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意识的起源

如果我坚持说在漫长的浪漫主义时期，英美作家为环境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便可能受到研究之前历史的学者的嘲讽。他们会指出，浪漫主义作家有关自然的所有思想，都能够轻易地在先前作品中找到。当然，他们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事实上，自人类开始都市生活时起，环境意识便在古中东地区各民族的典籍中，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就该层面而言，认为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是现代生态思想的独特源头，显然失之谨慎。即使是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发扬的是自古就有的一种文学传统。田园观念才是他们最具贡献的所在，但实际上，田园观念自古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家，到18世纪后期的感伤主义作家都有涉及。[17]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这一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坚持认为浪漫主义作家在许多方面有自身理解世界的独到之处。其独到之处就是他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因为在整个西方的学术传统中，他们第一次揭示了现代生态世界观的基本含义和本质要素。如果我们将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态观，置于西方环境写作的传统中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其思想的原创性。尽管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克鲁伯认为，浪漫主义诗人只不过是“原初的生态”思想家[18]，但我认为他们就是西方文学传统中思想最成熟的生态作家。当然，这样说还需要我在文学史中，对先前的作家的生态思想作一点梳理。

环境写作，历史悠久，具有原型特点的“乐园”意象就是其源头之一。该意象在正典中常常表现为伊甸乐园。在古典田园诗歌中，“乐园”意象被表现为一个令人身心愉悦的地方（locus amoenus），亦即一个尘世的乐园。[19]古地中海地区曾大量引进灌溉技术而毁坏森林，但在天堂般的沃野变为不毛之地的沙漠之前，上述原型意象无疑象征着人们对于农耕时期土地肥沃、食物充裕的文化记忆。[20]忒俄克里托斯（Theocritus）和维吉尔（Virgil）的牧歌，充分反映了诗人就社会和技术因素导致城市生活不良后果的担忧。他们觉得建立具有帝国意味的城邦制是种自取灭亡的行为。维吉尔写牧歌主要是出于对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us）专制统治的不满。由于田园诗反映了诗人对牧人淳朴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与任性消费行为的不满，因而成为反映环境意识经久不衰的文学体裁。纵观西方不光彩的殖民扩张和技术发展时期，田园文学亦庄亦谐，始终眷顾着人们归隐田园和投身山林等绿色世界的愿望，并倡导一种回归故土、可持续的、无甚科技含量的农耕生活方式。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分析了古典主义时期的田园诗和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cer）、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以及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等诗人成熟的田园诗作，揭示了他们田园理想的物质基础。威廉姆斯认为，田园作品存在彰显黄金时代理想之需，淡化田野劳作艰苦之实。不过，剔除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导致的瑕疵，乡村生活总能给人们提供亲切的景象。[21]在18世纪，英国人便开始营造“英国式花园”，其特点是优美但不追求几何图形式的整齐划一。这样的花园就如同自然景观一样：美却没有斧凿之痕。与此同时，人们坚信英国的自然景色优美，只要精心照管，是有可能回归到上古伊甸园那般的纯真状态。

花园的原型意象在更深层的心理和历史层面上，与阴性原则（feminine principle）有关，即与相信生育力和充裕的心理有关。旧石器时代的生育图像和古代父权制之前的地母盖亚（Gaia）形象，体现的都是对花园的原型意象的崇拜。[22]伟大的女神形象在许多古老文化中皆有存在，如埃及文化中的彩虹女神爱丽丝（Iris）、苏美尔文化中的泉水女神南舍（Nanshe）、巴比伦文化中主司爱情、生育和战争的女神伊什塔尔（Ishtar），以及凯尔特文化中主司生育、变形和诗歌的女神凯丽德温（Cerridwen）等等。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更加丰富多彩，比如说，谷物女神德墨特尔（Demeter）、天后赫拉（Hera）、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以及爱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她们不仅生殖力旺盛，而且也有着惊人的破坏力。这种女性力量的二重性在罗马酒神的狂欢宴会和希腊依洛西斯的神秘仪式上都有体现。基督教传统虽然存在所谓的父权倾向和唯理性的弊端，但也通过塑造不同的夏娃形象，同样反映了相似的女性力量的二重性。夏娃确立了亚当的身世命运，圣母马利亚以凡人的肉体孕育了耶稣。基督教坚信人是自然的保护者，这样的教义被斥为掠夺自然的借口。其实，这样的教义在圣方济各（St.Francis of Assis）看来，并不准确。他那令人称颂的《颂太阳兄弟》（“Canticles to Brother Sun”）（大约1225年），就是早期向往人类与自然力量完全和谐相处的力作。“地球母亲象征自然的全部力量，她不仅催生出多彩多姿的鲜花、供人们享用不尽的水果，还养育并看护着我们。”[23]诗的最后一节写的是“死亡姐姐”，关注的是自然的破坏力。圣方济各安贫乐“教”，与麻风病人、强盗、乞丐和撒拉逊人等社会边缘群体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24]他呼吁和平，热爱动物，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环保主义者的榜样。这说明生态意识必须体现于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益活动之中。[25]

