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禁锢与文学活力

女性从事写作始终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正如肖沃尔特所说的，女性的思想与情感在男性话语构建下的语言体系中有一片难以表述的荒地。因此，“感知、沉默、压制声音等本来就是探讨女子文学活动时所用的主要概念”[1]。尽管如此，在文学创作的长河中，仍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或是早已将自己的名字镌刻进文学史的女性作家，凭借她们的文学天赋与强烈的感受力、捕捉力，努力地在男性语言体系中发出女性的声音，以尽量贴切的词语描摹着自己那丰富细腻而敏感多情的内心世界。正如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说：“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2]

一 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女性独有的飞翔

社会规范下的“女性”是在他者的境遇下形成、发展的，因而女性内心始终是孤立的、封闭的、向内的、复杂的，正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在探讨少女时期的女性内心世界时所认为的那样：“少女是内向的，骚动的，是严重冲突的牺牲品，但这种复杂性使她丰富，她的内心生活发展得比她的兄弟们更有深度；她更注意自己的情感，所以它更微妙地富于变化……她有更强的心理顿悟能力……”“她超然于僵化的男性世界之外而走到了孤独的极限，成为真正的自由人。”[3]由于他者的处境，女性给予自己的内心世界以极大的关注，她那敏感细腻的内心中有着强烈表达的欲望，急于突破束缚从女性那早已沙哑的喉咙中冲出来，而文字则是被锁在封闭家庭中的女性唯一能够发出自己内心世界声音的工具。如今呈现在世界面前的这些女性作家，如艾米丽·勃朗特、狄金森、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人，都在文字中保留了女性成长过程中在他者境遇下所感受到的世界的强烈激情，大多展现了女性那独特的内心世界观照下所呈现出的情感的细腻、丰富以及思想上的封闭性、内向性与复杂性。

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关于女性写作及女性内心世界的独特性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说道：“她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女人。所以她的书里充满了那种奇怪的性的性质。那只有在性忘却自己的时候才会有的。”[4]正如波伏娃在探讨女性形成的一开始就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是整个文明将女性塑造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具有女性气质”的一个性别。因此，伍尔夫所认为的女性写作就是在“性忘却自己”，抛弃了文明与社会塑造下的“女人气质”而以一个纯粹女人所具有的那种独特性来从事写作，表述自我。波伏娃在《第二性》的最后一章“独立的女人”中也谈到女性的写作：“她们若是从事写作，就会对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去说。另外，若是女人愿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达自己，她便会一心想窒息她本来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独特性；她和女学生一样也容易变得谨慎和迂腐；于是她会去模仿男性的严密和气魄。她可以变成优秀的理论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实的能力；但她将不得不放弃她身上的任何一种 ‘与众不同’的东西。”[5]随后，西苏也在其女性主义论文《美杜莎的笑声》中，强调了女性写作是一种女人独有的飞翔的姿态。

他者的境遇促使女性去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促使女性从事文学创作以发出自己的呐喊。然而也正由于他者的境遇，如几千年来女性的全部命运一样，女性写作也是在极其艰难的尝试与跋涉中去努力完成的。男性作家能够很熟练地运用他们自己构建起来的这种语言体系去表达他们在超越性的生存实践中所凝聚的思想，从而得以完成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而女性却必须首先要努力突破男性主宰声音的捆绑才能开始表述自己，她们在男性语言中苦苦挣扎、突破，努力寻找能够描写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语汇；她们被困在封闭的世界中，无法具有超越性的生存实践来肯定自己、观察社会。因而她们只能被锁在那个小小的内心世界中，反复端详着那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难以拥有男性在确立以自我为主体的基础上去观察世界的那种广阔视野，而难以创作出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审判》《老人与海》或《尤利西斯》这样的关于世界、关于人的处境的伟大作品。在俄国经典文学的大森林里，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再到现当代文学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这些男性作家常常把一号女主人公置于其他主人公尤其是男主人公的思想关照与考量之中，使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居于作品的核心。正是强烈的比照艺术，凸显了俄国经典文学经久不衰的深邃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使文学文本中的“她世界”成为作家们对人的存在境遇所写的最佳注释。[6]

