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的政治背景分析

对闲暇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文人文化的传统，但是就形成盛极一时的休闲文化时尚来说，还是在明清时期。休闲文化在明代的大发展，就时间上来说，主要归到明代中叶以后。这个历史阶段的确定，首先和明代中叶以后特殊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

一 两京格局

明太祖于1368年建都南京，开启大明盛世。南京成为王朝中心以后，太祖曾经两次进行大规模建设。第一次是从洪武二年（1369）到洪武六年（1373），主要是对皇城的整修。第二次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主要是针对外城的建设。明朝经过这两次大的城市建设，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帝都。成祖朱棣开始迁都之前，南京一直是帝国的中心。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正式下诏营建北京。前后历经十四年，北京城的营建工作基本完成。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迁都北京，大明王朝独特的“两京”时代开始。南京作为留都，在建制上保留和北京大致一样的行政机构，南京称应天府，北京称顺天府，合称“二京府”，其在机构设置和官员品级认定上基本相似。两京格局的形成对于明代中晚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休闲文化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首先，应天府格局和设置虽然和顺天府相似，但是官员大多有职无权，被安排在南京的官员大多是政治舞台上的落败者，远离帝国的政治决策中心，虽然其在待遇上和北京政府相同，但是大多是虚职闲位。另外，太祖朱元璋虽然开国之初选择定都南京，但是朱元璋是从北方发迹，后来和盘踞江南的张士诚政权对峙多年，江南地区多有张士诚的拥护者。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针对江南文人不出仕的行为，打击极为严酷。明成祖朱棣发迹北方，其登基以后，重用的多为北人，南人为相的很少，尤其是吴人徐有贞之后，徐阶之前，基本上没有南人拜相，以至于王鏊专门写过一篇《相论》，驳斥当时社会上关于“南人不可为相”的说法。庙堂政治的现实使得陪都南京的大部分官员只能闲适度日，谈论诗文，玩赏时玩。上行下效，这对江南社会竞尚清雅的闲适之风有直接影响。

其次，江南地区自宋元以来就是文化中心，荟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子。江南是明代中晚期科举文化和地方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文人文化最为兴盛的地区。“两京格局”的确定，基本上意味着从宋元开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分化情况的加剧。学者周振鹤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中指出：“明代全国三十五个工商业城市，就有二十四个在南方；明代科举，南人的数量十倍于北人，以致不得不采用南北分卷制，以勉强维持南北人数的均衡。”[1]周振鹤指出了从元代开始，南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而治之就已经成为常态。明代“两京格局”加重了这一趋势，文化中心基本上实现了南迁。根据李昌集先生的考察：“明代从嘉靖开始，文化界的主要代表都是‘南人’，吴越人（今江浙一带）尤为主体。”[2]“两京格局”在政治上让江南士大夫阶层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他们中的大部分精英分子没有多少机会在朝堂上获得声名和荣誉，尤其是在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皇帝因为皇位继承问题拒绝上朝，整个北京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官吏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何况是作为“陪都”的南京，这使得他们对于政治的渴望不再那么急迫，他们对于政治上的边缘角色身份能够更为平静地接受，加上林下闲居本来就是江南文化的传统，这些都促使更多的文化精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闲暇生活。休闲文化在江南地区蓬勃发展，并且波及全国。

江南是明代科举的重镇，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依然是江南文人主要的事业之一，但是他们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江南文人中的佼佼者，相比较残酷的官场竞争，更加乐意致仕回家，过着悠游林下的闲适生活。另一方面，江南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得文人可以在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之后，在地方获得声名和权威。例如明代文人文集中大量存在记录自己闲暇生活的文章，这在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的文集中表现尤为明显。长期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使得他们更乐于回归自我，对生活和生命本身价值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这是记载文人日常生活轨迹和对生命意义关怀的小品文在明代中叶以后变得异常发达的重要原因。江南文化领袖人物大多对于北京的政治斗争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比如嘉靖年间对朝野影响巨大的“大礼议”事件，作为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正名”之争，基本上没有江南文人的声音，文徵明[3]虽然当时在朝为官，但是基本上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可以解释为文徵明当时只是位列九品的翰林院待诏，职微言轻，但是当时闲居在家的王鏊[4]对于这场关乎国本的斗争也没有发表多少个人意见，反而对于地方上的重税表现出极大热情。王鏊在乡居期间所作《赵处士墓表》（王鏊《震泽集》卷26），对于为本郡重赋之事仗义执言的赵同鲁大加赞赏，可见江南文人在政治性格上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实际，对于抽象的道德伦理斗争变得不太感兴趣。