与文学和宗教界的自然书写传统并行不悖的是考察自然史的科普散文传统。当然，科普传统与其他两类迥然不同。亚里士多德开启了书写各种动物散文的先河，普林尼（Pliny）继承传统，在大约公元77年，撰写了卷帙浩繁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受之影响，此后人们写下的“草木”之书与动物寓言故事不胜枚举。文艺复兴时期，直接观察以获取知识的理念再度受到人们推崇。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呼吁科学家探索自然，而非埋首书本。他的倡议受到重视，于是，英国政府于1665年成立了著名的“皇家学会”（Transactions of Royal Society）。该学会的座右铭就是“词语中空无一物”（Nothing in Words）。不久，约翰·雷（John Ray）在他的专著《上帝的智慧》（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中，呼吁人们不要拘泥于人类中心视角，而要以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雷的观点启迪了现代生态思想，即自然万物都参与宇宙的计划，如同钟表的每个零件，各司其职。至于宇宙这个“钟表”的制作者就是上帝。而英国科学家威廉·德汉（William Derham）于1713年在其《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 or, A Demonstration of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God from His Works of Creation）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雷的观点，呼吁人们从自然的整体设计角度研究自然史，并将研究聚焦到有机物如何适应环境的层面。[26]到了18世纪，从整体上研究自然现象的物理-神学方法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以分类学研究自然史的理性分析方法。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1735年出版《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描述并分类了已知物种。他提议使用拉丁文来命名所有动植物。自此，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抛弃了白话文，改用这种准确却毫无生机的拉丁术语了。[27]

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了经验科学。发现新大陆和无穷尽的荒野是其标志性成就。对此，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之后的欧洲探险家笔下，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就英语作品而言，托马斯·哈利奥特（Thomas Hariot）1588年的《弗吉尼亚新发现陆地的真实报告》（A 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found Land of Virginia），开创了自然史写作探索性体裁的先河。哈利奥特无限热情地称赞新世界物产丰富，并描述了几种植物。理查德·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于1589—1600年出版《航海记》（Voyages），其中收录了哈利奥特的《报告》和其他作家类似的作品。《航海记》是伊丽莎白时代游记作品的汇编。它卷帙浩繁，收录的关于奇花异草及其生长地的描述难以计数。在整个18世纪，关于新世界探险的作品令人应接不暇，充满悬念。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在其《南北卡罗来纳游记》（Travel through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中，仍然采用先前的写作手法，描述涉险遭遇印第安人和鳄鱼的情节紧张而又刺激。当然，语气平缓的作品也有，例如克雷夫科尔（Crevecoeur）1782年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件》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与此同时，“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在环绕地球的科考航行中，在鲜为人知的太平洋岛屿上，以及一望无际的澳大利亚荒野里收集动植物标本。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曾是“库克船长”首次科考航行团队的队长，后为“皇家学会”主席，在普及自然史知识方面功不可没。他鼓励年轻的自然学者积极科考，还成立了“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28]植物园面向公众开放，展示历次航海收集而来的奇花异草。植物园实际是宣传植物知识的露天实验室。上述的英国自然学家均使用流行的命名方法，分类描述他们的发现，用词准确，但语句暮气沉沉，其间还夹杂着动植物的拉丁名称。

