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史学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史学的结合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1899年，上海新学会根据《万国公报》月刊上所载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著的《大同学》（由李提摩太、蔡尔康译注为中文），其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之后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社会之理论》，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蛰伸译述《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等相关文章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学说加以介绍。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李大钊发挥了重要的旗手作用，被誉为中国倡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开创者之一。同一时期的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均积极投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潮中。20世纪20年代《新青年》《曙光》《共产党》《新声》等一大批进步刊物，也积极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文章。理论界围绕“问题与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无政府主义，还是实行共产主义”等展开论战，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增进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斗争持续走向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版）、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上海书店1924年版）、李达《现代社会学》（湖南现代丛书社1926年版）等一批较为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相继问世，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阐释工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中国工农运动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等领域，因为中国革命的需要，亦有相关成果出版。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在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的过程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队伍。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邓拓、吴泽、邓中夏成为其中的重要代表。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开创与奠基之作。之后他又有《甲骨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石鼓文研究》等古文字学著作陆续出版。同一时期，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邓拓《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论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奴隶制问题》，吴泽《殷代经济研究》，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等相关论著，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阐释中国历史的代表性成果。

1937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先后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救亡图存、艰苦卓绝的十余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投身中国革命实践，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史观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笔耕不辍，推出了一大批经得起历史和革命实践检验的成果。例如，郭沫若《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翦伯赞《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第一、第二辑，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史》，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第二、第三卷，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尹达《中国原始社会》，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经历3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30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都十分艰难复杂的岁月里不断成长壮大。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在传播与阐述唯物史观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与中国革命、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和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理论指导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思潮涌入后，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主观选择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结合从此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斥与迫害，都不可能容许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地位。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其标志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论著更多、更系统地被翻译介绍到国内，[2]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领域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运用。第二，全国一大批史学教学、科研机构成立，刊物创立。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1953年中央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1954年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下设历史研究一所、二所、三所，创办《历史研究》杂志。20世纪50年代，各地还有一批史学刊物相继创立，如《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安徽史学》（《安徽史学通讯》）、《史学集刊》、《文史哲》、《历史教学》，以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上的相关栏目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及其成果发表提供了重要平台。诸多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兼具扎实史学功底的学者，也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被充实到高校历史系或科研机构中。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更多史学家的自觉意识，即便过去一些以实证史学方法为主的老一辈史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表达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史学界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成为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3] 上述这些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较短的时间里得以初步构建。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当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艰辛探索的内在逻辑发展使然，但究其根本，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被史学家所认同和接受的结果。

（二）“五朵金花”的讨论与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探讨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五朵金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所谓“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历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由于这五个问题的讨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故被称为“五朵金花”。关于这些问题讨论的具体内容不再罗列，[4] 这里仅就如何看待“五朵金花”的历史地位问题谈一点看法。第一，它关注了中国历史中的长时段和重大节点问题。如历史分期所讨论的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汉魏之际、隋唐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鸦片战争之际，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节点，牵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历史分期讨论中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基础，依据诸多不同的划分标准与历史资料，以及对资料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不同看法。需要看到的是，历史分期的讨论并非仅仅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概念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周秦至明清、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许多问题。尽管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却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动了人们从宏观上、理论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变革。第二，它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历史进行解读和研究。“五朵金花”讨论中，学者们广泛运用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剖析历史，并引导讨论向纵深发展。如历史分期讨论中，就使用了甲骨文、金文和其他许多考古资料。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牵涉所有权、使用权、地租、雇佣关系、商品经济、行会、市民社会等经济学上的理论和概念。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中，史学工作者不仅对“民族”一词的概念与民族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而且向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民族政策、民族矛盾与斗争等问题扩展深化。第三，它尤为注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注重社会经济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特征。如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不仅探讨了国有、私有、领主、地主制等理论问题，而且对各历史时期相关土地制度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深入挖掘。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推动了区域经济史、产业史的资料发掘和研究，极大扩展深化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围，特别是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第四，它促进了从精英史研究向民众史研究的结构性转化。唯物史观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如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激发了史学工作者收集整理下层民众史料的热情，并运用这些史料对农民战争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进行了空前讨论。尽管这些讨论中的某些认识、话语今天很难再成为热点，但对认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某些规律性问题，对推动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五朵金花”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深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为此后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不少新的生长点。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性、思想性与严谨的学术性高度统一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其历史地位不容抹杀。正因为此，“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这些问题仍然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当然，在讨论中的确存在着某些理论教条化和“左”的倾向，也存在着政治因素过多影响干预学术讨论的问题，留下了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关于“五朵金花”的评价又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冷静的思索，也有过激的偏见，学者对此已有很好的总结评判，[5]这里不再赘述。

