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文献的发现与百年《歧路灯》研究历程

1918年10月，上海《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期刊载了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八第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二则的内容。在“《歧路灯》第一百六十六”一则中，蒋瑞藻援引某“缺名笔记”，首次向读者介绍了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1920年2月，《小说考证》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本则内容亦被收入。现引录如下：

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缺名笔记》）。[8]

这是民国以来首部著录《歧路灯》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若以此作为《歧路灯》进入近现代学术研究领域的时间点，那么，学界对《歧路灯》的关注迄今已有百年。百年《歧路灯》研究史，展现了一部小说如何进入学者视野、引起百家争鸣的曲折历程，亦可为现今的《歧路灯》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宝贵经验。

回顾百年间的《歧路灯》研究历程，这部小说既曾引起冯友兰、冯沅君、朱自清、郭绍虞等一批知名学者的关注，也曾经历过长期无人问津的研究空白阶段。当代学者习惯依据研究热度，对《歧路灯》研究史进行分期考察，例如“三个阶段”、“四个时期”[9]，等等。《歧路灯》研究阶段划分问题的背后，是学界为构建《歧路灯》研究史框架而探寻历史节点的努力。尽管诸种划分法的起讫点略有不同，但是，以20世纪20 年代、80 年代形成的两次研究热潮作为划分《歧路灯》研究阶段的标志，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歧路灯》研究史上的两次研究热潮，其缘起都可以追溯到文献领域的突破——20世纪20年代，正是洛阳清义堂石印本（1924）和朴社排印本《歧路灯》（1927）先后问世，引起一批知名学者的关注，将《歧路灯》引入学术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也正是栾星点校本《歧路灯》的出版，引起学界对《歧路灯》的广泛关注。《歧路灯》的研究历来与新文献的发掘、既有文献的整理相互倚重。

近年来，《歧路灯》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围绕《歧路灯》的全面研究逐渐展开，《歧路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称其为“新”，不仅体现在成果数量的逐年增加，还体现在研究领域和思路方法的不断拓展。在成果数量上，包括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10]、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11]、吴聪娣《〈歧路灯〉研究——从〈歧路灯〉看清代社会》[12]、李延年《〈歧路灯〉研究》[13]、刘畅《〈歧路灯〉与中原民俗文化研究》[14]、徐云知《李绿园的创作观念及其〈歧路灯〉研究》[15] 等几部专著先后出版，每年还有多部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问世。此外，韩国、新加坡等海外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较高评价。在研究领域上，关于《歧路灯》的叙事特点、人物形象、教育主旨等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同时，还陆续出现了一批语言学、民俗学、思想史、经济史、法律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尤以语言学研究最为突出。[16] 在思路方法上，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基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亦占据一定比重。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革新，赋予了《歧路灯》更为丰富的研究空间。

但是，正如当代学者所意识到的：“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除了在20年代与80年代曾有过两次《歧路灯》研究的高潮，在90年代以后先后出现五部研究专著外，与《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古代小说的研究相比，《歧路灯》的研究还是沉寂的、孤独的，对其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的学者比较少，对于《歧路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个性的长篇巨著来说，这是不太正常的。”[17] 其中，相较于文学成就、思想教育、政治经济、社会风俗、语言方言领域的成果而言，《歧路灯》在文献方面尚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文献研究逐渐成为《歧路灯》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