊人，让人襟抱敞开。王沂认为在胡助的上京纪行诗作中可以看到雄深壮丽、莽苍空阔之景象：
至顺三年冬，余同翰林供奉王致道考试上京乡贡士，出居庸关，过龙门，历赤城，涉滦水。览山川之雄深，宫阙之壮丽，遗台故迹之莽苍空阔，可喜可愕……一日，阅同馆胡君古愚诸诗，所谓雄深壮丽莽苍空阔之观，皆历历在吾目中。[88]
雄深壮丽的山川、宫阙给人以雄壮的视觉体验，雄壮的观感进而引发诗人雄浑的气象，诉诸笔端，诗歌亦染其气，给人以全新的美感。明人杜储云：“观其扈跸上都、出居庸、过云州、至滦河、赋李老谷、登李陵台，关河历览之雄，宫籞物仪之盛，目之所触，肆口成章，读之亹亹使人忘倦。”[89]所谓雄深壮丽、莽苍空阔之观得益于“江山之助”，然而在雄壮的山川、宫阙面前，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写出磅礴浑厚的气势。这一切还应该归之于内因，即时代气象带来的士气变化。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云：
尝闻故老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吴、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及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呜呼，士气不振如此，欲其国之兴也难矣哉。今国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数百里，銮舆岁往清暑，百司皆分曹从行。朝士以得侍清燕，乐于扈从，殊无依依离别之情也。予友胡君古愚生长东南，蔚有文采，身形瘦削，若不胜衣。及官词林，适有上京之役，雍容间暇，作为歌诗。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于是知国家作兴士气之为大也。[90]
宋季诗坛颓靡，原因在于眼界局限，由此导致士气不振。而元代统一南北，国祚昌盛，气象盛大，给南方文人带来了宏阔的视野，也促进了士气的交融。他们与北方文人谈诗论学，促使他们接受北方豪放文化，由此择成魁梧奇伟的气质特征。杨载诗被称为“百战健儿”，其中便包括雄壮之成分。至于扈从上都的柳贯，“龙光炳焕照耀后先，山川闳奇振发左右”[91]，铺张扬厉，发为闳大之作。难怪危素谓其“雄浑严整”，宋濂、戴良说他“如老将统百万之兵，旗帜鲜明，戈甲焜煌，而不见有喑鸣叱咤之声”[92]。南北诗人在上京纪行诗的创作与讨论中对北方诗风进行练择，各取所需，形成一致的诗学倾向，合力促成元代诗歌与诗学的独特风貌，而正如文章所述宋濂、戴良等人观点，这种诗风的练择对元代中后期文人感知与概括元诗诗美风格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二 由“清苦气”入“清丽古雅”
宋季江西末流追求尖新硬瘦诗风，四灵、江湖虽起于矫正江西之失，却在审美取向上流入清新纤巧的小格局。元初吾衍《闲居录》说：“晚宋之作诗者，多谬句。出游，必云‘策杖’，门户，必曰‘柴扉’，结句多以梅花为说。尘腐可厌。”[93]又《四库全书总目》云：“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94]宋末元初，南北诗坛几乎同时对江湖余习与四灵、江湖诗风展开批评。北方以元好问为代表，继之有郝经、刘因等人。南方以方凤、仇远、戴表元、舒岳祥等为代表，继之有袁桷等人，他们主张“宗古”，尤主盛唐。及至延祐、天历间，元诗四大家振起，宋季弊习一扫而尽。诗风由清苦之气转入清丽古雅，而这些诗学理论也反映在对上京纪行诗创作与风格的讨论上。
稍早的南方籍上京纪行诗作家，以袁桷为代表。他将纪行之作合为《开平四集》，自题云：“开平四集诗百首，不是故歌行路难。竹簟暑风茅屋下，它年拟作画图看。”[95]袁桷认为自己的纪行诗作与乐府旧题《行路难》有别，他的诗作摈除了纪行作品感伤、哀怨的艺术成分，对竹簟、暑风、茅屋的描写可拟作图画来看，以见其追求清雅的艺术风格。袁桷稍后，元诗四大家并起，酬唱之间，将“清丽古雅”的诗风发扬光大。世称杨载“风规雅赡，雍雍有元祐之遗音”[96]，又揭傒斯“诗尤清婉丽密”[97]得唐人风气。
元代中后期，“清丽古雅”的上京纪行诗风几乎在南北诗人处同时展开讨论。曹鉴《跋（胡助）上京纪行诗》说：“古愚出示扈跸纪行诗数十首，咏物抒怀，字清句健，使人终日不能释手。”[98]这里的“清”着眼于胡助诗歌的语言特征，文辞简洁，少有复赘，给人以“明晰省净”之感。持相同观点者还有陈旅，他认为胡助上京纪行诗五十首，清妥秀润，兴寄间适，无急调，无蹇词，可以称作盛世良作。“清”所概括的“省净”风格在于“妥帖”，既无急调也不能凝滞，两者调适之后才可以达到不俗之效果。而这种效果的出现往往又带有“平淡冲和”“缜密婉丽”的艺术品格。王士熙于胡助“沙漠龙碛，风云雪岭”的诗作中读出“平淡冲和之音”，而这得益于其诗歌风格的“细密婉丽”。[99]同样，北方文人也致力于对诗歌语言“清丽”的追求。《元史》载马祖常“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100]。孛术鲁翀进一步强调“缜密清婉”“纡馀妥帖”能够形成情景交融艺术效果，进而有古雅之气：
今见其（胡助）上京纪行凡若干篇，纡馀妥帖，缜致清婉，情景交融，不激不怪，讽之诵之，士雅民风，古意犹在是也。[101]
情与景融合能够摆脱单纯写景的烦琐和一味抒情的空泛，与“清丽”超尘脱俗的内涵密切相关。而“清丽”与“古雅”的结合正在于此。蒋寅在《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中说：“古雅是不太容易在人们对清的感觉或联想中出现的要素，通常人们对清的感觉印象最容易倾向于鲜洁明丽，很少会意识到古雅的趣味。可是只要我们想一下清最初与道家遁世精神的关系，就不难觉察其中所包孕的古雅的基因了。”[102]这一点在元初诗人耶律楚材处已有很好的论述，对此后上京纪行诗歌理论的深入探讨有重要影响。耶律楚材诗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道家“大音希声”的观念，《爱栖岩弹琴声法二绝》其一云：“须信希声是大音，猱多则乱吟多淫。”[103]由于对道家思想的追随，他对世俗之媚有严厉的批评，从而在审美趣味上追求清新与古雅。他说：“但欲全纯古，谁能媚世情。”[104]又言：“多谢梅轩不惜春，声诗寄来格清新。”[105]而此后在上京纪行诗歌理论的探讨中，文人们又将讨论的话题深入至清丽与古雅的结合与诗人气质的关系，贡奎《送胡古愚除翰林国史院编修序》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
（贡奎）及来京师，得胡君古愚，质直明朗，能以辞气发其精密，而不立偏异以从时尚，有古人之风。……夫山川之气有时乎盛衰，而其孕秀于人者，则未尝间断也。[106]
贡奎认为山川之气培养人的气质，胡助诗之“古人之风”与山川之气所孕育的气质有直接关系，质直明朗、脱尘超俗的气质表现于辞就是“缜密清婉”，化之为诗就是“清丽古雅”。当然，宋季诗风的清苦之气主要流行于江南，由于环境因素，江南才士摆脱清苦之气而入清丽古雅总要比北方文人容易一些。北人要做到这些，可能更需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需要经历长期的文化熏陶。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序》云：