同时期的田园诗充盈着科学描述细节的经验主义精神，不仅丰富了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田园诗的表现手法，而且注重以精确细节呈现英国的乡村样貌。安布鲁斯·菲利普斯（Ambrose Philips）1709年出版了《田园诗》（Pastorals）。诗集中包含许多关于英国乡村的细节描述，却被讽为“乏味无聊”之作，诗人也受到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辛辣讽刺。须知，蒲柏当年虽也出版了同名诗集，却是以严谨的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写就田园诗的。然而，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因为他的《四季》（Seasons）开创了另一种表现自然现象的先河。与前人不同的是，汤姆逊并未囿于抽象呈现田野风光的窠臼，而是分类描述各物种，具有严格的真实性。他的诗歌世界里涵盖有害的动植物、寄生虫、捕食者、危险的沼泽、阴郁的山峰以及令人恐惧的暴风雨。他将传统的田园诗写作手法、科学描述和崇高美学观融为一体，形成了18世纪经久不衰的独特风格，不仅受到“感觉派”（Sensibility）诗人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和威廉·柯柏（William Cowper）的争相模仿，还受到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的热烈追捧。诗人约翰·克莱尔13岁买的第一本诗集，就是汤姆逊的《四季》。该诗集不仅影响了克莱尔的诗风，而且影响了他表现英国乡村景色的方式。

汤姆逊所开创的“感觉派”，虽经18世纪后期诗人的发展，但毕竟缺乏对自然世界的生态主义理解，因而未能受到当今批评界的重视。这一流派的诗歌，本质流露的是一种游客意识，即，将自然景观分为不同等级，偏好自然界雄伟壮观的一面，抒发诗人（诗中人物）的戏剧化情绪，以及对奇异自然现象的内心感受。换言之，诗人似乎是匆匆过客，急于寻找前方更为神奇的景观。或者说，诗人似乎并非本地人，对当地环境知之甚少，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漠不关心。即使是最“扎根”本地的柯柏，也沿袭汤姆逊的诗风，不从细节上表现自然，而是工于表达自己的戏剧化情绪。当然，柯伯是最关注动物权益的诗人，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句。关注动物权益的呼声在18世纪逐渐获得普遍响应，它挑战了笛卡尔关于动物没有情感、自然资源无穷无尽，可以任人攫取的观点。在《任务》（The Task）中，柯伯争辩说，所有生命天生具备自身价值，并非专供人类利用，从而满足人类愿望的：“所有的生命——包括最卑贱的生命——/都有自由的生存和享受生命的权利，/正如上帝最初自由地赋予它们形体一样。”[29]柯柏一如既往地关爱动物，尤其对弱小、无助的动物充满柔情，甚至对昆虫和蜗牛也是如此。与柯柏同代的诗人中，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克里斯托弗·斯马特（Christopher Smart）以及布莱克，不仅都对动物表达过关爱之情，而且也愈加认可“自然的经济体系”法则，即，世间万物——不仅仅是人类，皆有自身存在的价值。[30]尊重自然世界的自主性、呼吁人类维护自然界的整体统一等观点，是“感觉派”留下的重要遗产。

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在他题为《村子》（The Vil-lage）的诗集中，承认农耕条件艰苦，田间劳作辛苦，进一步凸显现实主义色彩。他一反往昔田园诗歌着意赞美永恒、理想化自然的传统，在诗中同情贫苦农民并揭露掠夺性农耕破坏环境的弊端。克雷布笔下的自然风景是不同阶层冲突和技术变化带来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他不仅将田园风景重新历史化了，而且影响了约翰·克莱尔后来的诗风，因为后者笔下贫瘠的土地和穷困潦倒的人民，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具体历史原因。克莱尔崇拜克雷布。他在早期诗歌生涯中常常模仿克雷布的诗歌。尽管如此，他始终认为克雷布是乡村生活的旁观者，是一个巡回流动的“牧师诗人”，缺乏当地人生活的亲身经历，不属于劳动阶层的一员，故而，其诗中自始至终带有一种盛气凌人的语气。这无疑妨碍了克雷布对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持一种批评的态度：

