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综合研究

中古文学研究的文章学维度及其他

——重读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顾农[1]

一

对任何对象都可以做多维度的研究，中古文学也是如此，可以从文献学、文学史、文章学等不同的方面入手。现代意义的中古文学之文学史、文章学研究都由刘师培先生（字申叔，1884—1919）开创，前一方面的成果是他自编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后一方面则是他的讲课记录稿《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2]。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的大量内容，与其说是评论作家作品，不如说是研究文章的写法，按现在的知识分类来说，属于文章学的范畴。现在我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可以根本不会写文言文特别是骈体文，而这在一百年前乃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刘先生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总结了许多写文章的规律和奥妙，书中有这样的标题：《论谋篇之术》、《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论文章之音节》、《论文章宜调称》，如此等等。研究文学的著作中包括文章学的内容，是古代的一个传统，例如《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有大量的文章学成分，以致曾经有人特别强调其为文章学专书，不承认它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萧统编《文选》为的是向人们提供经过筛选的精品；李善注《文选》，也是因为这部书里尽是好文章，“后进英髦，咸资准的”（《上文选注表》）：他们关注的中心都在写作而非研究。现在不能要求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一定要会写旧体诗，会写文言文，他只要能研究就好。研究什么就得会动手写什么，这个要求太高了；当然，如果多少也能写一点，岂非更妙。

刘师培研究文章学，固然非常注意历来传诵的名篇，同时也讲究从比较当中去体会为文的奥妙。例如在文献方面，他首先推荐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由于严氏不收史书，所以刘师培又大力推荐这一时段出现的几部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后来合称“前四史”）。《史记》、《汉书》的重要性人所皆知，现在既已进入文学史论述的范围，也是文章学取材的重点；后两种现在尚未进入文学史，刘先生认为范晔《后汉书》乃是研究文章学的富矿，他说：“自魏晋以来作《后汉书》者甚多。范晔之书，不过因前人成业，重加纂订。然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中所辑诸家《后汉书》佚文，及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与之相较，其不同处，一在用字之简繁，一在行文之简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见。”刘师培提示学生拿黄奭、汪文台两家所辑之诸家《后汉书》[3]与范晔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领会文章学的奥妙。按刘先生的看法，《后汉书》与《三国志》均为研治中古专家文者所必读。为了说明中古史书的影响，刘先生举清代著名的作家型学者汪中为例，指出“汪容甫（中）为清代名家，而绎其所取法者，亦只《三国志》、《后汉书》、沈约、任昉四家而已”。

《汉书》和《后汉书》都收录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但往往有所改动；刘师培指出从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出班固、范晔的水平，并就此举例加以说明道：

《汉书》武帝以前之纪传十九与《史记》同，但其不见于《史记》者，转折亦自可法。如贾谊之《治安策》原散见于《贾子新书》，而前后次序与此迥异，经孟坚删并贯串，组织成篇，即能一脉相承，毫不牵强。又如《董仲舒传》对江都王语原见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虽颠倒错综，繁简异致，而能前后融贯，不见斧凿痕迹。推此可知，《汉书》删节当时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坚又精于转折，故难考见耳。

至于《后汉书》列传中所载各家奏议论事之文，大都经范蔚宗润饰改删，试与袁宏《后汉纪》相较，则范氏或删改其字句，或颠倒其次序，草创润饰前后不同，转折之法于焉可见。例如《蔡中郎集》有《与何进荐边让书》（本集卷八，《全后汉文》卷七十三），《后汉书》采入《文苑边让传》（《后汉书》卷一百十下），但锤炼字句，裁约颇多，以其始终贯串，转折无迹，如不对照原件，即毫不觉其有所改删，此最堪后学玩味者也。

这里提出应当拿《贾子新书》、《春秋繁露》、《后汉纪》、《蔡中郎集》等书中的有关文本与班固、范晔的修改加工本进行比较研究。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方法，运用此法不但可以深入理解这两位史学家、文学家的高水平，也能对文章学的奥妙增加许多领悟。中国古代的史家和选家对前人的著作拥有某种得到读者认同的修改权（萧统《文选》和后来某些选本都曾对入选作品有所删节和改动）；根据现代学术规范，这种古人因惯例获得的权力已不复存在。

如果一位成熟的作家留下了其作品的不同文本，那么，拿后出之定本与此前之草本进行对比，是体悟写作窍门的极好方法，但这样的材料很不易得。[4]而在中国古代，由史家或选家著录下来，后来成为定本的文本与作家原本并存的情形却比较多见，拿这样两种不同的文本进行比较，也是大有意味的工作；当然，这对作家、史家或选家来说，其意义是各不相同的。

二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除了许多有关文章学的论述之外，也有文学史方面的重要见解，例如他提出了一个这一阶段文学史的六分法：两汉、魏、晋宋、齐梁、梁陈、隋及初唐。关于梁的一分为二，有说明道：“梁武帝大同以前与齐同，大同以后与陈同，故可分隶两期”；把初唐跟隋连在一起，则是因为“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这两点都非常深刻。萧梁王朝的大同（535—545）前后，文学方面确有大变化，到这时候许多老一代作家以及昭明太子萧统都已经去世，梁武帝萧衍也老了，文坛以萧纲为盟主，大同以后与陈几乎全是宫体的天下，不再有先前那种丰富的多元局面了。唐取代隋王朝之初，文化文学基本还是过去的老一套，唐太宗与隋炀帝为政风格完全不同，而写起诗来皆为宫体，陈朝的宫体遗老在隋及初唐活跃了很长时间，正是这些大人物主导了当时的诗坛。诗风的改变要到武则天以后，要到盛唐。刘先生的这些看法对后来都大有影响。[5]

