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编

第一章 概述*

*本编各章节初稿的撰写者分别为，第一章、第七章内容本编各章节初稿撰写者均有贡献；第二章：周振宇；第三章：李新伟；第四章：徐良高；第五章：董新林、刘瑞、刘涛、韩建华、何利群；第六章：张雅军、王刃余。陈星灿、朱岩石对本编书稿进行了整合、增补，并改写了第一章、第七章，刘国祥、李宏飞协助完成技术性工作。

考古学自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大环境下，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基本勾勒出中国广袤大地上人类演化、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漫长画卷，初步构建起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特别是大量出土遗迹和遗物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延续。1982年夏鼐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1]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中国考古学有三个重要标志：首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具体方法的改变和进步（科学专业化和整体化）；第三是考古工作中扩大了所涉及的地域和延伸了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此后改革开放的40年间，考古学在理论层面、在多学科融合层面、在重大学术课题综合研究层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展现了学科

本身非凡的活力。

目前，我国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达2000余处，不断增多的重大发现已使我国成为世界瞩目的旧石器考古圣地，研究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科研成果逐年增长，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技术与理论的成熟的交叉科学。改革开放后，旧石器考古学者针对重点区域和重要遗址开展工作，如宁夏水洞沟、辽宁金牛山、黑龙江昂昂溪、河北泥河湾盆地遗址群、陕西汉水流域遗址群、贵州盘县大洞、桐梓马鞍山等的研究，均取得丰硕成果。另外，国际学术交流为此时的旧石器考古学发展带来了强大推动力。泥河湾东谷坨遗址的中美合作发掘研究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引入了当时世界先进的旧石器考古发掘、研究手段与方法，参与该项目的青年学者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多成长为学界的中流砥柱。进入21世纪，旧石器考古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田野发现转化成重大成果的效率提高，团队组成由单一考古人员转变为多学科合作的“集团化作战”。在国家政策和重大项目支持下，旧石器考古学科布局不断完善，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石料热处理分析、力学分析等领域均实现了突破，人才队伍稳步壮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愈加频繁深入。

70年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以重建中国古史为核心目标，以“考古”求“释古”，挣脱了以古史记载为依托的传统古史观的束缚，展现了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

1949—1979年的30年是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面对遍及全国的大量考古新发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峙的认知模式明显捉襟见肘，建立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成为最重要的学术课题。同时，以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的努力仍然持续，形成黄河流域一直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引领者的“中原中心”模式。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发展理论的应用则从进化论的角度促进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深刻认识。1980—1999年的20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建设交相辉映的“黄金时代”。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大型祭祀遗迹、随葬玉器等特殊物品的大型墓葬展现的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程度超过了学界以前的认知；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被引介。两者共同促成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热烈讨论。区系类型模式、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和“重瓣花朵”模式相继提出。聚落考古方法开始流行。2000年至今的20年中，在多学科结合的重大项目推动下，重要考古新发现频出，现代科技手段与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中外合作项目逐渐增多，这些均极大推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起源理论的形成。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正在蓬勃展开，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初步具备了国际视野。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夏王朝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时代，从夏经过商周，到秦王朝的建立，王朝国家从初创走向成熟，政治制度则由宗法制度走向皇权专制的郡县制度；政治形态由新石器时代的多元走向以夏商周王朝为核心的一体，初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为中华民族认同观念和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与强化打下了历史记忆的根基。这一时期，形成以祖先崇拜和礼乐文化为突出特征的中国文明，奠定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基础。

夏商周时期进入有文字直接或间接记载的时代。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时代始自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2]，终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包括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三个时期，周王朝包括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东周时期又分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从考古学文化来说，从早到晚，有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和东周列国文化等。

从学科特点来说，夏商周时代考古既不同于文献缺乏、完全依赖人类学概念与理论的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考古，也不同于文献丰富的秦汉及其以后时代的考古。夏商周考古虽有文献记载，但相关文献记载片段、破碎，且对其版本真伪和内容真假充满争议。同时，三代考古还有另一类文字记载史料——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和简册，这类地下出土文字史料虽然比传世文献更接近三代历史本身，但也存在内容破碎和文本性的问题。如何看待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地下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这三类史料，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构建合理的夏商周三代历史叙述，是三代考古的突出特点。

秦汉至明清时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和形成的重要时期。绝对纪年为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至1912年清朝灭亡止，历时2132年。这一时期从秦汉帝国，到隋唐帝国，再到元明清帝国，都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期间中国出现了两次南北方王朝对峙的局面，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汉文化间发生冲撞、交流和融合，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后形成统一的清帝国，奠定了现今中国的版图。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考古学工作，与先秦考古学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特色。作为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历史文献和图像资料等更为丰富，研究的内容和范畴也更为广博。从地域方面看，它拓展到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所有区域（辽、元和清帝国曾涵盖辽远的漠北地区）。从时间方面看，秦朝至清朝考古学文化，大致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四个大阶段。大规模有计划地对秦汉至元明清时期大遗址的考古工作是1949年以后才正式开始的。70年间，历史时期考古学从朝代和区域考古工作的不平衡到近年百花齐放的新态势，见证了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尤其以都城遗址考古为代表的发掘与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诸多空白，同时通过都城考古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遗址考古的方法，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肯定与认可。

多学科合作的不断深入，是70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科技考古是利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对考古遗址进行勘探，对出土的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量统计，从而认识绝对年代、自然环境特征、生业模式、人地关系、人类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及人类的行为活动等。科技考古的出现可以看作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科技考古作为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考古学学科本身已经成熟，碳十四测年方法已经建立并被广泛接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5年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以此为标志的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研究成为科技考古学科的开端。[3]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科技考古蓬勃发展，全国各地的很多考古研究机构和大学也成立了科技考古研究部门，大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科技考古中心，涉及考古勘探、年代测定、食性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文物保护与修复、考古绘图、考古照相等技术和研究领域。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尽管有自己的侧重点，但它的最终目标同考古学是一致的。几十年来科技考古在各个领域不断发展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正在创新性地再现古代历史，不断产生新的理论，填补多项空白，也正在全面丰富、完善和拓展考古学的研究，使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创始阶段的崭新的学科发展阶段。

“考古遗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关注与研究的内容是以考古遗存形态存在的“过去”在“当下”的处境及其社会作用[4]，是考古学与社会的关键衔接点。价值研究、评估与决策研究、保护实践研究是考古遗产保护研究领域的三项基础研究内容。我国在遗址类考古资源的保护工作方面，实践探索是先于理论发展的，在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特征。对于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理论研究工作仍有待拓展，主要表现在国土资源使用与文化资源保护相关性研究、大遗址利用的社会条件研究、考古遗址公园专门研究等领域。在遗址与文物的保护方面，1978年至今从发展期进入成熟期。传统文保技术与现代文保科技开始融合，国际经验的引进为行业提供了新的视野。目前，行业内已对“文保科技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保护性处理”及“材料研究”已成为文保科技研究的重点。在进行文物保护工程技术研究的同时，环境监测、测试分析、环境模拟、现场实验和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加强。2010年以来，“实验室考古”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预示着极大的发展潜力。

70年来，中国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不断建立健全学科体系。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考古学从历史学的二级专业，成长为国家一级学科。70年来，中国考古学以大量全新的发掘与发现、以不断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独特的学科贡献。70年来，新中国恢宏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让世界学术界看到一个考古大国的存在。进入新时代，考古工作者正在以更开放的方式，努力建设考古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