去年冬天，我得到了一本克雷布的《传说》（Tales）……期望能不经意看到他真诚的批评，然而，诗集中却充满了该死的温情，就是牧师诗人惯用那种“装”……他教区的穷人在他住所温暖的火炉边低头不语，他怎会知道他们的困苦……如果我有一个我想折磨致死的敌人，我才不希望把他绞死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那个魔鬼在牧师的住所关上几个星期，让他听一个老牧师和他的妻子，对他喋喋不休地讲授穷人的欲望及其邪恶本性。[31]

尽管克雷布对穷人表达了真诚的同情，但由于采用了一种漠然的道德说教式语气，所以克莱尔才会觉得前者既无法深切了解脚下的土地，也无法真正了解民众的疾苦，因此也就无法寻得为民纾困的办法。正如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一样，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本地的问题。一个真正的生态作家必须扎根田野，本能地关注故土和那里居民的细微变化。

华兹华斯素来被认为是帮助人们形成生态意识的旗帜性诗人。他长期居住在大湖区，自1793年出版《见闻集》（Descriptive Sketches）和《傍晚散步》（An Evening Walk）起，就流露出对当地风土人情的本能了解。他改变了“感觉派”诗风。这种诗风能让诗人对自然现象的回应更具深情，也更具想象力。尽管他的这些早期诗歌，在描述大湖区美丽别致的景色，以及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壮丽时，确有詹姆斯·汤姆逊的遗风，但诗中的细节描写也说明诗人对笔下景观达到了十分熟悉的程度。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影响深远。然而，华兹华斯的崇高观算不上他在这本诗集中的最伟大的贡献，倒是那些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日常生活才是诗人通过描绘所做的最大创建。他的《迈克尔》（“Michael”）真实再现了英国大湖区偏远地方牧人们，艰难维持俭朴自足生活方式的境况，平添了田园诗的历史—现实主义维度。诗中的牧人们几经努力，还是无法抵御城市商业文化的冲击，最终仍然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华兹华斯同情当地普通民众的经济命运，也为此做出了无限努力。他还试图消除提案所涉肯德尔—温德米尔铁路（Kendal and Windermere Railway）对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华兹华斯在开创一个环境保护运动的时代。[32]

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当中，华兹华斯试图将客观描述自然环境与探索内心意识两相结合。他在戏剧化表现自己内心反应的方面，有时甚至超过了汤姆逊。比如在《丁登寺》 （“Tintern Abby”）和《序曲》（The Prelude）中，叙事情节与诗人的思想变化同步推进，因为情节总是开始于面对眼前自然景物所产生的喜悦之情，接着是内心感受，随后经由奇妙的想象力的作用，感知中的景物被再度感受，甚至被再度融合。就本质而言，这是浪漫主义赞美个性意识的典型做法。济慈（Keats）将之称为“华兹华斯式或者个人化的崇高观”。[33]不可否认，这种崇高观与直接描述自然景观的诗风并不一致，而且有妨碍呈现细节的嫌疑。殊不知，细节才是经验的基础。比如说，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在她的《格拉斯米尔日记》（The Grasmere Journals）中，曾记载了她与哥哥的一次散步经历。他们看到湖边开着一簇簇水仙花，旁边长着一些“绞杀植物”（stranglers）。然而，华兹华斯对这次“发现”做了修改：“绞杀植物”被隐去了；长着那些植物的“青苔石”也不见了；甚至当时作为陪伴的妹妹也被略去了；剩下的只有抽象的“金色水仙花”作为诗人想象力的象征，重新建构了那次经历。[34]显然，在华兹华斯的诗中，想象力本质上与呈现观察动植物过程的细节描写是矛盾的，正因如此，与其说他的诗是对自然世界的科学描述，倒不如说是借诗抒发他对往昔经历的感慨。

