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民族主义：当代“抗战”题材小说的影视改编

第一章 红色经典“抗战”题材小说的影视改编

第一节 红色“抗战”题材小说创作与影视改编概况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有关抗战的创伤记忆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不断反映在此后的文艺作品中，并与时代变迁中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敏感话题。今天，荧屏上的“抗日神剧”又成为一个热点现象，因部分作品的严重失实甚至世俗化、庸俗化的取向而广受诟病，由此带来了一个新命题：在民族情绪高涨、文艺创作娱乐化的时代背景下，文艺作品究竟该如何叙述“抗战”历史，才能在呈现审美价值的同时，实现真与善的社会价值？因为与行之未远的民族创伤、民族记忆相勾连，有关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注定是不能以娱乐精神和神话风格为起点的，现实主义应该是其最合适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读一批创作出版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抗战”题材小说，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红色经典的那部分小说，如《吕梁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苦菜花》、《平原枪声》等，我们会发现这正是一批有助于反拨当下荧屏将抗战历史虚化、神化之风的现实主义的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再次出版这批书时也在“出版说明”中强调“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从创作时间、作家经历及作品生产机制上看，它们都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首先，这些作品多构思、初创于抗战后期或抗战胜利后10年左右的时间，放到当时的背景下看，基本属于现实题材作品。《吕梁英雄传》开始创作于1945年，初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发表，1952年首部完整版正式出版。《敌后武工队》构思于1945年，执笔于1949年，正式出版于1958年。《苦菜花》的雏形《母亲》初稿完成于1955年，之后修改定稿的《苦菜花》首次正式出版于1958年。《平原枪声》初稿完成于1954年前后，1959年正式出版。这些作品的正式出版时间范围在1949至1959年间。其次，这些小说的作者都参加过抗日战争或自幼耳闻目睹并体验抗战带来的社会变化，其作品自然有生活、接地气。《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马烽16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本人就曾是武工队小队长。《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则有着一个热心抗战事业的母亲，自幼接触革命工作，感知抗战时期乡村社会变革。《平原枪声》的作者之一李晓明也是自1938年即参加革命工作。最后，上述作品的素材多来自当时一手的个人经历或二手访谈、时事新闻报道，因而在战争情节、人物形象和社会风貌等方面能做到“细节的真实”，多有纪实风格，而没有后来某些“抗战”题材剧的传奇色彩。正如冯志在小说前言中所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1]这些作家也都以“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基于现实中的人与事的感动、激发而非政治先行的目的而有了动笔创作的念头。比如冯志说过“我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激着我的心”[2]。在马烽、西戎于1949年为《吕梁英雄传》写的“后记”中，可以看出，小说创作的出发点是为了在《晋绥大众报》上介绍民兵英雄们对敌斗争的事迹，作为新闻报道的初衷也就决定了其写实风格。冯德英在谈到《苦菜花》的社会影响力的原因时说是因为它“真实”，“把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写出来了”[3]，而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文艺复兴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传统”[4]，“文艺一定要反映生活，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5]。

这批以华北抗日根据地斗争生活为题材的红色“抗战”题材经典小说因为多种因素受到影视工作者的青睐，不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影响力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的影视文本分别有1965年上映的同名电影，2004年上映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马峰、西戎的小说《吕梁英雄传》的影视文本有1950年电影《吕梁英雄》，2004年的电视连续剧《吕梁英雄传》。李晓明、韩安庆小说《平原枪声》的影视文本有2001年的电影《平原枪声》及2010年的电视连续剧《平原枪声》。冯志的小说《敌后武工队》的影视文本则有1995年的同名电影，1999年、2005年的同名电视剧，以及2013上映的带“神剧”色彩的《武工队传奇》。李英儒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影视文本有1963年同名电影及2005年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影视文本则有1956年的同名电影，1985年的同名电视连续剧，1995年电影《飞虎队》，2005年同名电视连续剧，2011年的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战后篇》，以及2015年出品的具“神剧”风格的电视剧《飞虎队》、2016年上映的同样具“神剧”风格的由成龙主演的电影《铁道飞虎》。

从上面的改编时间看，我们可以发现“抗战”题材影视剧集中出现的几个时间段，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第二个是1995年到2005年前后，第三个则是2010年至今。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律恰好和中日关系的走向及民族情绪的起伏接近吻合。中日战后关系的交恶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之后的“20世纪70—80年代的中日关系进人了堪称‘蜜月期’的历史上最好时期”。[6]可以看得出，这一时期的“抗战”影视剧比较少见。“1993年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出现了重新调整的波动局面……中日间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与海域、经贸与经援等五大领域频频发生摩擦。1995—1996年，中日关系陷入复交以来的最低谷。”[7]2001年以后，中日间又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再次陷入更冷的低谷。同时，这个时间段内正好包括中华民族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这样的重要节点，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较多的改编抗战剧。2010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纷争不断出现，其中钓鱼岛问题是个焦点，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为有了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广泛传播而不断酝酿发酵，此时，由文学改编的“抗战剧”又开始增多起来，有些与其他“抗战剧”一起被称为“抗日神剧”。

作为原著的互文本，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因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创作者、受众、文本形式及政治文化思潮与原著相比发生了变化，所以相对原著，在有所传承的同时，也发生着“替换、添加、缩减、置换与复化”[8]。而这些改编之作的不断问世，又使得原作的主题、情节及人物形象以新的叙述、新的意义反复进入人们的视野，正如蒂费纳·萨莫瓦约所说：“互文性的特殊功劳就是，使老作品不断地进入新一轮意义的循环。”[9]能够不断的被改编也正是构成经典的一个重要质素，“文学经典正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被感兴趣者、在阅读中有所受益者成千上百次地模仿、分类、解码、评价、复制、批评、搏斗、熟知、拥有。法国学者勒菲弗尔宣称‘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并不能充分保证它的存活，改写在保证它存活的重要程度上至少与作品的价值旗鼓相当。当一个作家不再被改写，他（她）的作品就会逐渐被人遗忘’”[10]。本章将比较原著小说《吕梁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苦菜花》《平原枪声》等与其不同时期的电影、电视剧的互文本，以此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政治文化思潮如何影响小说的民族主义叙事。

由于改编文本都是基于红色经典“抗战”小说，而且都是经受审查机制才能播出的影视作品，所以它们在基本的政治立场、民族立场及伦理价值取向上与原作是保持一致的，即肯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从而肯定抗战的正义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揭露战时社会中的不义和失德行为，弘扬传统伦理道德。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改编文本和原著的区别不仅是篇幅长短或形式的不同，而是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都有或微妙或显著的差异，并由这差异来传达了意识形态叙事的差异。总的来看，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在内容上较为接近原著，但强化了阶级斗争色彩。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电影和电视剧也较为忠实原著，在阶级斗争色彩弱化的同时，悲歌慷慨的民族主义意识强化。2005年前后的电视剧开始较原著发生显著偏移，改编的尺度较大，出现传奇性、娱乐性的同格，同时民族主义意识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自恋和自信展示出来。2010年之后的电视剧传奇色彩进一步加强，甚至发展为“抗日神剧”的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