二 秩序危机

明前期，太祖以相当强硬的姿态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明祖惩元季纵驰，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绝，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5]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明王朝“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在‘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6]。嘉靖朝经常被当作明代历史的转折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嘉靖朝以前，明帝国虽然保守，但是基本上是在良性运转的轨道上。从嘉靖朝开始，明代这样一个一直以来似乎运转良好的庞大机器开始逐渐失去控制。历史学家孟森将嘉靖朝历时三年的“大礼议”事件视为明代政治衰败的开始，也是直接导致君臣离心的引子。正德十六年，明武宗在还没有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猝崩，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为帝，改元嘉靖，史称世宗。嘉靖即位后，为了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从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大礼议”。“大礼议”以嘉靖皇帝的胜利告终，其父被尊为“睿宗”，孝宗被改称“皇伯考”，在事实上剥夺了孝宗和张太后的正统身份，确立了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同时也将朝廷带入党争的旋涡，朝廷风气至此大坏。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大多是靠着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而起家的，面对如此腐败险恶的政治生态，不少的正直文人士大夫选择了引退。嘉靖六年在“大礼议”事件中落败退隐的朱希周乡居三十多年，其中历经30多次的征召，也没有再次出仕。江南文化领袖文徵明当时担任翰林院待诏，深感官场险恶，这可能是他后来致仕不出的直接原因。文徵明在这一期间写的家书中有对这场政治斗争的描述：“杖死者十六人”“充军者十一人”“为民者四人”。实际上，“大礼议”中被迫害的文人数量远不止这个数字，“仅仅是嘉靖三年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中，四品以上的被夺俸，五品以下被杖责的就多达180余人，其中被杖打至死的就有17人之多”。“大礼议”事件是开启明代政治乱象朋党之争的根源。严嵩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控制朝政，任人唯亲，致使朝纲不举。1567年隆庆皇帝继位，在位六年，耽于个人享乐，仅有两次召见朝臣的记录。万历皇帝年仅十岁接任皇位，虽然经过张居正改革，朝廷气象曾经为之一新，但是万历亲政不久后的长达几十年里消极怠政，使得朝政困局难破。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7]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使得朝廷政务几近停滞。而朝野之内也是陷入党争旋涡，士人之间以相互攻讦求名取利，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8]

嘉靖朝开始的政治乱象之一是士风大坏，庙堂内部党争频繁，朝廷上士人之间互相攻讦趋利，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丧失殆尽。大量正直文人逃离庙堂，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开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明代文人或因为政治落败致仕，或是以老疾乞归的现象特别多，即使是还留在朝廷为官，也是无心为政，一心只以诗酒自娱，以求自保。如《明史》记录边贡[9]：“贡早负才名，美风姿，所交悉海内名士。久官留都，优闲无事，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都御使劾其纵酒废职，遂罢归。”（《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陈霆[10]为官不久后辞归，后隐居三十年。李濂[11]被罢免后，居家四十余载，致力于学。明代政治斗争的残酷血腥使得文人对于朝堂政治的远离之心更多出自本心，所以明代文人退出庙堂之后，大多将精力花在闲暇生活上，这可以从这个时候的文人大多喜欢在自己身上挥霍财富这一点上窥得一斑。文人致仕后多以筑园为乐，比如顾璘[12]致仕后修息园，陈霆在家舍后修“绿乡”等。因为没有元代隐士的家国之痛，避世之怨，也没有宋代文人的家国闲愁，明人的闲暇生活少有愁苦之气，倒是更多富贵闲人的风流闲适之意。

其二是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背后是朝廷政治统治上的虚弱，其主要表现在于道德伦理治理上的虚弱和朝廷在舆论管理上的力不从心。

（一）伦理秩序危机

“大礼议”事件对于王朝统治的深远影响在“大礼议”以后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对士人阶层的道德伦理影响上。嘉靖皇帝虽然通过“大礼议”事件，确立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但是这一专制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顾炎武谈到万历后期政局就说道：“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13]皇权对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根基的破坏使得世风开始败坏，其突出表现就是逾礼越制开始逐渐成为常态，传统的文化秩序开始崩溃。

大明开国以来，太祖希望实行“衣冠治国”，建立贵贱有格的礼制社会。正德朝以前，由于明王朝基本上能够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所以朝廷基本上还能够在形式上维持太祖初衷。正德、嘉靖以降，朝政逐渐倾颓，尤其是嘉靖年“大礼议”之后，朝廷法制由王朝最高统治者开始破坏，加之朝廷内外矛盾重重，政府的行政管控能力大为衰落，尤其是在礼制管理上。明代初年建立的大量维持礼法的制度都难以得到有效执行，长此以往，逾礼越制逐渐从一种个别行为变为社会常态。明代中叶以来，商业文化和城市的极大繁荣推动奢靡世风的盛行。士大夫文人或是醉心高蹈自适的享受生活，或是以治生为要，儒行贾生。新兴的市民阶层掌握了大量财富，其地位和价值逐渐上升，其利益诉求首先体现在消费上，这直接促成了社会上豪奢商品的极大丰盛，在这样一个纵情靡丽的时尚潮流面前，人们对礼制的逾越也就逐渐变为见怪不怪的常态。万历年间进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总结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服舍违制，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14]

