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愈久，则遭受的诘问愈多。这些诘问多由学生发出，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老师，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其次便是：“这首诗（或是词、曲、文等）啥意思？”亦有好学者问：“我读了他的全集，感觉为何和文学史上描写的不一样？”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常答：“这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不能简单地用有没有用来衡量。”对此回答，外国留学生多报之以耸肩，而中国学生则常报之以直视之茫然。见此说缺乏回响，我又常常不得不旁征博引：“你读过梁启超的《新史学》么？他在里面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历史认同是国家的基础，研究历史，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学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其与其他历史之研究同功也……”大约是因为有了先贤的加持，学生遂多不再问，一收茫然之神态，而若有所思焉。而关于第二个问题，则难以找到如此以一敌万之法，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最基本的背景人物介绍、字词解析、文体规范说明开始，一一细为诠释。其间，为使解说能显出新意，又常需引进结构主义批评、意象研究、原型批评、叙事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西方的理论方法，稍作宏观上的对比和阐发，解释之功，反是最费神力。关于好学者的问题，我则常以接受个体的差异性来回答，并顺手举所讲的李白和陆游诗为例：李白和陆游均为文学大家，传世作品亦都甚多，然若观其全集，则觉其诗意、诗语颇多重复，印象往往不如读诗选时之好。故欲显某家之精华，不得不对其作品进行沙汰。清代的李调元为《陆诗选》作序，其言：“放翁诗非选不可，过选亦不可。何也？不选则卷轴烦多，难于
阅；过选则片鳞只羽，不免遗珠。”[2]文学史上选的都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故读起来印象更佳，也更有阐释力。
学生之发问，往往是一时兴之所至，鲜会深究。然受问既多，则难免引发自我之驳诘。学生之问，虽是口语化的直白表达，但就其问题的性质而论，却正好代表了文学史抽象的三个层次：问题二所讨论的文本，代表了文学史研究纷繁的底层；问题一所讨论的历史对于凝聚国家、民族的作用，则属于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而联结二者的，则恰恰是问题三所涉及的历史材料的甄选问题。“不选则卷轴烦多，难于
阅；过选则片鳞只羽，不免遗珠。”历史必须经过抽象，才能被人所理解，而过度抽象，则又会失去其丰富可感性。其间去取的标准，究竟何在？文学史研究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有可能膨胀为一种理论方法，如对字句的解释催生出经学、训诂学，对文本的解读催生出新批评，对作者及读者的考察催生出接受美学等。文学文本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取决于读者或批评者的“前理解”，这些“前理解”显然构成了读者或批评者对文学史料进行去取的标准，因此，它实际上构成了文学史抽象的第一环。以理论透视史料，以史料支持理论，在这里，“解释学的循环”似乎不可避免。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曾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研究者不会向着其“历史的向度”敞开，因此，在现代学术研究背景下，历史资料与理论之间，实际上早已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换言之，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在每一种具体可感的史料之上，其实均包含了一种被抽象为理论的可能。如果“理论”不能给其以阐释，则其必不能被“有效解释”，这在今天的学术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识。在中国，尽管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理论热早已降温，而今天的研究界也越来越重视基础史料的发掘，但一种难经理论提炼的自在的知识或经验，其被忽视的程度，则仍和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种种经验性的材料，是否需要被抽象成一种理论，这和“诗人的诗是否需要选”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选诗，即是体现观点，即是对历史的抽象，这一点，它和理论相同。所不同者，是选诗大体上保存了文学本身的具体可感性。而理论的抽象，一旦开始，便有不断上升、愈演愈烈的趋势，其最后往往演变成了以理论支撑理论、以抽象解释抽象。一方面，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诠释本是必然，但另一方面，这也彰显了理论不断扩张所带来的困境。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后半叶，以文本批评为核心的“新批评”日渐兴盛，这种以文本细读和言语分析为核心的方法，曾被认为是对传统的“作家—作品”批评方式的一大背离，是对文学本体批评的一大坚持。海外随即便有学者借鉴其方法，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解读，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高友工和梅祖麟合作的“唐诗三论”[3]。“唐诗三论”“基本上是用‘形式主义—新批评’的方法即语言学方法来谈论唐诗”。