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史前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一 马克思经典社会发展理论的运用

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与恩格斯提出的社会发展各阶段相对应，树立了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解读中国历史的典范[75]。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指导。用中国的考古资料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进化框架，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一项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组织的进化、阶级的分化和权力的出现等问题成为关注焦点，极大激发了中国考古学家“透物见人”的热情，引发对社会变革动因的深入思考，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对史前生产力发展的深入探讨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引发对史前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深入研究。

以石制农业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研究引起高度重视，早期的研究限于形态观察和类别统计，近年来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多学科结合的分析和实验考古的方法，对主要石器的功能有了更切实的认识。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发展为生产力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丰富的考古资料充分证明，农作物和家畜的驯化、农业的发展为距今6000年开始的中华文明形成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力发展引发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出现也成为日益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但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越深入，学者也越清楚地认识到，考古学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也存在着重要局限。

首先，对生产力发展程度难以准确描述。工具是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对其功能尤其是生产效率的研究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距今6000年至3800年的时间中，我们尚看不到与上述中华文明起源历程合拍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其次，某些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一定加强经济基础并进而促进社会发展，而是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距今4000年前后，青铜冶炼技术被从中亚草原地带引入之初，并没有用于制作生产工具，陶寺遗址发现的铜铃和齿轮形器均与仪式活动有关。二里头遗址出现了“五谷”和“六畜”的证据，但主食仍然是小米，猪仍然是最主要的家畜。其他谷物和家畜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很小，很多估计是用于社会上层的宴饮和仪式活动。

因此，在坚持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基本原则分析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的前提下，学者们也已经认识到，中国史前考古资料显示，在相似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社会发展程度，生产力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二）史前社会发展阶段划分

面对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逐渐建立起来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中国考古学家迫切需要由考古资料中提升出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认识，阶段划分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这样的阶段划分提供了理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总结出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部落联盟（军事民主）”的前国家社会发展序列则直接用为基于社会组织特征的阶段划分方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级聚落和墓地在各地被纷纷发现，学界认识到以前极大低估了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前仰韶时期的河南贾湖遗址的墓地就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等级差别，以男性为主的高等级墓葬随葬骨笛、龟甲响器等特殊用品。内蒙古和辽宁多个保存完好的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完整揭露也表明，在距今7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稳定的核心家庭，男性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兴隆洼遗址著名的“人猪合葬墓”的墓主即为男性。在此情况下，反观以前对仰韶文化为母系社会的认定，其实缺乏确凿的证据。

随着这些新发现引发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新思考，学者们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史前时代划分方案，对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讨论及概念使用明显减少。近年来，随着新技术尤其是古DNA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开始了对中国史前家庭和亲属制度的新探索，有望最终解决母系社会在中国史前社会是否为普遍现象、稳定的核心家庭何时出现、氏族制度的演变等相关问题。

（三）中华文明起源道路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引发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进入新的阶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指导研究的重要著作。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深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

在“文明”的定义上，学界普遍接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认为：“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在原始社会废墟上，氏族制度解体，在相当水平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组织而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的这一历史进程。”[76] 而判断某考古学文化是否为“文明”的标准是其拥有者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达到“国家”的级别。因此，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被认为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考古遗存的出现。而在“国家”的标准问题上，一些学者采用经典著作中提及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又着重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77]，认为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考虑到殷墟时期各种文明因素均已经成熟，或可上溯到与史载第一个王朝夏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时期[78]。

但面对日益丰富的如同良渚文化大墓那样刷新学者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认识的重要发现，更多学者认为以殷墟为中华文明的起点低估了距今5000多年即已经明确开始的史前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应该提出适合中国史前实际情况的“国家”的标准。根据恩格斯提出的氏族制度解体、相当水平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和对抗性的阶级社会等“文明”或“国家”的“实质”，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应局限于“三要素”之有无，只要有足够的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也就是文明的出现，这些证据包括：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的确立、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文字、青铜和玉雕业的兴起[79]。虽然因为经典著作中提及文字和金属，这两个“要素”被保留，但甲骨文为成熟的文字，学者认为应有更早的文字；玉器制作则被提出与青铜并立。