嗟夫！吾观昂夫之诗，信乎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也。昂夫西戎贵种，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其风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发而为诗、乐府，皆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或累世为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今之诗犹古之诗也，苟为无补，则圣人何取焉，繇是可以观民风，可以观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其博如此。[107]
赵孟頫认为薛昂夫诗“激越慷慨”的一面来自本性，而“流丽闲婉”则是受到中原文化熏陶的结果。儒家诗论重视诗的实用价值，认为诗可观民风、世道，可知人、知物，作为异族文人，薛昂夫在学问的积累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气质，由此其诗风能够响应时代。在元代西域子弟诗人中，迺贤的上京纪行诗可谓清丽明快，贡师泰评其诗云：“是以黄金、丹砂、穹圭、桓璧，犹或幸致，而清词妙句，在天地间自有一种清气，岂知力所能求哉？昔之善论者，谓诗有别思。易之之于诗，其将悟于是也夫！”[108]由清词妙句而来的清气，绝非沾染黄金、丹砂、穹圭、桓璧等俗物之气。元人刘将孙《彭宏济诗序》即说：“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109]这种清气表现或“清丽”或“古雅”，其品极高，但它不可强力以求，需要通过“别思”“妙悟”才可获得。概此而观，作为色目诗人，迺贤对诗歌的直觉式把握能力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他的上京纪行诗也确实能够将情感融入艺术形象之中，余味无穷。在元代，这种现象并非偶然，顾嗣立说：
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贯云石）、马伯庸（祖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萨都剌）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桷）、赵（孟頫）、虞（集）、杨（载）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琥），达兼善（泰不华）、迺易之（贤）、余廷心（阙）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110]
可见，追求清丽古雅之风是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共同主张。而北方汉族诗人也有同样的诗学追求。宋褧，大都人，是典型的北方文人，燕人自古的慷慨激昂之气自是与生俱来。然而他的诗作，尤其是容易引发豪气的上京纪行诗作却呈现出别样的风貌。元人欧阳玄说：
其诗务去陈言，虽大堤之谣，出塞之曲，时或驰骋乎江文通、刘越石之间。而燕人凌云不羁之气，慷慨赴节之音，一转而为清新秀伟之作，齐鲁老生不能及也。[111]
宋褧的诗风在同时代人中颇受好评，大抵有“清新”“秀伟”“幽丽”“奇古”四端，这四种诗风概而言之即“清丽古雅”。这或许与他的游历有关，抑或是受到文人气质的影响，无论如何，他作为北方诗人，诗风转入“清新秀伟”，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由元初对宋末诗风的拨乱反正，至元中后期形成了对“雄浑奇伟”“清丽古雅”诗风的一致认可，对元代中后期诗学流变与建构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得于此，自然不免失于此。元代中后期诗人以饱满的热情，孜孜以复古，追求古雅与超凡脱俗的诗风，却遭到后世诸多批评。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雅诗派，以诡奇纤巧的诗歌创作流布诗坛，受到明人严厉诟病。明人胡应麟指出萨都剌俊逸清新的诗风虽时有佳处，但总归“才力浅绵，格调卑杂”[112]。清人朱彝尊批评萨都剌“清者每失之弱”，甚至连其后学也一并有“质羸之恨”[113]的遗憾。上京纪行诗的创作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元代南北诗学的融通，但不可避免地使诗歌美学的发展再次流入“绮丽纤秾”的桎梏。而如果我们以诗学史的眼光通融地看待他们追求清丽古雅诗风的得与失，它的失在其意义那里可能只是匹马只轮。
附表 《元代上京纪行诗评简目》
续表
[1] 该数据从《元诗选》《元诗选癸集》《元诗选补遗》和其他元人别集中得出。参见刘宏英、吴小婷《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状况及意义》，《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邱江宁就元大都至上都沿途27处风景或地点，在四库全书中检索，得60位作家三百余首作品，足见其可增补的空间。参见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
[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8页。
[3] （清）陶翰、陶玉禾：《元诗总论》，（清）顾奎光《元诗选》卷首，乾隆刊本。然二陶此论，实据元人自序，而自序通常有自谦之意。（元）周伯琦《扈从集》自序曰：“实为旷遇所至赋诗，以纪风物，得二十四首，惜笔力拙弱，不能尽述也。虽然，观此亦大略可知矣。”参见《扈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3页。其实诗人别集“自序”多有此情况，如柳贯《上京纪行诗序》云：“以窃陪从臣之末。龙光炳焕，照耀后先，山川闳奇，振发左右，则夫纪载而铺张之，有不得以其言语之芜拙而并废也。”参见（元）柳贯《柳贯诗文集》，柳小英辑校，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464页。甚至为胡助写序跋的十三人均有此类谦辞。因此二陶此论说服力并不强。