刘先生特别强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这是因为汉魏六朝去今已远，作品散佚严重，只有当时的人才能看得比较完全，“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更具体地说：“建安七子文学，魏文《典论》及吴质、杨德祖辈均曾论及，《三国志·王粲传》及裴松之注亦堪参考。至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所见汉魏两晋之书就《隋（书·经籍）志》存目覆按，实较后人为多，其所评论迥异后代管窥蠡测之谈，自属允当可信。譬如《史记》全书今已不传而惟存《伯夷列传》一篇，后人若但据此篇以评论《史记》列传之体，岂如当年曾见全书者所论为确耶？”应当特别重视“当时人之批评”这一点，可视为研究古代文学的重大原则之一；当然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评论意见，而古代作家的同时代及稍后之评论家的某些结论，有今日颇不容易理解者，则不能急于否定，不妨存而不论。这是因为“当时人之批评”所据以立论的作品，我们现在很可能已经看不到至少也看不全了。刘先生何以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着力辑录当年的评论资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刘先生又很强调研究文学须注意学术思想对创作的影响，其说具见于《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一节。在古代，学术与文学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那些横跨研究与创作两界的人物尤其如此。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对诸子的研究也很深，所以他研究文学从来不单就文学论文学，而能打通四部，纵横驰骋；要达到他那样的境界，在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专家的学养往往走“窄而深”之路的今天，是很难了，但还是应当弄清楚“文章与经子之关系”，我们必须就此作出尽可能多的努力。

此书中引人深思之说随处可见。例如他指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一个作家难免会受到他出生与成长之地的影响，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但这一点弄不好就会被夸大。文人流动性往往比较强，他后来很可能生活在别的地方而且不止一处，接受过更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何况中国统一的时间比较长，大的文化环境往往相差不大，于是作家的籍贯对他的影响这一条就不能作太高的估计。刘先生举例说：“以晋人而论，陆机为南人，潘岳为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后世学者亦各从所好而已。”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也不必因此而完全否定地域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一直生活在故乡及故乡情结特别强的作家就更加是如此。

时代对作家的影响当然也是存在的，但同样不可一概而论，有完全落后于时代的，也有大大超前的，这些特立独行之士往往并不与时迁移：“于当代因袭旧体之际，倘能不落窠臼，独创新格，或于举世革新之后，而能力挽狂澜，笃守旧范者，必皆超轶流俗之士也。”作家中总有反潮流或领导潮流的高人，有各行其是、不知或不管今夕是何年的怪人，这种似乎生活在其他时代的作家是最值得研究者加以注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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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顾农，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文选论丛》等专著。

[2] 这份记录稿由他的学生罗常培（1899—1958）记录整理而成，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十一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凡七十六页，为《现代学术丛书》之一。书前罗常培《弁言》有云：“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友人知有斯稿者，每从而索阅；二十五年秋，钱玄同师为南桂馨氏辑刻《左盦丛书》，亦拟以此入录，终以修订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实恐示人以朴。及避地南来，此稿携置行箧，朋辈复频勖我订正问世。乃抽暇誊正，公诸世人，用以纪念刘、钱两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质正于并时之治中国文学者。”这里提到的《左盦丛书》就是稍后由南桂馨氏出资刊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凡七十四种，由南桂馨先生出资，钱玄同、郑裕孚等先生编校，于1936至1938年印成；今有凤凰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钱玄同应请参与编校，曾经打算收入《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但实在来不及了。后来编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广陵书社2008年版）已将《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辑入。

[3] 《汉学堂丛书》出于清代道光、咸丰间著名辑佚专家、扬州闻人黄奭（1809—1853），辑录唐以前散佚古籍二百八十多种，逐条一一注明出处，校雠精审；刘师培对这位扬州前辈乡贤的辑佚成果非常熟悉。汪文台（1796—1844）字南士，安徽黟县人，清嘉庆、道光间著名学者，著有《论语外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淮南子校勘记》、《脞稿》、《英吉利考略》等，他辑录的《七家后汉书》尤为士林推重，此书辑录了谢承书八卷、薛莹书一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书二卷、谢沈书一卷、袁山松书二卷、张璠书一卷，末附无名氏书一卷。逐条注明出处，编订有序，汪氏生前未能付梓，后略有散失，到光绪八年才得以印行；今有周天游先生校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顾农：《一本鲁迅推荐过的教材——读蓝译〈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上海鲁迅研究》2007年夏季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5] 现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先生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六期：上古到春秋末、战国到东汉、建安到盛唐、中唐到北宋末、南宋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他也是既充分考虑到改朝换代对文学的影响而又并不完全按王朝分段。具体说到唐代，游老指出：“开元、天宝之际，诗歌经过一番改革之后，风气为之一变，由绮丽而清真，由萎靡而壮健。就在这文学和历史的转折点上出现了诗歌的最高峰，而李白和杜甫就站在两座高峰的顶上。从此以后，文学的浪头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冲击，在散文方面出现了古文运动，诗歌方面涌现了各种派别不同的作风……”（《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7页）这也就是说，隋及初唐诗歌的风格同先前大体一样，仍为绮丽萎靡，未有大的改变。这与刘先生的看法可谓一脉相承，相视而笑。但是按王朝为文学史分段具有顽强的惯性，所以由游国恩先生领衔主编的文学史并没有按他先前的意见来实施，还是按朝代来划段；而刘先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将齐梁与陈划为两段，并没有标举梁之大同的分水岭意义。此中有许多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受到刘师培、游国恩的影响，并进而特别提出了一个“文化唐朝”的新概念，明确地以650年（高宗永徽元年）为“文化唐朝”的起点并下延到宋初一甲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凡此种种意见，均有助于梳理文学史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