二 “中国学派”文明起源理论的建设

（一）僵化“怪圈”的破除和“古国”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被应用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热潮中，苏秉琦敏锐地感觉到了僵化运用的问题，即“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结果大量丰富的考古资料也只能‘对号入座’，把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当成教条，再添加些考古资料便交差了事。”称之为束缚中国史前史研究和文明探源的两个“怪圈”之一。“对号入座”的僵化运用确实存在，例如对仰韶社会为母系社会的认定，还有认为进入文明时代应该也进入了奴隶制等得不到考古资料支持的推断。但苏秉琦说的简单化，更主要是指仅用经典理论提供的父系社会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的社会发展框架，难以描述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进程，难以探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难以依据考古资料确立中国的史前基础。

苏秉琦破除僵化运用经典理论“怪圈”的努力，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中国特色文明形成方式则有原生、裂变和次生三种类型。“古国”概念的提出尤其发挥了两个重要作用。第一，将这一概念用于描述红山、良渚等复杂社会，实际上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确认了这些社会的“国家”地位和“文明”身份。第二，这一概念明确了早期复杂社会和王朝时期政体间的发展演变联系。“古国”不只是一个高级社会发展阶段的定义，更想表达的是这个阶段与后续阶段的联系，引发学者从“古国”的政治地理观念、亲缘和政治认同、社会上层的领导策略、礼仪制度等方面探讨其与后代成熟国家政体间的联系。

（二）大一统“怪圈”的破除和“区系类型”及“最初的中国”理论

苏秉琦还提出了大一统“怪圈”的存在，即“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在史前考古研究上的表现就是一直强调黄河流域的核心地位，认定大一统格局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在苏秉琦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努力挣脱两个怪圈的束缚，创建考古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这种努力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近30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80]。

苏秉琦冲破“大一统”怪圈的努力是“区系类型”模式的建立。如上文所述，他提出此文化区系的目的不是梳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而是要强调各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达到过相对高的社会发展程度，出现“文明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在区域间关系方面，他指出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自己的“裂变”外，相互间也有密切互动，表现为“撞击”和“熔合”，即区系间的相互学习和某些区系对其他区系因素的兼容并蓄。

但“区系类型”模式更多的是强调各区系的多元性，在否认了黄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后，在各区系何以凝结为“一体”方面未做详细讨论。张光直受到“区系类型”的启发，放弃了“黄河中心”模式，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和“最初的中国”概念，为以考古资料构建中国的史前基础提供了最佳框架。至此，“古国”和“最初的中国”这两个“中国学派”的重要概念结合起来，打破了两个“怪圈”，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

（三）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的结合

20世纪初，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辩派”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论断，全盘否定了古史记载中的三皇五帝时代[81]。但与此同时，考古学的古史重建工作和以新史观审视文献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新史学”的代表人物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在依据古史讨论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方面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果并深刻影响了苏秉琦“区系类型”说的形成。在这样的构建中，文献记载的著名事件如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大禹治水等被重新解读，用以讨论各区系亦即各部族的关系。这样的分区法和事件对应法为后来的古史记载与考古资料的结合奠定了基本模式。

严文明的“重瓣花朵”模式非常明确地试图将各文化区系与文献记载的古代部族对应。这种建立在完备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之上的对应可以看作是对“新史学”派划分方案的考古学论证。通过这种对应，史前时代与后来的历史发展被紧密结合起来。“重瓣花朵”模式赋予中原的核心位置使得夏王朝在中原出现成为“史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模式的向心结构“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82]。

邵望平关于《禹贡》“九州”和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对应的研究为以考古资料“释古”开辟了新视野[83]。

考古资料与古史记载中重要事件的对应研究也得到了发展。苏秉琦就将庙底沟因素北上与黄帝之征战相联系。一些“对应”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考古学支持，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自距今4500年以后，考古资料确实与古史记载存在着更强的对应关系[84]。有学者更试图进一步论证“大禹治水”[85]和“禹会诸侯”等传说[86]，但这些仍在大一统“怪圈”内周旋的推测，都缺乏切实的考古资料的支持，而且与龙山时代城邦林立，无强大中心的考古事实不符。