[4] 笔者检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讨论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专著及专论二十余种，此类文章占十之八九。从包根弟《元诗研究》提出元诗特色“多塞外景色及风物之描写”，到赵延花发表于2015年5月的《上都扈从诗的文学地理学解读》，众多学者将目光齐聚于上京纪行诗的史料及资料价值，形成诸多有益成果。参见包根弟《元诗研究》，（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赵延花、米彦青《上都扈从诗的文学地理学解读》，《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5] 此类文章以杨镰《元诗史》为代表。杨先生将上京纪行诗归入“同题集咏”一类，着重讨论杨允孚《滦京杂咏》的诗歌风格。此外，李军《论元代上京纪行诗》（《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均讨论上京纪行诗的典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省学者李嘉瑜采用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元人上京纪行中散落的地点作为空间符号给予另类视角的关注与解读，尤其是《不在场的空间——上京纪行诗中的江南》一文已然接近上京纪行诗作为元代南北诗风融合之接合部的诗学史事实。李嘉瑜此类文章公开可见者共有5篇，现已收入其专著《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空间书写》[（台北）里仁书局2014年版]中。
[6] 包括柳贯《上京纪行诗序》、胡助《上京纪行诗序》、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题黄应奉上京纪行诗后》、宋濂《跋柳先生上京纪行诗后》、罗大巳《滦京杂咏跋》、金幼孜《滦京百咏集序》、吴师道《题黄晋卿应奉上京纪行诗后》、袁桷《戏题开平四集》。参见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7—98页。
[7] （明）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页。
[8] 杨镰在《元诗史》中说：“据元人揭傒斯《跋上京纪行诗》说，（为胡助）写跋语者原来一共有虞集等15人，但今存于《纯白斋类稿》附录二的仅有七人的跋。”《元诗史》，第487页。笔者查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纯白斋类稿》（据金华丛书本）附录卷二，有王守诚、王士熙、苏天爵、王理、黄溍、孛术鲁翀、吕思诚、陈旅、曹鉴、吴师道、王沂、揭傒斯12人作12篇题跋文字，又附录卷一有王思诚、王士點二人各作一首《题上京纪行诗》。另加顾嗣立《元诗选》胡助《龙门诗》后虞集跋语，共计15篇，可见揭傒斯所说无误。从胡助诗集结集时间看，这些文字多撰于元代中后期。从笔者所阅《纯白斋类稿》序跋中可知其版本流传信息：有胡助自编本，已佚，并无附录，有虞集、贡奎序跋；正德本，胡助六世孙胡淮重编，收入胡助同时代人序跋文字成附录二卷，正德时有同邑名公杜储序；康熙本，有清张愈琦、吴霖序；同治本，有清胡丹凤序。今所见版本应为同治本，而各本均依正德本，改动颇微。《纯白斋类稿》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9] 参见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373页。
[10] （明）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11]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3页。
[12] （元）戴表元：《刘仲宽诗序》，《戴表元集》，陆晓冬、黄天美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13]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14] （元）王士熙：《题上京纪行诗后》，（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页。
[15] 参见（元）王沂《跋上京纪行诗》，（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16] 参见（元）陈旅《跋上驾纪行诗》，（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8页。
[17] （元）郭钰：《静思先生诗集》，张欣点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7页。
[18] 参见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页。
[19] （元）虞集：《虞集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20] （元）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30—531页。
[21]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7页。
[22]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6页。
[23] （元）苏天爵：《题黄应奉上京纪行诗后》，《滋溪文稿》卷二十八，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4页。
[24] （元）王理：《题上京纪行诗后》，（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3—214页。
[25]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页。
[26] （元）吴澄：《吴澄集》，方旭东、光洁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6页。
[27] （元）曹鉴：《跋上京纪行诗》，（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8页。
[28]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29]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8—189页。
[30] （元）虞集：《纯白斋类稿序》，（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31]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01页。
[32] （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13页。
