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料整理

整理《陆机集校笺》的几点做法

杨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

陆机是我国中古时期骈体文学大家，兼擅诗文，唐太宗誉之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近人对于陆机诗文集的整理，可以举出郝立权《陆士衡诗注》、康荣吉《陆机及其诗》、金涛声《陆机集》和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数种。前二者仅注诗歌，《陆机集》系点校本，无注，《陆士衡文集校注》则校注陆机现存全部诗文。对于陆机这样的大家，整理其作品恐难毕其功于一役，笔者认为尚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故穷数年之力，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帮助、支持之下，完成了约70万字的《陆机集校笺》。

关于《陆机集校笺》的体例，书中已经说明，这里只就所据底本和笺注两项略加谈说。

先简单说一下所用底本的问题。

现存陆机集，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宋本系统。宋本系由《文选》《乐府诗集》《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总集、类书中辑录编成，南宋宁宗时徐民瞻曾予以刊刻。二为明清人重新加以编辑者。前者的宋刻本已不可见，只有明代翻宋本（陆元大翻刻徐民瞻本）和影宋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据卡片著录，乃清代抄本[1]）。陆元大翻宋本已由《四部丛刊》影印，故容易见到；影宋抄本系鲍廷博旧藏，后归翁同书，曾经赵怀玉、卢文弨、严元照校勘，著有校语，诚为可贵。但正如赵氏所言：“盖南宋刊本不能无舛，翻雕者不加覆勘，率以宋本为据，遂不免袭讹滋惑耳。”严氏亦云：“讹脱颇多，虽（据）宋本，殊未尽善。”且其本显然与陆元大本同出一源，只是文字有所异同而已。故金涛声《陆机集》、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都还是将易觏之《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而取影宋抄本为校本。至于明清人所编辑者，虽比徐民瞻刻本数量增加，且重新编次，但并非别有珍本可据，所增加者皆辑自传世习见文献而仍有遗漏，反而添加讹误，或有擅改、擅自并合之处，因此并不适于作为底本使用。

《陆机集校笺》则并未取《四部丛刊》本或影宋抄本为底本，而是追溯渊源，分别以诸篇所从出之总集、类书为底本。因此，本书并无统一的工作底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有二：一则那些总集、类书编辑于南朝及唐代、北宋，时代较早，应该更接近陆机作品原貌；它们多有善本，曾经过学者的用心整理，较少讹误。二则就文字异同而言，《文选》为《陆机集》辑录之大宗，《文选》本身版本复杂，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文字多有异同，而《陆机集》的《四部丛刊》本和影宋抄本，其文字有时与李善注本相同，有时又与五臣注本相同，并不整齐，《四部丛刊》本和影宋抄本二者之间，文字也时有不同，其实基本上也就是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的不同。因此，与其用《四部丛刊》本或影宋抄本作底本以校其同异，不如用某一《文选》善本作底本，更能显示异文的源流，在引用清代《文选》学者的校勘成果时也显得顺当，较为方便。

《陆机集校笺》虽然不以翻宋刻本或影宋抄本为底本，但作品篇目、分卷、次第均依其旧，庶几略存宋本面目。

下面谈谈笺注的问题。

陆机诗文见收于《文选》者，有李善及五臣注，有《文选集注》中保存的唐人旧注（陆善经、《文选抄》等），个别的还有萧统编集时保留的旧注（如《演连珠》的刘孝标注）。其中最有价值的当然是李善注，《陆机集校笺》尽量加以利用。五臣、陆善经等以及明清和近人《选》学著作中的意见，旁及子部、集部书中言及陆机诗文者，还有当代学者的有关言论，本书也都予以择取。但是利用最多的还是李善注。不过，一般并不照录其原文，而是根据李善注所提供的线索检核原书，标出篇目。李善注所引用的文字有时与今本有异，有的可能是书籍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差别，有的则由于李善引书可能只是节录，甚至有改动原文以合于正文的情况。本书则一般都据今本引录。因此，虽尽量利用李善注，但并不标出李善之名。

更为重要的是，在李善注之外，增加了相当多的补充和说明。李善注虽然富博，但大多只标出处、引原文，今天的读者仍难以透彻理解。也有少数地方李善的理解有误。因此，本书在仔细钻研的基础上，作了许多补充，力求为读者的正确理解提供线索和资料。至于笺注的方式，则仍取李善多引原始资料而少做串讲的做法，整理者以为这样做更适合专业读者的需要，同时可以留给读者较多思考的余地。下面就《陆机集校笺》这方面的工作举一些例子。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自彼河汾，奄齐七政。”这是说自司马昭受封为晋公、晋王，至晋武帝受魏禅而称帝。对于后一句，李善只引《尚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及孔安国（《伪孔传》）“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之语，别无说明。本书的注释，首先是在注“七政”时改引郑玄语以代替《伪孔传》，因为陆机时《伪孔传》尚未出；还有是补引《尚书大传》以及郑玄、马融之语，说明《尚书·尧典》所谓“齐七政”，乃是观察天文以验政事当否之意，具体地说，就是观天文以知受禅是否合乎天意。这样，读者就更能明白陆机用此典故的用意。

