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刘勇强

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在这部小说的传播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的出版，一时带动了《歧路灯》研究的热潮。从此，《歧路灯》也就成了古代小说史及世情小说不能绕行的重要作品。

栾星校注本虽然功德无量，却也有所不足。实际上，栾先生在《校勘说明》中即对他的校勘工作作过具体的说明。他说，由于各钞本互有出入，既有删省，也有抄录人臆增臆改的，他在审度情节时，“酌予去留”；同时，由于各钞本“讹误层出”，他作了“爬梳”、“正之”；对一些所谓将前人行间批语误入正文者，也有所“酌予去留”。栾先生还坦承：“对个别冗赘描写作了删削。对情节上的不连缀处，曾少施针线。此非校书正谊。”考虑到《歧路灯》问世后的一百余年间，只以钞本传播，且抄手水平有限，而校注本又主要是面向大众的，栾先生的上述处理，是可以理解的和必要的。不过，从研究的角度说，这样的校勘又有不尽理想之处。因为钞本的先后、系统与作者的创作过程及文字繁简、正讹乃至去取，有着密切的关系，普及本自不必尽出校勘说明，但研究者却不能不正视钞本的种种差异，并给出合理的解释。毕竟，怎样的文本形态才更接近作品的本来面目，不只是为了满足一种好奇心，而是关乎小说认识与评价的问题，是进一步研究此书的基础性工作。

不言而喻，将收藏于各大图书馆的诸多钞本作精心的考察、比对，是一件极为繁杂艰难的工作。朱姗君知难而进，亲赴各地图书馆，认真调研了十余种《歧路灯》的存世钞本，细心校阅，综合分析，在前人基础上，全面深化了《歧路灯》版本的研究。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第一，朱姗发掘了一系列新的文献，如吕寸田评本、张廷绶题识本、崔耘青旧藏本、马廉旧藏本等六种钞本，为此前《歧路灯》研究者所未知，本书首次纳入《歧路灯》的版本研究范围。这些未曾被学界关注过的文献披露，本身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吕寸田与李绿园交游密切，吕寸田评本的发现，对了解《歧路灯》的创作和流传的意义，自不待言。而这些新文献连同亦经朱姗目验的其他钞本，构成了本书立论的坚实基础。比如“张廷绶题识”的发现，不仅可以明确此一钞本的底本、抄写者和抄写时间，也可以为学界关于李绿园、《歧路灯》研究的若干推测提供佐证，而这只是朱姗新发现文献的价值之一。书中类似的发现还有不少，读者自可复按。

第二，朱姗依据新的文献，对《歧路灯》版本重加梳理、再作判断，提出了甲、乙两个系统的见解，进而分析甲、乙钞本系统间的整体性差异，如乙本系统对情节文字的增补、对诗作的增补与调整、对文字的简化、对人物设置的调整与变动等，从而指出了两个系统的区别所在。我很赞同朱姗这样的观点：

在长期传抄过程中，《歧路灯》的文本具有不确定性，其序跋、题识、题署可能受到传抄者的增删，其回数、回目可能随情节增衍而变化，以上诸种因素，都不能取代文本校勘。构建《歧路灯》钞本源流系统的关键，就在于对存世钞本的校勘。……只有充分利用存世钞本，进行全面的文本校勘，厘清钞本间的异文及其性质，才能找到判断《歧路灯》版本源流的关键证据，由此构建《歧路灯》的钞本源流系统。

因此，与前贤时哲的研究相比，朱姗不但在涉及的版本、探究的角度等方面有所扩展，尤精于文字的核对比较，其细密周到之处，每有过人之处，而基于这种扎实严谨研究的新见，足成一家之说。

第三，朱姗对《歧路灯》诸钞本作了认真的校勘，特别是选取“庙后街”、“格子眼”、“度厄寺”、“双庆的出走与归来”、“范姑子上堂的来龙去脉”等等有代表性的细节，对校《歧路灯》存世诸钞本异文，深入到了小说文本的生成过程，剖情析理，切中肯綮。我特别赞赏的是，朱姗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比较文字之异，而是将这种差异与作者的创作理念、作品思想艺术的高下分析结合起来，使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兹举一例，在考察了“三场奇特的公堂审讯”在诸钞本的差异后，朱姗指出：

《歧路灯》虽然不是一部公案小说，但其中不乏关于公堂审理案件的描写。这些案件的审讯过程和量刑结果，或许很容易被读者草草略过。但是，通过诸钞本的比勘，不难发现这些情节经历了反复推敲、酌定和修改，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小说结尾谭绍闻的洗心革面、衣锦还乡，规避所有可能存在的漏洞。