“这种以‘细读’（close reading）为手段对诗歌语言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诠释的方法，不仅注意对词句语意的发掘，而且注意语法即语词搭配的样式、语音即音型的变化对诗歌意义的影响，过去人们粗率浏览而轻轻忽略的精微细密之处被它一一剔抉出来，过去人们漫不经心而置之一旁的语言形式意味被它一一爬梳清楚，于是便使唐诗研究面目一新，让人确确实实地领悟到唐诗语言魅力所在。”[4]其利用西方语言与文学批评术语，对中国传统诗学无法言说之处进行了说明，理论意义毋庸置疑。但二人在研究过程当中亦发现，单纯的语言或是文本批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作者注意到，唐诗的语意往往很难在纯语言范围内寻觅，它所蕴含的更丰富的内涵使分析者‘不断发现自己每每不得不超出这种（文本语言）限制’，分析者必须将诗歌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之中，于是，‘从文本发展到了背景’。”[5]从文本发展到背景，是理解诗歌含意的必需，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作者研究与社会研究的再次引入。于是，一种以文本批评为特征的方法，便有了再次蜕变为一种历史性的宏观叙事的可能。而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在语言研究界盛行一时的系统功能分析法。语言学界所进行的语篇分析，和上文提到的文本细读有很多的类似之处，不过它更重视语篇的交际功能，倾向于在语言学的范围内理解文学作品，关注更多的乃是诸如语域、语境、指称以及词语衔接之类的问题。这在起初，也被视为一种区别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但随着理论的拓展，这种基于语言学的理论同样也向着更为宏观和综合的方向发展。语篇分析中较为贴近文学的一支，逐渐演变成了文学上的功能文体学，而侧重社会、历史语境研究的一支，则发展成了批评语言学。“他们将语言视为社会符号，将话语视为社会政治现象，将文学视为社会语篇。他们注重分析各种文本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语言结构中蕴涵的阶级观念、权力关系、性别歧视等各种意识形态”[6]，于是，从宏观的抽象的层面上而言，这种语言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社会哲学的附庸。无论是新批评，还是曾被视作新批评后继的系统功能文体学，最终都远离了其原初的研究对象文本，而成为一种更具抽象性但也因此更具理论包容性的上位理论。这似乎印证了理论本身永远具有一种自我抽象的本能。理论的不断抽象，最终促成了经院派学术的形成。象牙塔内的研究者们在符号的追逐中自娱自乐，却逐渐远离了原初的经验世界。这或许是学生们目睹教授们搞学问搞得热火朝天，但却不知其究竟有何用的另一原因。
为限制理论的过度抽象，同时也为弥补宏观的理论与微观的经验世界之间的孔隙，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在20世纪中叶提出了一种“中层理论”。其说虽主要针对社会学研究，但对于文史研究而言，亦有启示意义。对于“中层理论”而言，一种诠释理论，绝对的普遍性并不是必需的，而不同的诠释理论之间，亦未必一定要追求逻辑上的融洽性。一种诠释性理论，只需具备有限的有效性即可。中层理论承认了解释的局限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解释的多元性。而其要义，乃在于保持了理论的抽象性和经验的丰富性的统一。只有保持抽象性与经验性的统一，理论和实践才能相互支持和指导，一种研究也才真正地具有操作意义。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中层理论指导之下完成的。本书并非没有理论性的推衍，但其重点更在于经验性的展示。本书的基础，是数十篇的文学作品，按照所涉及的理论话题，其被精心地归为几类，所涉文体，或诗，或词，或文，或赋；所涉朝代，或唐，或宋，或明，或清；所涉地域，或南，或北，或中心，或边陲，但它们的归聚，往往都是为了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所有的讨论，都是自文本的举例和解读开始，而其末，则又均止于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层理论”或是假说。这些问题包括中唐诗人的语体意识、古诗文本中的城乡观念、早期词风的通约性以及宫闺文学的分化演进等。希望这种多元化的阐释，可以在文学的直观的经验性与文学史的抽象的统一性之间，填充进一个相对丰富的“中层”。倘能如此，则学生常问我的三个问题，便算是一并解决了。
[1] （清）梁启超：《梁启超全集·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页。
[2] （清）李调元：《童山集·陆诗选序》，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文集卷五。
[3] 含《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尝试》《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唐诗的语义、隐喻和典故》三篇论文。商务印书馆版名《唐诗三论》，2013年10月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名《唐诗的魅力》，1989年11月出版。
[4] 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语言学批评的前景与困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5] 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语言学批评的前景与困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6] 申丹：《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里程》，载戴凡、吕黛蓉主编《功能文体理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