（三）若干历史理论问题的辩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不只是“五朵金花”，还有与此相关的或其他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得到深入探索。一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论战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对这一问题保持了高度热情。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当时中国现实命运紧紧相关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讨论更突出的是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深挖历史材料，从政治制度、经济规律、民族关系、阶级压迫、思想学说等多方面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6] 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实践有关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与历史分期（但不等同于历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有关。学者对如何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使用以及有没有放弃这一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始社会史的发现之间的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东方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一讨论大大丰富了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认识，也提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上的若干重大问题。[7] 三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最早提出来的，但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使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一旦与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就必然或多或少的遇到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物史观中的阶级观点得到空前强化和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偏离历史主义倾向，导致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不仅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黎澍、吴晗、侯外庐、白寿彝、吴泽、刘大年、郭晓棠、漆侠等一大批史学家，对当时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宁左勿右”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反思甚至自我检讨，而且引发了当时还属于中青年的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围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究竟是何种关系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虽然没有形成定于一尊的看法，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为中国史学界后来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的许多著名史学家，如宁可、林甘泉、田昌五、李文海、陈旭麓、何芳川等都参与了当时的讨论。[8]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还与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史研究，历史遗产如何继承，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史论关系等理论问题的讨论紧密相连。

（四）学科建设成就与史学研究的收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学科建设与史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上取得了一批成果。范文澜主编，自延安时期开始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第二、第三编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统领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委托项目。教材集一时之人选，贯彻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是一部观点鲜明、资料翔实、文字凝练、结构严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自1958年开始编写，前后上百位学者参加。该书重视社会形态学说，重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重视政治在历史过程中的影响，重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过程，重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征。此外还有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也在1960年全部出版。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观察研究中国思想史演变的巨著，该书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重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间的辩证关系，重视历史上唯物思想的挖掘和人民群众思想的阐述，具有不朽的学术价值。

