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印度与中东（西亚）的文明交往

大约公元前2500年起，印度河流域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从而产生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考虑到其范围已经超出印度河流域，因此不少学者以其发现地命名它为哈拉帕文明。1921年和1922年，英国考古队先后在哈拉帕（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蒙哥马利县拉维河左岸）和摩亨佐—达罗（今巴基斯坦信德省拉尔卡纳县印度河右岸）发现两处大型城市遗址，标志着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现。

哈拉帕文明是人类早期主要文明之一。按照英国学者M.慧勒在《印度河文明》一书的观点，人们一般认为其起止时间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通过碳—14测定的技术手段，又有学者提出其起止时间应为公元前2350—公元前1750年。因此，从时间上看，古代印度文明的起点晚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略早于中国的华夏文明。哈拉帕文明西起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苏特卡金—杜尔，东到恒河流域朱木拿河的阿拉姆普尔，北起当前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地区，南部包括坎贝湾的卡提阿瓦半岛，东西跨度1600千米，南北相距1100千米，总面积大约130万平方千米，比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地理范围都大。目前考古学家已发现的大小遗址百余处，例如，大型城市遗址中位于坎贝湾顶点的罗塔尔就是当时一座海港城市的遗址。

哈拉帕文明以城市文明为主要特征，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城市面积分别为1平方千米和2.5平方千米。这些城市都有设计合理的房屋，其中民房不仅包括浴室、水槽等卫生设施，还有许多两层的楼房。城市里有粮仓、浴室、发达的排水系统等公共设施，沿河或沿海城市还有船坞和码头。哈拉帕文明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城市周边的民众种植小麦、大麦、胡麻、豆类、瓜果、棉花等作物，饲养或放牧驼峰牛、水牛、山羊、绵羊、猪、驴等，还饲养大象。日常的工具以青铜器为主，兼用石器，日常用品中使用黄铜和陶器较多，如镜子、烛台、艺术品、罐、碗、纺锤等，另外还有金银打制的首饰。

“印度与西亚的文明联系和商品交往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古代。”[15]在哈拉帕文化早期（公元前 3300—公元前 2500），印度就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保持陆路和海路的联系与交流，不仅如此，印度的商品还到达过古埃及。也正因为历史久远、记录和遗存稀少，总体来说当时跨地区贸易的图景是模糊不清的。“简短的总结，哈拉帕文明的手工制品在海湾地区、阿富汗、伊朗和上下美索不达米亚都有发现。按年代顺序排列这些发现，最早的是公元前2600 年的乌尔王朝皇家墓葬，最晚出现的在公元前1400 年的加喜特人时期，而大量遗存主要集中于公元前 2325年的萨尔贡尼德时期。”[16]

由于印度与伊朗地理相连，公元前四千纪[17]印度河流域就出现与土库曼斯坦南部和伊朗北部相似的陶器。伊朗高原上的陶器、印章、小雕像、装饰物等也与哈拉帕文化早期的文物有众多共同之处，预示着当时双方应该有着密集的陆路商队往来。在古埃兰（公元前2700—公元前1600 年）的遗址中也发现大量哈拉帕文明的遗物，如象牙、雕刻的红玉髓珠子、贝壳、印章等。

印度与两河流域文明交往的例证较多，基本集中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区的各个遗址中。“在莫克兰海岸发现的哈拉帕村落，包括现代伊朗边境附近的苏特卡根·多尔的村落清楚地证实了与苏美尔人之间持续繁荣的贸易，尤其是在阿卡德的萨尔贡国王统治时期。”[18]其中发现最多的是各种材质的带有印度河流域图案或工艺的印章，它们或者是在哈拉帕文明的城市中制造并运输而来，或者是两河流域的仿制。例如鱼形通常出现在摩亨佐—达罗印章上，但它在苏美尔签字中也是常见的。在苏美尔的印章上绘有印度河流域特有的物产或纹饰花样，如驼峰牛、猴子、犀牛、印度鳄鱼等。出土文物的另一大项是各种珠宝和生活用品，如天河石、贝壳、陶器塑像、生活器皿等。例如天河石的产地是印度的古吉拉特，贝壳的产地是南印度西海岸。罗塔尔的船坞遗址中还发现大型帆船模型与两河流域的印章。另外，在阿卡德方言中，印度棉布是用意为“植物布”的表意文字来描述的。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泥版文书中也有来自印度的木材、黄金、青金石、象牙的记载。公元前606 年，新巴比伦王国推翻亚述帝国成为两河流域的主人。“城市的市场中有印度商人、犹太俘虏和腓尼基商人，旁遮普的印度商人和他施的腓尼基商人在这里出售货物。”[19]在佛教的《本生经》中也有记述印度商人前往巴比伦的故事。