《赠冯文罴迁斥丘令》：“有者弁，千载一弹。”此用王吉、贡禹故事，谓二人同心交好，实为难得。李善只注出“王、贡弹冠”。本书则引鲍照《河清颂序》所引孟轲之语：“千载一圣，是旦暮也。”千载之遥，犹如朝暮之近，愈见其事之难得。《庄子·齐物论》云：“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也正是此意。陆机虽未言“旦暮”，但其心中可能有此意，故予以注出，供读者联想、参考。鲍照时代在陆机之后，但他引孟子之语，孟子时代当然早于陆机（鲍照所引，《日知录》以为或是《孟子外篇》）。

以上二例，都是补充李善注，以加深读者对于典故的理解。

《赠冯文罴迁斥丘令》：“阊阖既辟，承华再建。”李善注于上句引《晋宫阁名》：“洛阳城阊阖门。”下句引陆机《洛阳记》，谓承华乃太子宫中门名。他指出上句是说晋惠帝登基，下句是说愍怀立为太子，其说是。但注“阊阖”殊未明了。洛阳城西面北头之门名阊阖，见《洛阳伽蓝记》，而陆机此处所指乃是魏晋时的宫城门，与洛阳城门同名而异实。本书乃引《魏略》及《水经注》，说明魏明帝营治洛阳宫殿，有“阊阖门”之名；又引潘岳《藉田赋》及《杨荆州诔》，说明晋代仍沿用其名。如此，读者对于陆机此处所谓“阊阖”方能有明确的了解。

《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之二：“朝游游层（一作曾）城，夕息旋直庐。”层城，李善未注；吕延济注：“曾，重也。”据吕注，层城即重城、高城之意。但究竟是指何处的高城呢？陆机、顾彦先均在宫禁之中任职，这是说闲暇之时上城游玩吗？本书据陆机《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振缨曾城阿”及潘尼《桑树赋》“倚增城之飞观”等，认为层城当是晋宫城内的楼观名，在太极殿附近。下句李善注指出“直庐”乃直宿之处，本书更引《初学记》《汉书·万石君传》等，说明汉代公卿以下每五日一休沐，得出宫归私邸，其他当直之日皆宿直于宫内直庐，并认为“汉制如此，晋时亦然”。这样，读者当可明了——“层城”或是陆机白天办公之处，“游层城”之“游”，并非游玩，乃是往、赴的意思。魏晋时宫城中是否有名为“层城”的楼阁，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但本书所言，亦非纯为臆说，可供参考。

以上二例，皆补充资料以说明诗中涉及的小地名。

《答贾谧》：“来步紫微。”李善注：“紫微，至尊所居。谓为尚书郎。”其说是。本书征引资料说明紫微乃星垣名，天帝所居，故用以喻帝王宫禁。又引《晋书·天文志》所载晋武帝时星图，谓紫微垣门内有“五星，曰尚书”，并且说明：后汉以来尚书为近臣，职权颇重，其官舍在宫禁之内，故而星图亦有所反映。又引三国时应璩、韦诞所作文，均于言及尚书时便称“紫微”，以与陆机诗印证。如此，读者对诗句及李善注能理解得更为具体。

《答贾谧》：“升降秘阁。”李善注引谢承《后汉书》，并说明：“然秘阁即尚书省也。”《文选集注》引《钞》则曰：“秘阁，即谓为秘书郎时也。”今人亦有认为此秘阁指秘书省者。本书认为将秘阁理解为秘书省，乃狃于后世习惯的称呼，陆机此处所言实指尚书省，李善说是；而李善之意，并非以秘阁为尚书台的代称，而是说陆机这里是指尚书官寺的高阁。秘是“中秘”即宫禁之内的意思。乃引《资治通鉴》胡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予以说明；又引地理书《丹阳记》，说明洛阳宫殿高阁甚多，观阁之间多以复道相通；再引《晋书·纪瞻传》所载纪氏上疏辞尚书所云“升降台阁”之语，与陆机“升降秘阁”句参互并观。于是，陆机此处“秘阁”含义遂可明白无误。这一注解涉及此诗的系年，较为重要。