对于明代中晚期的奢靡世风和逾礼越制的消费热潮，当世和后世都不乏批判者，不少学者都将其视为明代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姑且不对其做出价值判断，而是换个角度，从休闲文化发展价值上来看，其意义深远。仅以戏曲和园林文化来说，如果明代中晚期一直处在太祖理想的礼制状态下，那么是不会有后来的兴盛状态的。比如就园林的建造来说，《明会典》对园林的规格建制是有明确规定的：“在京功臣宅舍，地势宽者，住宅后许留空地十丈，左右边各许留空地五丈。若见住旧居所在地势窄隐，止仍旧居，不许那移军民以留空地。官员之家住宅，照依前定丈尺，不许多留空地，过此即便退出，令子孙赴官告给园地另于城外量拨。功臣之家，不许于住宅前后左右多占地丈盖造亭馆，或开掘池塘以为游玩。”[15]但是明代中期以后，从经济和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地区开始兴起筑造私家园林的风潮。筑造私园不仅是少数有功名的士大夫家庭的行为，还是大多数家有余财的家庭的普遍行为，尤其是握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家庭。明代中叶以后，私人园林发展迅速，甚至成为江南富豪争富斗奢的主要场所，关于这点，在后面关于园林休闲文化的审美诉求一章中有详细讲述。

再比如明初年戏曲发展一变元代兴盛局面，显得格外萧条，其重要原因在于朝廷对戏曲消费的严格管制。洪武三十年刊印的《大明律》明文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16]戏曲内容被严格控制在教化范围内，戏曲的内容不能超越礼法伦理的边界，否则就是违背法律；严格限制官吏和娼优往来，从法律的角度隔断宋元以来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盛行的观剧听曲之风。事实上，明中叶以后，观剧听曲之风在文人士大夫之家可以说是蔚为风潮：“惟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戏文，不问贵游子弟，庠序名流，甘与徘优下贱为伍，群饮酣歌，俾昼作夜，此吴越间极洗极陋之俗也。而士大夫不以为怪，以为此魏晋之遗风耳”[17]；“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制服饰、器具，列室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8]

（二）舆情失控

首先明代前期对文化的高压统治逐渐失去效果，不少所谓的禁令都成为一纸空文。以小说为例，尽管在元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已经诞生，但是由于其中有犯禁的部分，并不能公开发行，所以其传播事实上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嘉靖元年，司礼监刊印发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紧追其后的是武定候郭勋和都察院，随后私人书坊对这两部著作加以大量刊印发行，从而使得讲史和英雄传奇类章回小说的创作和传播相继进入发展高峰。万历年间，随着《金瓶梅》的流行，世情小说登上历史舞台，相继出现的还有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等。其次，明代晚期甚至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性的报纸杂志，以及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这都证实了晚明在民间舆论的管理上具有一定的宽松度。以现存的《万历邸钞》来看，《万历邸钞》是对当时官方报纸《邸报》的摘抄汇编，其中除了皇帝的各种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外，还有种种议论时局之言，甚至是对皇帝直言不讳的批评，如海瑞抨击世宗的《治安疏》、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的“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的《四箴疏》等。政府对民间舆论空间管理上的软弱，使得文人清议之风盛行，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直指皇帝者。雒于仁《四箴疏》直言：“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其言辞激烈，却也未见万历皇帝有严厉的惩戒。李贽的书一度被定为“禁书”，“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虽是如此，但是李贽的书“行人间自若”（顾炎武《李贽》，《日知录》卷一八），可见朝廷在思想控制上的软弱。对于朝廷在思想统治上的无力状况，万历朝内阁首辅沈一贯曾经就此上书：“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衡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19]（沈一贯《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揭帖》）

明代中叶以后，表面上强大的皇权在现实政治和思想文化管理上的软弱，在客观上突破了明代早年的“衣冠之治”，加之“两京格局”和江南文化传统的影响，都使得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阶层对政治的疏离愈加明显。政治和文化向来是士大夫的两面，当文人同政治的关系日益疏远的时候，文人会获得某种自由，文人会更多转到文化里面去寻找安身立命之处，文人的治世理想自然就演变成为名士风流，其中归隐就闲成为风气所向。江南文化名流沈周、王宾、韩奕等人都是以布衣终老，绝意仕进。致仕者多将精力投入个人生活的精心经营上，以至痴癖文化发达，有筑园成癖的、有痴迷戏曲的、有沉湎古玩清赏的。比如吴江派的代表人物顾大典（？—1596）在弃官归田之后，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其自建园林“谐赏园”中，或是与友人雅集宴饮，或是与家养戏班度曲自娱，余生再没有涉足官场政治。邹迪光（1550—1626），万历二年进士，曾经官至湖广学宪。万历十七年被罢免归乡，从此不再留恋仕途。其在家乡建筑园林，号为“愚公谷”，终日饮酒作乐，流连歌舞园林。雅集、宴饮、歌舞、园林等逸乐活动成为当时文人安顿自我生命的所在。文人和政治的隔阂迫使文人对生命意义重新定位，与之相关的是他们对社会和文化态度上的变化。文人的生命价值取向从庙堂文学的经世致用转向对内在自我的完善，从政治生命的实现转向个人主义的闲适追求。文人对文化空间和生命价值的投入，使得休闲文化和艺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也可以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的乱局从反面对休闲文化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