[33] （元）范梈：《杨仲弘集序》，（元）杨载：《杨仲弘集》卷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34]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九〇，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41页。
[35]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页。
[36] 参见（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二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35页。
[37] 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38]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3—214页。
[39] （元）戴表元：《珣上人删诗序》，《戴表元集》，陆晓冬、黄天美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40] （明）王祎：《王忠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41]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页。
[42] （清）陶翰、陶玉禾：《元诗总论》，（清）顾奎光：《元诗选》卷首，乾隆刊本。
[43]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5页。
[44] （清）吴霖：《纯白斋类稿跋》，（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45]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八，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4页。
[46]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90页。
[47]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7—218页。
[48] （元）戴良：《戴良集》，李军、施贤明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49]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九，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95页。
[50]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八，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4—475页。
[51] （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页。
[52] （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5页。
[53] （元）戴表元：《周公谨弁阳诗序》，《戴表元集》，陆晓冬、黄天美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54] （元）黄溍：《蕙山愁吟后序》，《黄溍集》，王颋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55]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45页。
[56] （元）迺贤：《金台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5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4页。
[58] （元）虞集：《纯白斋类稿序》，（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59] （明）王祎：《王忠文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60] （元）揭傒斯：《跋上京纪行诗》，（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220页。
[61]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八，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0页。
[62] （元）吴师道：《礼部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63]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67页。
[64] （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2页。
[65] （明）瞿佑：《归田诗话》中卷，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71—1272页。
[66] 刘真伦：《试论〈雁门集〉的“诗史”性质》，《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67] 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认为应该把纪行诗与纪事诗区别，两者概念不同，如此才不会把上都纪行诗与诸如宫词之类的作品混在一起，第97页。笔者以为，元代上京纪行诗与纪事诗，甚至是宫词，它们之间界限模糊，无论纪事诗，还是宫词，在元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多与上京扈从相关，甚至多数情况下所记之事就在纪行之中，所谓之“宫”，因两京巡幸，也多是这条路线上流动之“宫”，如张昱《辇下曲》即包括《塞上谣》和《宫中词》两部分。因此，依笔者敝见，强行区别，必然导致某些诗史事实的遮蔽，而把上京纪行诗作广、狭二义之分，也许会更有利于人们对这些诗歌的理解与把握。
[68]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页。
[69] （元）杨允孚：《滦京杂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1页。
[70] 柯绍忞：《新元史》卷一八九，《元史二种》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762—763页。