考古资料与古史记载的结合已经充分证明古史记载并非完全虚构，以考古资料结合文献“释古”已经成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史重建之主流[87]，虽然引发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考古学“历史主义倾向”的诟病，但只要避免削足适履的臆测，必将为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认知角度。

三 外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一）聚落考古的理论和实践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渐被介绍到中国。1984年，时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在北京大学讲学，系统介绍了聚落考古的基本内容[88]。刘莉是系统地将西方聚落考古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对中国考古资料分析的先驱。她的研究分家户、社群和区域三个层次，并使用了酋邦、聚落等级、“限制理论”模式和“等级—面积”分析等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方法，以实际行动表明，聚落考古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聚落考古遂成为最有效的西方考古理论方法的实践。

随后的一些中外合作区域聚落调查项目成果丰硕。这些项目包括伊洛调查项目[89]、商丘研究项目[90]、颍水流域调查项目[91]、日照两城镇调查项目[92]和赤峰调查项目等。这些项目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采取了多学科结合“地毯式”的全覆盖调查，遗址和环境信息等被系统采集。第二，调查的目的不是发现新的遗址以备发掘，而是要通过对聚落形态的长时段发展演变的研究，探讨调查区域的社会发展演变。这些调查项目都为西方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考古资料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目前，区域聚落考古调查和综合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方法。很多重要地区均已经开展了系统聚落调查，初步勾勒出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区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以此为基础的宏观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93]。近年来，多学科结合的区域聚落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的伊洛地区史前可耕地分析，揭示了中国早期王朝形成核心地区贡赋体制形成的经济背景[94]。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多学科结合的颍水流域区域聚落分析着力探讨了人地关系的演变[95]。在微观聚落形态研究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影响，通过聚落内部建筑布局探讨氏族制度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热点问题之一，促成了对若干重要史前遗址的全面揭露和深入分析[96]。随着一些重要考古资料的发布，结合西方理论和方法依据聚落房屋内遗物分布情况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97]、性别分工[98]、人口规模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讨论也取得了有新意的成果。

（二）社会复杂化理论

20世纪90年代起，对西方理论的系统译介也开始进行[99]。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史前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西方关于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100]。塞维斯提出的“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框架[101]和弗雷德提出的“平等社会（egalitarian）—分级社会的（rank）—阶层社会（stratified）—国家（state）”等概念广为流传[102]。

因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关键是西方所说的“前国家”社会的研究，“酋邦”就成为使用最多、争论也最大的概念。随着“古国”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在对红山和良渚等复杂社会的描述中已经很少使用“酋邦”这一称呼。虽然仍有学者对此趋势和“古国”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103]，但“古国”确实是能够更准确描述中国史前社会面貌并更好沟通史前社会与三代成熟国家联系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酋邦”概念在中国史前考古中的适用性虽然受到强烈质疑，但与之相关的西方社会复杂化理论却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与酋邦认定有关的区域聚落形态等级化、中心聚落出现、中心聚落有大型公共建筑等考古学标准[104]也成为认定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程度或认定“古国”形成的重要指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影响下，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成为运用西方相关理论和方法比较成功的领域。

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和与中国史前考古资料的结合虽然还面临很多问题，但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为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和演变的研究开辟了新视野，打开了新思路。

四 多学科合作成为主流

多学科结合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传统。20世纪70年代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应用，在中国史前文化时空框架的建设中成为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21世纪以来，各种科技手段更是被广泛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范例，充分展示了各种技术手段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果。

自2001年起，开展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多年的课题研究成果包括对史前文化时空框架年表的细化，确定了重要事件的时间节点，龙山时代的截止年代被推迟到公元前1800年，令学界重新思考夏代的形成问题；明确提出环境因素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公元前6000年至4000年的大暖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变化影响了各地的文明化进程；论证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以粟、黍为主要作物的旱作农业和家猪饲养得到普及与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稻作农业也得到发展，为各地文明化进程不同程度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目前，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项目已经成为主流，科技手段和考古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