在断代史、专门史与专集、论文、史料整理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以实证史学见长的学者，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众多成果。这些论著和史料整理不仅在当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很多也是经典之作，拥有广泛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学科。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派分野与叙述体系已开始形成，政治立场和学派主张已较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厚今薄古”的倡导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1950年5月1日，经中央同意，在中国科学院下设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如同学者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65年的近代史学科尽管遭遇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但学术建树仍令人瞩目，主要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开展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绩突出”[9]。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就历史分期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以什么标准进行历史分期提出了意见。胡绳主张中国近代史从时段上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潮为主线，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又细分为七个时期或阶段。胡绳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如孙守任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金冲及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范文澜的《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刘耀的《试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文章，此外还有荣孟源、章开沅、李新等学者的文章，对此纷纷发表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或赞同或商榷，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以及近代史分期的标准等问题。[10] 通过这次分期问题的讨论，以胡绳意见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基本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不限于历史分期问题，归纳起来还有如下几方面：一是资料编纂。由诸多机构或个人编纂的近代史资料得以出版，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重大事件、个人资料等各方面；二是近代通史的出版。如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等；三是围绕鸦片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史、中法战争史、中日战争史、洋务运动史、戊戌变法史、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以及近代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专著和论文。以革命史和党史为重点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学科体系也在此期间开始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无论在教学教材体系，还是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上都很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华岗等史学工作者都在呼吁要重视世界史研究，特别是批判和改变“欧美中心”主义历史观，加强亚非拉地区的历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借鉴苏联史学成果，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征程。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翻译世界史主要是苏联史学界的成果和编纂世界史史料。如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世界史大纲》《近代史教程》、谢缅诺夫著《中世纪史》、叶菲莫夫著《近代世界史》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耿淡如、黄瑞章译注《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王敦书译的《李维 〈罗马史〉 选》，王绳祖、蒋孟引译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选》，杨人楩主编、日知选译的《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尚钺主编的《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等。二是出版一批世界通史和断代史论著。如郭圣铭的《世界古代史简编》，齐思和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沈炼之的《简明世界近代史》，蒋孟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等。突破以欧美为中心的亚非拉区域史、国别史、专题史研究也在此间逐步开展，取得了一批成果。三是相关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建立。1950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下设亚洲史组。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下设世界历史研究组，1962年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室，196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对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开展综合性研究。同时，一些主要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世界通史、区域史教学与研究的研究室或研究所。[11] 这些都为新中国世界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考古学虽然有了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主要局限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且主要由外国学者把控和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受到重视。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随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设立了考古专业。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建立。这些都为新中国的考古学，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归纳起来说，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成绩主要反映在如下诸方面：一是考古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把考古学视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基础，是尝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来探讨社会经济形态的代表。二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许多重要进展。云南开远小龙潭古猿牙齿化石、云南元谋人门齿化石、陕西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和下颌骨化石的发现，为探讨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丁村、西侯度、匼河、小南海、许家窑、金牛山、大荔等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的范围，为探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贾兰坡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收获与理论探索成绩斐然。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超过六七千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但也遍布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将建立中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任务摆在了学者面前。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阐释了考古学上“文化”一词的特殊含义，以及考古学文化定名的方法与科学态度，为中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并取得成绩的前提下，安志敏、夏鼐撰文[12]，初步建立起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文化序列和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四是夏商周考古工作的系统展开。玉村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冈和洛达庙等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安阳殷墟遗址及武官村大墓的科学发掘，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宝贵资料。西安丰镐遗址及宝鸡周原遗址的发掘，为西周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认识。由此，三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的类型体系构建也在此期间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前十七年的考古学成就无论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研究成绩上远不止此。如秦汉至明清的考古在都市城邑、陵寝墓葬、农业手工业遗迹遗物、宗教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领域里也都取得重要成绩。[13]

（五）“文化大革命”中的史学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决议》还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1957—1966），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1957年以来意识形态上“左”的偏差与“文化大革命”发生有“导火线”的关系，在史学领域完全可以印证。“反右倾”运动中对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批判，1958年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掀起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对一大批史学家的无端指责，1960年在批判“修正主义”运动中，给尚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1963年在阶级斗争观点日益突出后对刘节的批判，1964年对周谷城阶级合作论的政治批判等，都是学术研究政治化、史学研究完全从属政治斗争的典型表现，不仅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助长了史学研究和教学中的错误倾向，如“打破王朝体系”“以论带史”口号的提出等。但是如《决议》所说“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还属于“偏差”的范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史学领域发端的。1965年到1966年对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讨论的批判，将赞成历史主义观点的学者视为具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戚本禹等一些人的文章直接点名道姓攻击翦伯赞同志。1965年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给吴晗扣上了反对阶级分析的罪名。1966年年初对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诬陷，致使邓拓含冤离世。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批判、诬陷中受到牵连和迫害。“四人帮”炮制的“影射史学”“批儒评法”等以篡党夺权为目的的“史学”话题，随意捏造和歪曲历史，致使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令人扼腕。