[71] 李嘉瑜：《不在场的空间——上京纪行诗中的江南》，《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2010年第18期。
[72] （元）陈旅：《跋上驾纪行诗》，（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8页。
[73]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6页。
[74] （元）迺贤：《金台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75] 参见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3页。
[76] （清）顾嗣立：《寒厅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4页。
[77] 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
[78]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06页。
[7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1页。
[8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22页。
[8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0页。
[82] 参见（元）马祖常《马祖常集》，王媛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83]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页。
[84] （清）顾嗣立：《寒厅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4页。
[85]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2页。该处误作“大历诸公”，此处改正。
[86] （元）戴良：《戴良集》，李军、施贤明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87] （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98页。
[88] （元）王沂：《跋上京纪行诗》，（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89] （明）杜储：《纯白斋类稿序》，（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90]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八，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0页。
[91] （元）柳贯：《柳贯诗文集》，柳小英辑校，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464页。
[92]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26页。
[93] （元）吾衍：《闲居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9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1页。
[95] （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98页。
[96]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1页。
[97]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87页。
[98]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8页。
[99] 参见（元）王士熙《题上京纪行诗后》，（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页。
[100]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四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13页。
[101] （元）孛术鲁翀：《跋古愚上京纪行诗》，（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7页。
[102] 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103]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一，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34页。
[104] （元）耶律楚材：《和郑景贤韵》，《湛然居士文集》卷七，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36页。
[105] （元）耶律楚材：《和李世荣韵》，《湛然居士文集》卷一，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页。
[106]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107] （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4页。
[108] （元）贡师泰：《葛逻禄易之诗序》，（元）贡奎、贡师泰、贡性之：《贡氏三家集：贡奎集、贡师泰集、贡性之集》，邱居里、赵文友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页。
[109] （元）刘将孙：《刘将孙集》，李鸣、沈静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110]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85—1186页。
[111] （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1页。
[112]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
[113]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黄君坦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