他者境遇促使女性以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男性话语权力的笼罩又捆绑住了她们的喉咙。女性作家始终被捆绑在他者的境遇下从事写作，她们的思想、她们的呼喊也都是在不断挣扎与反抗下所发出的嘶哑而微弱的声音。因此，带有先天偏见的男性评论家便可轻蔑地拿出女性在关注宏观问题上的局限性来批评女性写作，从而再一次确认自己作为男性的优越的主体地位。而女性写作的出路在何方？是否如伍尔夫所设想的以一种雌雄同体的姿态去从事写作，又或是努力去表述游离于男性话语之外的那片荒地？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改变女性命运的唯一问题之上——他者命运。女性没有改变他者命运，没能走出封闭的家庭，没能拥有经济上的独立，没能具有超越性意义的生命实践，没能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那么，她所从事的女性写作终将是被困在他者泥沼中所发出的那一声声微弱而嘶哑的呼喊。

二 现代女性意识的文学发动与两种革命

在人类成长史上，长期的性别压制迫使女性退化为从属者、失语者和隐匿者；进入19世纪后，不少女性作家迅速崛起。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 1816—1855）均是女性平权的启蒙者与先行者，对应社会革命中的英国式温良与法国式狂暴，其代表性小说《傲慢与偏见》 《简·爱》分别以“优雅—适度”“粗野—叛逆”的女性形象展现对两性平等的基本态度与具体诉求。两部文学经典还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在谋取性别解放中常常迷失于虚妄的性别对抗或男女同质化的悖反现象。

对于英国来说，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它开启了“日不落帝国”的传奇；同时，它又是一个“不名誉”的时代，尤其是对现代女性来说，它简直可以说是“极其糟糕”的存在——前不见斯与后不见斯。这种“糟糕”的经典案例便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及其代表小说《简·爱》的面世遭际。小说《简·爱》初版时轰动伦敦，却被当时的英国主流社会斥为“不良书籍”“不道德”，遭到许多恶意攻击和长期诋毁。这些基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社会偏见的恶评打压，谴责其“粗俗”“邪恶”甚至“淫秽”，非议其“有伤风化”“有损女德”，其实质是恐惧女性觉醒和固守性别偏见。夏洛蒂原非主动反叛习俗的急先锋，只不过在特殊的成长环境下，她的诗人天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滋养出那个时代在女性身上十分扎眼的自我意识。作为女性觉醒的圣经与志同道合的宣言，《简·爱》以“逾矩”写作的方式打开了女性自尊、自强、自立的通道，却依然裹足于家庭和爱情的藩篱。

维多利亚时代“前拉斐尔派”的主要成员克里丝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女诗人之一，又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与神秘气息的精神诗人，但在中国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克里丝蒂娜以17世纪的精神诗人乔治·赫伯特为师，又融入了前拉斐尔派唯美、忧郁与细腻的艺术风格，因此，她的诗作具有双重张力：宗教虔信下的爱情企盼与清寒自制里的热切奔放。哀婉的诗情，难消爱的温热；貌似平静的吟咏中，涌动着情感的激流。这种看似矛盾其实又统一的诗意境界才是她真实的精神与艺术风貌。克里丝蒂娜一生为宗教所困，诗作中的忧伤情调确切无疑地根源于她的宗教情感，使她的诗像戴着镣铐跳舞般摇摇晃晃；而她优秀的诗作，生命的热忱却能够冲决宗教的围困。

著名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的代表小说《名利场》塑造了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妇女的女性形象利蓓加，她以活力四射的独特魅力伫立于世界文学长廊，又因不符合男权社会对理想女性的要求而被定性为“女野心家”。萨克雷对利蓓加的批判，是出于维护父权社会性别秩序和阶级秩序的目的，履行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道德规训职责；同时，他对利蓓加的性别魅力和人性活力也流露出喜爱和欣赏之情。与“女性化”的家庭天使爱米丽亚相比，利蓓加身上闪现出的“双性气质”魅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西方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理想人格特质。利蓓加的悲剧说明，在男权意识长久与深远的控制之下，女性的自我解放之路困难重重。在现代社会中，“双性气质”理想面临诸多困境，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难点。

世界文学经典《双城记》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晚年创作的代表作，它聚焦于法国大革命前数年以及大革命期间处于社会危机、人心动荡的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小说细腻展示了多种女性的性格、命运与现实遭际，全景式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对女性的规训与无视，其中的露西与德法日太太成为女性群像中代表至善与极恶的两端。相较于同时期法国作家雨果、司汤达等作品中的女性，《双城记》中的女性带有维多利亚时代妇女观的鲜明特征。我们可以从女性主义视域细读文本，以现象学还原的精神追溯人物原型、解剖社会偏见，探讨露西和德法日太太两位女性人物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作家成见与时代局限，进而发现完美露西的虚幻与穷凶德法日太太的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