吉尔伯特·怀特是汤姆逊的另一个崇拜者。此人觉得完全可以将“感觉”与对自然世界精确的科学描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他的《自然史与古老的赛尔彭》（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这是一部关于生态意识的足以彪炳史册的著作。该书写作风格时而汪洋恣肆，时而散漫闲适，其间缀以奇闻轶事和大量的非正式书信，几乎无所不包，目的是要囊括塞尔彭整个“教区的历史”，其结果是该作不仅对目标地区的动植物做了完整的分类描述，而且对每一物种的生长地、分布状况、习性、行为、季节变化影响和迁徙状况等等，都做了详细记载。怀特偏好在描述中夹杂奇闻轶事，经常使用白话和方言代替正式的拉丁文名称，这事实上开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自然写作新文风。

怀特在书中首次提出了许多现代生态思想的基本观点。在整部《自然史与古老的赛尔彭》中，他强调的都是尊重当地“自然的经济体系”。他不厌其烦地描述教区内动植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细节真实。他认为，昆虫和爬行动物在食物链循环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即使最不起眼的昆虫和爬行动物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重要性。它们微小，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数量巨大，繁殖力极强，因而作用巨大。比如说，微小又极其丑陋的蚯蚓在食物链中似乎作用不大，但一旦消失，将会造成可悲的裂痕。[35]

关注“极其丑陋”的蚯蚓，反映了怀特对待自然的态度，标志着他朝生态社区（biological community）的思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生态社区思想认为所有有机物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用。晚年的怀特不断反思人类干预自然的做法，感叹自己喜爱的树木一根根倒在伐木工的斧头之下，并反对将“荒芜”之地变为农田。

不可否认，怀特对所有生命的爱怜之情与他的基督教信仰不无关系。基督教教义认为，地球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才被创造出来的。这与怀特的哲学观念一致。他会以动植物对人类生存的贡献为原则，来评价它们的作用。比如说，燕子：

合群，无害，没有攻击性。它们不仅有趣而且有用。它们从不糟践我们院子里的水果，却给人以乐趣。唯一的麻烦是有一种燕子总在我们的房子上筑巢。它们迁徙，欢唱，动作敏捷，这都令人感到欣慰。它们帮我们清理房子通风口的螨虫和其他虫子……想想在这个国家夏日的傍晚，斜阳夕照，空中有成群结对的昆虫飞来飞去，想想都感到可怕！如果没有燕子的介入，我们的空中将挤满飞虫，这会令人窒息。（134）

工业革命时期，经济活动的特点就是对土地的无情掠夺和滥用。怀特可能不会原谅这种行为，但在他的眼里，景色迷人的乡村同样是获取科学知识的资源和陶冶人们性情的地方。他不反对为获取科研标本的杀戮，也不会反对在林中砍伐树木来开辟一条小径，或者在自然景观中人为地造些“观景台”，因为以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以上行为无疑都是温和的。他的态度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但他的世界观由于历史原因，又与现代环保主义者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现代环保人士能够明确区分自然存在的荒野和为了人类生存而必须开垦的土地。毫无疑问，怀特对自然界的喜爱，从更深的伦理层面和情感层面分析，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话虽如此，怀特仍然迥异于18世纪的那些自然史学者。他无限关注有机物在栖息地的所有细节，相比之下，那些学者只管收集、分类标本，目标单一。[36]从该层面上讲，怀特比他们更具人文气质。此外，尽管怀特在政治上属于保守党，但他同情本教区的穷苦民众，甚至还替民众伸张正义，反对圈地运动。[37]他对鸟类和其他动物栖息地的巨大兴趣，他活泼潇洒的文风、诙谐的奇闻轶事，他用白话代替拉丁文名称的大胆尝试等等，对后来的约翰·克莱尔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后者一直在尝试以更富诗意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情感和观点。克莱尔拥有怀特两个版本的《赛尔彭自然史》。正是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克莱尔掌握了表达方式和描写技巧，也使得自己一举成为英语世界真正的生态作家之一。[38]克莱尔通过自学成为诗人，其作品是诗人和自然作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此，我会在第三章作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