也许有关修改过程的认定，还可以充分讨论，但这一指向作者创作过程与艺术目的的考证思路，从文献出发，而不止于文献，是非常可取的。

第四，朱姗还依据新文献，特别是序跋评点，对《歧路灯》的思想艺术价值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这虽不是本书的重点，但也多有可取见解。如诸家评点虽然远不能与金圣叹、张竹坡等名家评点相比，但他们有关这部小说“灯”之喻义的分析和对“见识”的重视等评论，要言不烦，确实揭示了《歧路灯》思想内涵的某些特点，对今人理解《歧路灯》，不无启发作用。

朱姗在文献、版本方面有系统的学术训练，在我接触的年轻学者中，她在这方面的学术敏感、细心与判断力都是较为突出的。早在南京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她就在名师指导下，尝试写过《〈二老堂诗话〉校笺》。同时，在《舶载书目》的研究方面，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与较丰富的成果，撰成《明人集部书流传东瀛编年考》。据我所知，她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在持续，并可望有厚重的成果面世。

在硕士阶段，朱姗对《万历野获编》作了周密的考察，尤其是对沈德符的交游群体和《万历野获编》史料来源，进行了深入辨析，对与此书相关的《顾曲杂言》版本的探讨，同样显示了她在文献方面的兴趣与日益精进的功底。

到了博士阶段，朱姗在《歧路灯》研究中的用力之勤，则有本书为证。她甚至在国家图书馆组织的古籍普查活动的一个月中，就发现了一部清人文集《达亭老人遗稿》的线索，嗣后将此书点校出版。此稿所收的《消闲戏墨》是一种从未被提及而又值得关注的文言小说集。

《歧路灯》最后一回有这样的话：“大凡人之读书日进而不已者，有两样：或是抑郁之极，以发愤为功程；或是畅遂之极，以怡志为进修。”朱姗大约属于后者。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些枯燥的文献搜罗、版本考证工作，在她常常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日常交流时，她习惯将沈德符、李绿园戏称为沈爷爷、李爷爷，仿佛与这些研究对象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生命联系。不仅如此，为了将考证落到实处，她不但走访各地图书馆，力争目验亲见原始文献，而且多方奔走，从李绿园故里宋寨鱼齿山到《歧路灯》的诞生地新安马行沟，乃至《歧路灯》的故事发生地古都开封，她一路考察相关古迹，尽可能贴近历史人物的生活轨迹。这使我想到《歧路灯》第九十六回中的另一段话，初学者“只是一个嫩芽儿，学问是纱縠一样儿薄，骨力是冰凌一般儿脆……少不的以臆见从事。这没学问、没阅历的臆见，再不会有是处”，这虽是就科举而言的，但也可以移用于一般治学。朱姗走了一条方正纯笃的路，又积极开阔眼界，融体验于理性思维之中，故能克服薄脆，力避臆见，所作的考证，也无生涩之弊。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兴趣和不懈的努力，才使得朱姗在《歧路灯》的研究中表现出了一以贯之的严谨和不断提高的学术水平。虽然《歧路灯》诸钞本本身性质的认定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主观性的因素，本书的观点也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比如朱姗所说的甲、乙两个系统的文本，各有繁简，其间关系可据理论证，实难遽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本书，我们对《歧路灯》的版本与成书过程，有了较之以前更为全面，也更接近事实的认识。由于《歧路灯》诸钞本多有差异，今通行本亦未尽善尽美。因此，我和一些了解朱姗工作的同行，都期待她能在努力厘清诸钞本的性质、关系，并尽可能追索接近作者创作原貌后，更上一层楼，整理出一个《歧路灯》新校本。

更值得期待的是，《歧路灯》的研究能够有新的全面发展。如前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歧路灯》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甚至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不过，彼时思想观念刚刚解放，视角尚未打开，方法也有待更新，这些无疑都制约了研究的水平。其后，海内外也出版了多部研究《歧路灯》的专著，但仍未形成阵势。实际上，《歧路灯》在题材上的开拓、文化内涵上的提升、人物塑造上的创新、文体结构上的推进、夹叙夹议的运用、白话文学语言的发展、艺术趣味的实现等诸多方面，均有不俗的贡献，有必要站在新的理论思维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讨。从这样的期待看，朱姗，当然也包括其他业内同好正在从事的研究，如能进一步引起大家对这部小说的关注，可能才是最为重要的。

2019年5月5日于奇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