以上二例补充旧注，皆与所任官职有关。

《挽歌》三首之一：“卜择考休贞，嘉命咸在兹。”此首描写下葬之日种种情景，此二句从择定葬日说起，谓通过占卜决定下葬的日期，占卜结果皆曰此日大吉。李善注引《仪礼·士丧礼》“卜若不从，卜择如初仪”云云，读者不易理解。本书的注，主要说明三点：其一，决定葬日、葬地时，皆先有所定，然后以卜、筮考其吉或不吉，若不吉，则另择而重新卜筮之。其二，李善所引系《士丧礼》，而陆机所述乃“王侯挽歌”，故不甚相匹配。乃据《礼记·杂记》及郑注，说明择墓地时，大夫用龟卜，下大夫与士用蓍筮；择葬日，则大夫与士均用龟卜。陆机所写既是王侯，则当与大夫较匹配，即择日、择地皆用龟卜。而据本诗所描述皆下葬日情景看来，“卜择考休贞”者应是择日。其三，诗云“嘉命咸在兹”，“咸在兹”是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第一种，《礼记·杂记》及郑注反映的是周代情形，后世可能有所变化，或许陆机时代择葬日时，不仅用龟卜，亦兼用蓍筮，故曰“咸在兹”，谓龟卜、蓍筮二者结果皆云此日为吉。如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所说“简辰请日，筮合龟贞”，即兼用二者。王筠时代虽在陆机之后，但至少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后世实际情况不全拘泥于《礼记》等。第二种，据《尚书·洪范》《士丧礼》《白虎通·蓍龟》等，为慎重起见，占卜者不止一人。诸占者皆告吉，故曰“咸在兹”。如此注释，庶几读者对此二句有较明确具体的理解。

《挽歌》三首之三：“侧听阴沟涌，卧观天井悬。”二句以死者口气，写躺卧墓穴中的所见所闻。李善注：“古之葬者于圹中为天象……天井，天象也。……《史记》曰：‘始皇治骊山，以水银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东井，一名天井。’”李善以秦始皇墓中情况为解，缺少普遍性。又举东井（南方朱雀七宿之井宿）以当天井，可能使读者以为诗中“天井”就是指井宿。故本书先引《黄帝占》《荆州占》，说明诗中天井，当非专指某星宿，而是指墓室顶部之藻井，以绘有天象，故曰天井。然后，引考古发掘报告，证实两汉及以后墓室顶部皆有绘画天象者。

以上二例，有关乎制度礼仪。

《吊魏武帝文》：“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李善无注。本书对“台郎”“出”“著作”均加以注释。先引《通鉴》胡注：“晋谓尚书郎为台郎。”陆机此前为中兵郎、殿中郎，皆尚书郎。次引《晋书·职官志》，以明西晋著作郎初属中书，自惠帝元康二年起改属秘书，故陆机作此吊文时为秘书著作郎。复引《唐六典》“自是秘书寺始外置焉”之语，说明惠帝时秘书寺在宫禁之外，故陆机云“出补著作”。但《晋书·华峤传》载峤“转秘书监……寺为内台”，似与《唐六典》“外置”之语矛盾，乃释之曰：“峤卒于元康三年，此所云‘寺为内台’，当是惠帝初置秘书监时事，后乃外置。”

《辩亡论》上：“（刘备）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笼之战，孑轮不反。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濡须之寇”指魏军入侵。李善注云：“《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沉溺者数千人。’”实误。濡须（今安徽无为北）为魏、吴必争之地，交战不止一次。李善所言，乃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亲率大军南侵的那一次，而陆机这里所述，在吴大破蜀军、刘备病死之后，时当黄初三年至四年（222—223），曹仁南侵被朱桓击败而溃退，是另外一次。本书纠正了李善之误。“蓬笼之战”，《三国志》所载只有一次，亦即李善注所云：“《魏志》曰：‘张辽之讨陈兰，别遣臧霸至皖讨吴，吴将韩当逆战于蓬笼。’”但该次战役据《资治通鉴考异》所考，在建安十四年（209），与陆机这里所述时代也不相吻合。本书指出陆机所说应是《三国志》所载黄武七年（228）陆逊大破曹休于石亭的那次战役。根据是：考《通鉴》胡注以及宋、明、清地志，可知石亭、蓬笼相去甚近（在今安徽潜山北）。因此陆机所说“蓬笼之战”，应就是此次战斗。

以上二例，补充或纠正旧注，皆有关于史事之考订。

《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注“缘情”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其言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杜预注：“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孔疏：“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可见，古人并不判分情、志为二。但自朱自清先生《诗言志》之后，论者往往区而别之，认为凡说“言志”则多与政教有关，并且将陆机“缘情”之语视为与“言志”相对立的诗学主张。本书整理者不取其说，曾作《言志与缘情辨》专论其事，但本书笺释不宜展开辨诘，故仅于引李善注之后，加按语云：“情、志均有‘心之所思所感’之意，故善注云。”至于“绮靡”一语，今人所释亦颇纷纭，本书皆不取。李善注：“精妙之言。”明而未融。本书引汉晋间若干用例及《广雅》所释，云：“绮、靡二字均有美好、美丽义，平列合为一语，上下同义，且为叠韵。其语当自汉魏辞赋诗歌所多见之‘猗靡’一语而来。”