在波斯湾的南岸还存在着迪尔蒙文明，它的存续时间从公元前 4000年到公元前 800年。迪尔蒙文明控制着从科威特到巴林的广大地区，公元前三千纪[20]是它最繁盛的时期。“公元前 2370年，阿卡德的萨尔贡国王炫耀称迪尔蒙、马甘、梅路哈[21]的商船齐集阿卡德。”[22]梅路哈就是位于印度河口广大的沿岸地区，属于哈拉帕文明的地理范围。在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 2350—公元前2000 年）的泥版文书里就记载着它、梅路哈与迪尔蒙的交易记录，如购买柚木、铜、象牙、青金石等，这些充分表明迪尔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中间商地位。因此，也有学者提出迪尔蒙文明在公元前三千纪时垄断了波斯湾的海运，负责印度和两河流域及更遥远地区的商业中转，海运的印度商人只能将货物运送到阿曼。另外，在巴林的迪尔蒙遗址23 到19 层中发现了大量哈拉帕文明的权重，哈拉帕文明的罗塔尔港口遗址中也发现迪尔蒙文明的印章。

印度和古埃及的交流也是通过出土的文物和图案来证实的，例如，在埃及发现的靛蓝、平纹布、乌木、檀香、象牙等印度特产，它们在公元前第二千纪[23]时就已经出现在埃及。“存在于印度河流域的铜匾和在三枚埃及印章上的绳纹是两个国家之间最引人注目的联系。”[24]蝎子图案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绘画中出现，但它是古埃及第18 王朝斧头上的典型标志。然而，学者一般认为两地间的联系并非通过直接的陆路或海路贸易，而是经过两河流域的转口贸易。

这一时期，印度出口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棉布、木料、陶器等，如玉髓念珠、贝壳或骨质镶嵌物、象牙梳、孔雀羽毛、柚木等，考虑到河港和海港遗址发现的大型粮仓，不少学者认为粮食出口也是当时对西亚出口的大项。而进口的产品主要是银、锡、铜、绿松石等，如上海湾地区也就是两河流域和科威特、巴林等地出产椰枣、珍珠和银，下海湾地区如阿曼出产铜、辉长岩、粗粒玄武岩等。西亚出口印度的商品如珍珠、椰枣等难以长期保存，银、铜、铅、锡等都被熔炼使用，所以哈拉帕文明中出土的美索不达米亚器物相对较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元前1700年，产自东非的高粱通过博兰山口被引入南亚次大陆。

“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将从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和乌浒河及幼发拉底河以西、远至尼罗河的整个地区联结成一个贸易网的具体证据是有的。”[25]印度与西亚广大地区的商路包括陆路和海路两种。其中，陆路的主要工具是由牛、骆驼、驴等牲畜作为运载工具，组成车队。商队分为南北两线，北线是穿越兴都库什山脉的诸多山口，当时印度向西主要途经基尔塔尔山口、博兰山口、戈马尔山口而不是开伯尔山口，再经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南部进入伊朗北部，沿里海南岸最终到达两河流域。南线是沿着阿曼湾北部沿岸进入伊朗境内，到达伊朗中部克尔曼省的泰皮叶海亚，再转往苏萨和两河流域。

海路主要是沿着阿曼湾北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顺着波斯湾北岸前行到达两河流域，再顺着南岸到达阿曼再返回印度。“苏美尔商人通过海路穿越波斯湾，经过巴林和阿曼，然后到达印度河流域和印度的其他沿岸港口。”[26]波斯湾到阿曼湾的海岸线、沿岸港口、河口、平原上的村镇为航海提供坐标和物质供给。巴林地区的迪尔蒙文明也一度非常强大，为波斯湾内的航海提供必要的物资和安全保障。海路贸易依靠船舶，最早的船舶是独木舟、双体船、树皮船、芦苇船和皮筏。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平底木板船逐渐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在迪尔蒙出土的印章上刻有高船首和高船尾的船舶，这意味着公元前三千纪波斯湾内已经广泛使用木板船，甚至有可能大量使用哈拉帕文明中榫卯结构的木板船。钉板船的出现增大了船舶的体积和载量，推动大宗贸易和重型物品的货运。这也是木材能够成为当时诸多记载中反复提及的进口物资的原因。

在商贸交往的基础上，文化联系和相互渗透也同步进行。可以想见，随着商路和商业的持续流动，不同区域的人口往来、手工业技术的传播也得以展开。植物的栽培和交换、冶金术、造船术、各类生活器皿的烧制技术都在相互扩散中。例如，西亚和印度河流域的人民都蓄长须、留长发；苏美尔绿皂石花瓶上绘制驼峰牛和印度河流域崇拜的场景；埃及和印度都将牛、太阳、蛇、河流视为崇拜对象，同时将莲花视为圣物；“哈拉帕印章影响海湾地区印章的风格，而哈拉帕的权重则成为海湾地区的重量标准。”[27]另外，在苏美尔的传世神话中，也有提到梅路哈，“神恩基完成创世工作后，赞美了他的创造物，苏美尔、梅路哈和其他土地。梅路哈被描述为长满高大树木的黑色土地，它的巨木适合建造王室宫殿，它的水牛体格巨大”[28]。

此外，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陶器和金属制品上还有大量未解的铭文，其中尤以印章铭文最多。目前已发现标有铭文的文物总数近2500件，文字符号约500个。这些书写符号与苏美尔和埃及文明中的书写形式相似，都属于象形文字范畴，从右向左书写。由于缺少可对比的长篇文书，文字的译解工作多年来没有明显进展。这些反复出现的书写符号肯定带有特定的意义甚至语法，破解它将是对古代印度缺少文字资料这一短板的巨大补充，也会为两河流域的历史与对外交往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