十年浩劫中，史学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广大史学工作者虽遭受磨难，但努力排除干扰，笔耕不辍，勤奋治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96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一册、二册、三册。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1971—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二十史”（前四史“文化大革命”前已出版），其中顾颉刚、白寿彝、唐长孺、翁独健、王仲荦、邓广铭、罗尔纲、王毓铨、孙毓棠、张政烺、启功等学界名宿功不可没。中华地图学社1974—1975年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出版工作。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75年，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评价历史人物》、邓广铭著《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1976年《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多卷本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历史纪年表》出版，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十年间还刊发了一定数量且不乏理论建树的学术论文，如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1972年第3期）、《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载《红旗》1972年第7期）；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载《考古》1972年第4 期）；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载《文物》1972年第11 期）、《殷代的别刑》（载《考古》1973年第2期）；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载《文物》1972年第9期）；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载《文物》1973年第1 期）；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载《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田志松《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载《历史研究》1975年第1 期）；杨宽《马王堆帛书 〈战国策〉的史料价值》（载《文物》1975年第2 期）；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载《文物》1975年第6期）；林甘泉《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新认识——读岐山董家村出土铜器铭文》（载《文物》1976年第5 期）、《秦律与秦朝的法家路线——读云梦出土的秦简》（载《文物》1976年第7期）等。此外，1966年童书业、谭其骧、王思治、何芳川等多位史学家共同参与的“清官”问题讨论等，很具有典型性。

1972年《考古学报》《文物》《考古》、1974年《历史研究》先后复刊。“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史学工作者默默治学、积累素材、潜心著述，尽管在当时无法发表，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厚积薄发，迅速推出一批史学成果奠定了基础、做了准备。如果没有史学工作者的持续努力，“二十四史”、《中国史稿》等成果不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面世。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工作者也没有完全中断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满城汉墓、银雀山汉墓、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安阳殷墟妇好墓、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工作也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尽管十年中重要论著鲜见，但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艰辛付出为“文化大革命”后考古学的迅速振兴打下基础。

（六）三十年史学研究的评价

以改革开放前后为界，新中国史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又可划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两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评价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大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有些学者认为十七年的史学是“教条史学”“战时史学”“完全政治化的史学”，是以农民战争史替代整个中国史，是以“部分学术色彩的命题而本质上不是学术命题”的方式来表达“非学术诉求”，因而所讨论的不过是一些“假问题”，甚至将十七年史学与“文化大革命”史学划分在同一历史时期。[14]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十七年的史学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学不能相提并论。十七年史学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在十七年史学上失语，并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创新和与国际接轨。[15] 特别是林甘泉从马列经典著作出发，辨析了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过多涉及十七年史学评价，但实际从理论高度肯定了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只有史学工作者端正学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可能克服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16]

从前面四个方面的简要回顾和总结可以看到，十七年的史学尽管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学术研究过度政治化的偏差，但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并广泛讨论了一批重大历史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继续不懈探索，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广泛深入探讨了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中国历史中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从历史理论和史学实践上极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这场讨论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具有深厚的学术生命力，是解释中国历史绕不开的话题。其历史意义也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更加充分的认识。今天，即使对这场讨论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大都并不彻底否定其中的学术价值。其次，奠定了新中国历史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创造了旧中国难以比拟的环境。科研机构和高校历史系的纷纷成立，学术刊物的创办，中国史学会的建立，使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平台。新中国的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以及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基础，毋庸置疑都奠定在这个时期。最后，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上、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实证研究以及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正确评价十七年史学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要把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郭沫若、翦伯赞等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力图纠正，由于客观政治因素干扰而被扼杀，但绝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做的一切工作。第二，要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切与“左”的政治思潮影响区别开来。史学与现实、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不是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科学，而是有自身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目标有着高度的统一性，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一门科学。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十七年史学中出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一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现实、关注政治自身的错误。有责任、有担当的史学工作者，总会把自己的研究与国家命运、人民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第三，要把十七年史学与“文化大革命”史学区分开来。如前所述，新中国十七年的史学成就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但十七年史学的自身发展与“文化大革命”史学之间并没有必然内在的逻辑关系。“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以及“四人帮”利用史学作为其篡党夺权的工具而使史学蒙羞的这笔账，只能记在“四人帮”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