《文赋》：“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必”字李善未有说解，今人有的解为必须、必要[2]，则此二句意为必须模拟古人而求其似，求其合。此解与上下文显然不能贯通。只有钱锺书先生明确指出：此“必”字乃假设语气，即“如”“若”之义，且举书证云南宋文家已失其解。[3]本书即用此解，不过因吴昌莹《经词衍释·补遗》“必”字下已有“若”义，故注释中引用吴说。

以上二例，补充旧注，阐释关键词语。

《君子行》：“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李善注：“言祸福之有端兆，故天损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辞；人益之来，非己所求，故受之可为欢也。”按：李注未谛。二句互相补足其义。言损益之由乎天命者，人无所措其智力，故不可辞亦不可求，不足悲亦不足喜，唯安之而已；损益之牵乎人事者，自己可以参与其间，故可辞亦可求，足悲亦足喜，应当尽力以为之。此诗大意，谓人道艰难危险，但祸福常有征兆，并非无端而至，君子不可过于自信，而应当明察其兆头，防患于未然。此二句将损益分为天意与人力，正承上而言，谓祸福既有征兆，则君子当可尽人事，努力避祸趋福，辞损求益。

《演连珠》第八首：“臣闻鉴之积也无厚，而照有重渊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视周天壤之际。”李善未串讲大意，刘孝标注云：“镜质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视，以其精明也。”吕向注与之同。按：陆机说的是镜之“累积”无厚度，不是说镜本身薄；说的是目之照察有边际（即视野有限），不是说眼睛小，故刘注不惬。陆机之意，谓镜无容积，只能受虚影而不能纳实物，却能照彻极深；目察有限，不能看见视野以外，却能看到极远。为何能够这样？因为它们是以内在之精神而不是以形器应接事物，从而说明君主应待人以诚，而不是徒然施以物质的恩赏。故本书注云：“镜之纳物，乃物之虚像，故屡照屡纳而累积之，犹无厚也。非如一般容器之纳实物，然而可照重渊之深。”又云：“谓目之视物，其视野虽有涯畔，然所见极为深远。”按：道家典籍如《文子》《庄子》都以镜之虚、镜之应物而不藏物为贵，以为圣人之用心应当如此。陆机《演连珠》第三十五首亦云“镜无畜影，故触形即照”，比喻应当“虚己应物”。而此首则以镜之不能积蓄容藏言其形器有限。这也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谓比喻之二柄。

以上二例，纠正旧注理解文意之不确。

总之，陆机诗文载于《文选》者数量较多，李善等所作注释应该充分利用，但首先必须细读文本，对原文和注释都认真思考领会，务求透彻，这样就会发现，李注虽然精善，但也不是没有可以商榷之处，不是尽善尽美、全无缺陷，就今天读者的需要而言，更有应该增补资料予以细化深化之处。正是在这些方面，《陆机集》的笺注尚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陆机集笺注》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至于《陆机集》中未收入《文选》的不少诗文，包括徐民瞻本未收、辑佚所得的各首以及陆机的专著，没有旧注可以依傍，本书也广搜资料，力求给以翔实的解释。其中有的对于陆机研究较为重要，例如《行思赋》，整理者根据《水经注》所载佚文，得知陆机此次南行的路线，从而判断陆机为吴王郎中令时并未如有的研究者所云前往淮南，而是自洛阳直接归返吴地。有的作品笺释难度颇大，如《漏刻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古代科技方面的一些知识，整理者亦知难而上，将赋中描述的漏刻的形制、原理、作用等，尽力作出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校笺《陆机集》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到：方今电子检索的运用，为古籍整理带来了前人难以想象的莫大的便利，而同时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和任务，因为我们理应在充分尊重和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先进的工具，获得超越前人的成果。怎样才能达到这目的呢？笔者感到，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因工具的发达而降低对于自己学养的要求。阅读古籍的基本功夫、对于古代文史知识的掌握和熟稔，仍然极端重要。古人作品可能涉及的面非常广阔，我们了解、掌握的知识越多，就越利于做好古籍整理的工作。笔者自知在文史修养方面，欠缺还很多，因此《陆机集校笺》仍可能存在种种问题，希望学者们和广大读者给予指教。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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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刘明《发现“宋本”陆机集侧记》，《国学茶座》2016年第2期。

[2] 见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所引李全佳、徐复观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3]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98、353—354页。